《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明代文学家杨慎在四川泸州创作的一首词。全词基调慷慨悲壮，读来只觉荡气回肠、回味无穷，平添万千感慨在心头。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原文、翻译及赏析，欢迎查看。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朝代：明代
作者：杨慎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译文
滚滚长江向东流，多少英雄像翻飞的浪花般消逝。不管是与非，还是成与败（古今英雄的功成名就），到现在都是一场空，都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消逝了。当年的青山（江山）依然存在，太阳依然日升日落。在江边的白发隐士，早已看惯了岁月的变化。和老友难得见了面，痛快地畅饮一杯酒，古往今来的多少事，都付诸于（人们的）谈笑之中。
注释
①淘尽：荡涤一空。
②渔樵：此处并非指渔翁、樵夫，联系前后文的语境而为动词：隐居。此处作名词，指隐居不问世事的人。
③渚（zhǔ）：原意为水中的小块陆地，此处意为江岸边。
④蓦（mù）：愿意为上马、超越，此处意为“突然”。
⑤在廿一史弹词第三段《 说秦汉》中，原文共11句，因为受各影视、文学、音乐等作品（主要是三国演义）的影响，广为流传的是前四句。
鉴赏
这是一首咏史词，借叙述历史兴亡抒发人生感慨，豪放中有含蓄，高亢中有深沉。从全词看，基调慷慨悲壮，意味无穷，令人读来荡气回肠，不由得在心头平添万千感慨。在让读者感受苍凉悲壮的同时，这首词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作者试图在历史长河的奔腾与沉淀中探索永恒的价值，在成败得失之间寻找深刻的人生哲理，有历史兴衰之感，更有人生沉浮之慨，体现出一种高洁的情操、旷达的胸怀。读者在品味这首词的同时，仿佛感到那奔腾而去的不是滚滚长江之水，而是无情的历史；仿佛倾听到一声历史的叹息，于是，在叹息中寻找生命永恒的价值。
滚滚长江，汹涌东逝，不可拒，不可留。浪花飞溅，千古英雄在个中湮没不闻。对也罢，错也罢；成也好，败也好，功名，事业，一转眼的工夫就随着江水流逝，烟消云灭，不见踪影。只有青山仍旧矗立眼前，看着一次又一次的夕阳西下。
在这凝固地历史画面上，白发的渔夫、悠然的樵汉，意趣盎然于秋月春风。江渚就是江湾，是风平浪静的休闲之所。一个“惯”字让人感到些许莫名的孤独与苍凉。幸亏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酒逢知己，使这份孤独与苍凉有了一份慰藉。“浊酒”似乎显现出主人与来客友谊的高淡平和，其意本不在酒。古往今来，世事变迁，即使是那些名垂千古的丰功伟绩也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且谈且笑，痛快淋漓。多少无奈，尽在言外。
“长江”、“逝水”、“浪花”、“英雄”、“青山”、“夕阳”、“渔樵”、“江渚”、“秋月”、“春风”、“浊酒”，意境高远而淡泊。衬托这些意象的还有“滚滚”、“淘尽”、“转头空”、“依旧在”、“几度”、“惯看”、“喜相逢”、“笑谈”这些生动的字眼，给这首词宁静的气氛中增加了几份动感。
长江裹挟着浪花奔腾而去，英雄人物随着流逝的江水消失得不见踪影。“是非成败转头空”，豪迈、悲壮，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含着高山隐士对名利的淡泊、轻视。既是消沉的又是愤慨的，只是这愤慨已经渐渐没了火气。面对似血的残阳，历史仿佛也凝固了。“青山依旧在”是不变，“几度夕阳红”是变，“古今多少事”没有一件不在变与不变的相对运动中流逝，从“是非成败”的纠葛中解脱出来，历尽红尘百劫，太多的刻意都可以抛开，太复杂了倒会变得简单，在时、空、人、事之间的感悟中，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苏东坡也写过“赤壁怀古”，用的是《念奴娇》词牌，起首就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杨慎并非有意给三国的故事写开场白，可是说到无情历史和千古英雄的时候竟然产生不谋而合的感触。即使明代的杨慎受到宋代苏轼的影响，那也一定是怀着深深的同感，不仅限于字句修辞的模仿。
杨慎之所以能够以这样高远而深邃的眼光看待历史，产生出这样令人触痛的感慨，写下这样气度宏阔的词篇，跟他的个人身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明代文人中，杨慎的才气学识与悲剧命运都是令人称奇的。他的父亲是太子的老师，家境优越，他24岁就中了状元，春风得意，成了众口一词赞美与羡慕的蜀中才子。然后为官十年，只是因为多说了几句话，触犯了“龙颜”，让皇帝不高兴，杨状元和他的众多位同事在宫门外被剥掉裤子和尊严，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然后谪戍边关，在当时边远而落后的云南度过了人生中宝贵的35年。
江山永恒，人生短暂。杨慎愈老愈深悟这一点。
杨慎的这首《临江仙》数百载之后，犹自慷慨激昂。淡语深刻，绝非一般的文字技巧所能达到，但又非要凭借举重若轻，漫不经意似的文字功力不可。这或许就是所谓“技进乎艺，艺进乎道”的境界。
杨慎不是生来命运多舛，而是曾经那样春风得意——宦家子弟，高中魁首，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富贵家学，生而拥有；功名爱情，唾手可得。然而一切的一切在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再想回到从前平静的生活，再想回到美丽的故乡，已经不可能。
天赋的才华加之别样的人生经历，使得他拥有更加深刻的人生感悟，使他的词更加体现出淡语深刻，举重若轻的浑然大气。
历史固然是一面镜子，倘若没有丰富的甚至是痛苦的残酷的人生体验，那面镜子只是形同虚设，最多也只是热闹好看而已。正因为杨慎的人生感受太多太深，他才能看穿世事，把这番人生哲理娓娓道来，令无数读者产生心有戚戚的感觉。
既然“是非成败”都如同过眼烟云，就不必耿耿于怀、斤斤计较；不如寄情山水，托趣渔樵，与秋月春风为伴，自在自得。作者平生抱负未展，横遭政治打击。他看透了朝廷的腐败，不愿屈从、阿附权贵，宁肯终老边荒而保持自己的节操。因此他以与知己相逢为乐事，把历代兴亡作为谈资笑料以助酒兴，表现出鄙夷世俗、淡泊洒脱的情怀。
无论过去，当下，还是以后，追逐名利似乎总是一些人的生存方式，然而名缰利锁又往往令人痛苦不堪，难以自拔。
感悟生命的本质不一定要自己经历痛彻入骨、心力交瘁的苦难，借鉴别人的人生感悟有时候也会使人们豁然开朗。
当然要建功立业，当然要展现英雄气概，当然要在无情的流逝中追求永恒的价值。但是既要拿得起，进得去；还要放得下，跳得出。要想看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清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和可能起到的作用，深度和远见都必须在生活中不断磨炼。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任凭江水淘尽世间事，化作滔滔一片潮流。历史总要不断地向前推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逝者如斯，谁也留不住时光的脚步。可是人们却不甘就这样顺其自然，随波逐流。
青山不老，看尽炎凉世态；佐酒笑语，释去心头重付。任凭江水淘尽世间事，化作滔滔一片潮流，但总会在奔腾中沉淀下些许的永恒。
与人生短暂虚幻相对的是超然世外的旷达和自然宇宙的永恒存在。宇宙永恒，人生有限，江水不息，青山常在。
词的开首两句令人想到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和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一去不返的江水比喻历史的进程，用后浪推前浪来比喻英雄叱咤风云的丰功伟绩。然而这一切终将被历史的长河带走。“是非成败转头空”是对上两句历史现象的总结，从中也可看出作者旷达超脱的人生观。“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青山和夕阳象征着自然界和宇宙的亘古悠长，尽管历代兴亡盛衰、循环往复，但青山和夕阳都不会随之改变，一种人生易逝的悲伤感悄然而生。下片展现了一个白发渔樵的形象,任它惊骇涛浪、是非成败,他只着意于春风秋月，在握杯把酒的谈笑间，固守一份宁静与淡泊。而这位老者不是一般的渔樵，而是通晓古今的高士，就更见他淡泊超脱的襟怀，这正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
全词似怀古，似物志。开篇从大处落笔，切入历史的宏流，四、五句在景语中富哲理、意境深邃。下片则具体刻画了老翁形象，在其生活环境、生活情趣中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从而表现出一种大彻大悟的历史观和人生观。
创作背景
嘉靖三年（1524年），当时正任翰林院修撰的杨慎，因“大礼议”受廷杖，削夺官爵，定罪为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杨慎到达云南以后，并没有因为被谪戍而消沉，而是经常四处游历，观察民风民情，还时常咏诗作文，以抒其怀。杨慎在云南度过了三十几年，经常来往于博南兰津、苍洱金碧、临阿迷、澄江嵩明之间，足迹几乎遍布云南。杨慎每到一地都要与当地的读书人谈诗论道，留下了大量诗篇。
据研究，杨升庵在35年的放逐生涯中，先后七次回川，“往复滇云14回”，路过泸州15次。《临江仙》初稿写于泸州（江阳），灵感产生于泸州码头[9]。同时也是作为《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而作。
作者简介
杨慎（1488～1559年）明代文学家，字用修，号升庵，后因流放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杨廷和之子，汉族，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嘉靖三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贬谪以后，特多感愤。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著作达百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
人物生平
蟾宫折桂
杨慎生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初六日（12月8日）。为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他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出生于书香门第，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岁时，杨慎的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十一岁时，就会写近体诗。十二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复命拟《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自矜谓：“吾家贾谊也”（陈文烛《杨升庵太史年谱序》）。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问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写诗云：“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他十三岁时，就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内阁首辅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并称杨慎为“小友”。
杨慎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的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杨慎终于在正德六年（1511年）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此，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后因母亲去世而回乡守丧，服丧完毕后又出任翰林修撰。
移疾求退
杨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艰辛的。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明武宗朱厚照不理朝政，喜欢到处游玩。针对朱厚照荒诞的行为，杨慎不避斧钺，敢于犯颜直谏，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朱厚照“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朱厚照根本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杨慎目睹民不聊生，国事日非，实在气愤不过，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逆鳞廷杖
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照驾崩。因朱厚照无子，经张皇后及杨慎父亲杨廷和商议，便由其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授杨慎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
嘉靖二年（1523年），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充纂修官。
杨慎利用给朱厚熜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朱厚熜。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朱厚熜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杨慎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朱厚熜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朱厚熜听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讲书。杨慎因性格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
特别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突出表现出杨慎的“叛逆”风骨。当时朱厚熜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朱厚熜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当时，张璁、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睿宗（兴献王朱祐杬），德高望重的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为此，杨廷和被迫辞官归里，杨慎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对此，刚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气，他一意孤行，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慎“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朱厚熜更加震怒，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杨慎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
流放滇南
杨廷和在朱厚照驾崩、朱厚熜未至时，曾总揽朝政共三十七日，他裁撤许多冒滥军功的官员。至杨慎被贬后，被裁撤的挟怨者招募了一些亡命之徒在路上埋伏，要伺机杀害杨慎。杨慎知道后，一路小心防备，到临清县时这些人才散去。他扶病上路，骑马走了近万里，非常疲惫，等抵达永昌卫时，险些无法病愈。
杨慎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仍然奋发有为，不肯向邪恶势力屈服。他路经湘西，想起了被楚怀王放逐的屈原，情不自禁地哼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贵州，他想起了流放夜郎（今桐梓县）的李白，感叹“我行更迢递，千载同潜然”（《恩谴戌滇纪行》）。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为白族修史。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骨。他在永昌看到“背日而开，与蜀葵相反”的唐婆镜花，就慨叹葵花向日，固然是忠臣的象征；唐婆镜花背日而开，应是诤臣的表现。诤臣往往受到诌媚佞臣的排挤和诬害，无耻小人又经常乔装成向日蜀葵，使人忠奸难辨，真假难分。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嘉靖五年（1526年），杨廷和患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视，杨廷和非常高兴，病也就好了。杨廷和病愈后，杨慎又返回永昌。听说寻甸的安铨、武定的凤朝文作乱，便率领家僮和步兵一百多人，快速赶到木密所，与副使张峩用计击破叛军，平定叛乱。
嘉靖八年（1529年），杨廷和在新都去世，年七十一。杨慎请求巡抚欧阳重替他请命回乡葬父，获准后赶回新都治丧。此后，或暂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或停留于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
朱厚熜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朱厚熜才稍觉宽慰。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纵酒自娱，游历名胜。《乐府纪闻》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朱厚熜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
杨慎年近七旬时，曾返回泸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抚派四名指挥将其押解回永昌。
卒于戍所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六日（8月8日），杨慎在戍所逝世，时年七十二岁。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勉励后人。杨慎去世后，当时巡抚云南的右副都御史游居敬命人为其殡殓入棺，还葬故乡新都。
嘉靖四十年（1560年）冬，杨慎附葬于父杨廷和墓旁。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追赠杨慎为光禄寺少卿。明熹宗天启（1621年—1627年）年间，追谥‘文宪“。
主要成就
文学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谪滇时，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所作的《江陵别内》表现别情思绪，深挚凄婉。
他临终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
他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观刈稻纪谚》中托老农之语，说“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而仍然不得温饱的贫苦生活。其他如《宝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类作品。
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他叙写云南风光，描绘祖国山河，颇有特色。《海风行》写了下关的风：“苍山峡束沧江口，天梁中断晴雷吼。中有不断之长风，冲破动林沙石走。咫尺颠崖迥不分，征马长嘶客低首。”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而《龙关歌》：“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写洱海夜色，渔舟灯火，月映水波，细腻清新。当他来到有川南胜景之称的西昌泸山，看到这里的美景与火把节的盛况后，在此吟出了名句《夜宿泸山》：“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此外，杨慎又有描述、歌颂历史英雄、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
杨慎在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能别张垒壁。他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诗歌风格。如《滇海曲》12首、三峡《竹枝词》9首，描绘山川风情，颇得乐府遗韵。他的《垂柳篇》，深具初唐风范。《于役江乡归经板桥》：“千里长征不惮遥，解鞍明日问归桡，真如谢姚宣城路，南浦新林过板桥。”抒发行役倦苦的情怀，情致绵细，别出新境。杨慎又广为采揽“桑间濮上”的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
杨慎对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如（浪淘沙）“春梦似杨花”一首，描写细润，言辞华美流畅。散曲（驻马听）《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意境优美，记叙细微。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他的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汉杂事秘辛》事皆淫艳而言辞端雅，不见鄙秽。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规劝正德皇帝“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以“古之圣人必谋于众”相谏诫，情挚意切，时婉时激。他的《新都县八阵图记》、《碧峣精舍记》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另外他还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记》、《太和记》、《割肉遗细君》等杂剧。
《谭苑醍醐》八卷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
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儒学
·揭示理学和心学都存在的弊端
杨慎说：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故高远之弊，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于（而效）小，学而无用，世以俗学以之。
“尊德性而道问学”，本为《中庸》所谓，但宋儒中，朱熹主张以究理问学为主，提倡研读经传，一依圣贤遗教去做，有偏重于“道问学”的倾向，陆九渊讥评其支离破碎；陆九渊主张学者从经典中解脱出来，求诸本心，认为“学苛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有“尊德性”的倾向，朱熹斥责其尽废讲学。自南宋朱、陆相争以来，两家之学渐成水火之势，“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这对儒学发展影响甚大，诚如程敏政所说：“朱、陆之辨，学者持之至今。…其流至于尊德性、道问学为两途，或沦于空虚、或溺于训诂，卒无以得真是之归。此道所以不明不行。”
杨慎在这里则对朱、陆都进行了批评，指出陆学之弊在于“以空索为一贯”，趋简凭虚而入于禅，“学而无实”；朱学之弊在于“以杂博相高”，遗本溺心而流于俗，“学而无用”。在他看来，“经学之拘晦，实自朱始”，“新学（此指象山心学）削经铲史，驱儒归禅”，两者对学术风气和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样，杨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学。
对于当世流行的“道学”（即理学）和“心学”，杨慎亦持全面否定态度。他说：“道学、心学，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无高远亢（言）妙之说，至易而行难，内外一者也。被之所行，颠倒错乱，于人伦事理大戾。顾巾衣诡服，阔论高谈，饰虚文美观而曰：吾道民、吾心学，使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琢磨，以求所谓禅悟。此其贼道丧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乱民之俦，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学、心学之有？”他认为儒学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内外一者也”，但承袭宋儒之学风而流行于明世的所谓“道学”、“心学”，尽管名称不一，形式有异，而其实都是只知“阔论高谈”、“虚饰文词”，只说不行，“教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着摸”的空洞无用之物。其恶果，一是欺世，二是乱民，故皆为“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如此之“道学”、“心学”，根本背离了儒学的基本精神。
·指出心学“削经铲史，逃儒归禅”，又点示理学同禅学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其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颐“活泼泼地”之类的话就是以佛家语录入章句，他说余尝评之曰：《说文》之解字，《尔雅》之训诂，上以解经、下以修辞，岂不正大简易。……至宋时，僧徒陋劣，乃作语录；儒者亦学僧家作语录……欲求易欲，反为难知；本欲明经，适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简，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说，道理之谈，辞达意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这里所说的“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是陈献章（白沙心学）所为。可见，在杨慎看来，“学禅家”而导致儒学之“理”难知，圣道几晦，实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通病。
此外，杨慎认为，庄子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乃切要之言，丘长春所谓“世间之事尚不能究，况天下之事乎”乃正论。而邵雍、朱熹论天则是强不知为知，实为“妄说”。他说：“古论天文者，宣夜周髀浑天之书，甘石洛下闳之流，皆未尝言。非不言也，实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之真面目欤？且圣贤之‘切问近思’，亦向必求知天下之事耶？”他还对宋儒鬼神之论予以批判，指出朱熹对《中庸》所谓“鬼神为德”之解有悖儒家作书之旨，曰：“宋儒解‘鬼神’二字，支离太甚，既以‘二气’言，又以‘造化’言；……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则有形有声，视之可见，听之可闻矣，岂不与《中庸》背驰矣？且《中庸》一书，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虚地文字，又岂子思作书之旨乎？……故朱子引程、张‘二气’、‘良能’、‘造化之迹’诸说，移以解《易》之‘鬼神’则可，解《中庸》之‘鬼神’则不可。”所以，杨慎讥笑宋儒“杂博”、“支离”、“割裂”，如同“伎儿之舞迓鼓”，既“无古人之学，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学官衙鼓节也”。如此，不流入禅，借助于佛家之言以装饰门面，又怎么可能呢？
·对阳明心学有所批判
杨慎借云南副使陈梦祥《六经》“一字一义皆圣贤实理之所寓，实心之所发”的话，职责陈献章“六经皆虚”论实“非圣人之蕴”，乃“佛者幻妄之意”。他说：“儒教实，以其实天下之虚；禅教虚，以其虚天下之实。陈白沙诗曰：‘六经缘在虚无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禅教也，岂儒家之学哉！”杨慎更怒斥王阳明为“霸儒”、“儒枭”，批评其以儒为表、以佛为里，证性见心、“驱儒归禅”，背叛了儒家的经义，说：“迩者霸儒创为新学，削经划史，驱儒归禅，缘其作俑，急于鸣俦， 俾其易人，而一时奔名走誉者，……靡然从之。”他又寓庄于谐地对人们何以会对阳明心学“靡然从之”作了分析，引其友之语道： 余友蒋兆晕芝善戏语而有妙理，尝论讲学之异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说，久厌听闻，‘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说一出，新人耳目。如时鱼鲜笋，肥美爽口，盘肴陈前，味如嚼冰，蚁而厌饫，依旧是鹅鸭菜疏上也。又如真旦看厌，却爱装旦；此北《西厢》听厌，乃唱南《西厢》。观听既久，依旧是真旦、北《西厢》出也。公多与辩，但徐徐俟之。”
·对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批判最多、最烈
杨慎不仅从学术、思想的诸多方面批评朱熹，如在《陈同甫与朱子书》中讥朱熹自立门户，在《文公著书》中责朱熹“违公是远情”，在《俗儒泥世》里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颠书》中批评朱熹文学艺术上的失误，在《圣贤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学上的纰漏。如何等等，难以详述，而且，他更一针见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学“失之专”，“失之专者，一骋意（己）见，扫灭前贤”，用其自己的理学思想来诠释儒家经典，否定汉唐诸儒经说，以确立其自己的思想权威，而后儒不察，‘失之陋’，‘失之陋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高者谈性命，祖宋人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这必然要导致“经学之拘晦”。
在《云南乡试录序》中更揭示阳明集心学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诸说造成了明代中后叶知识界的空疏浅陋，谓：“今士习何如哉！其高者凌虚厉空，师心去迹，厌观理之烦，贪居敬之约，渐近清谈，遂流禅学矣。卑焉者则掇拾丛残，诵贯酒魂，陈陈相因，辞不辨心，纷纷竞录，问则口，此何异叟诵诗、阍寺传令乎？究高者既如此，卑论者又如此，视汉唐诸儒且恧焉，况三代之英乎！”
著述
杨慎一生刻苦学习，勤于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学家。他不仅对经、史、诗、文、词曲、音韵、金石、书画无所不通，而且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如他任翰林时，明武宗朱厚照问钦天监及众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众张口结舌，无以对答，独杨慎从容对曰：“柳星也”，并历举《周礼》、《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加以说明。他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不为尊者讳。他在长期流放中，仍然“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史.杨慎传》）。在云南永昌边塞荒凉地区，尽管图书资料奇缺，升庵仍嗜书成癖，“书无所不览”，经常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明史.何孟春传》）他认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二是依靠“载籍”，从别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因此，他不仅刻苦读书，手不释卷；而且每到一处，就对当地风俗民情进行调查了解，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从亲身经历与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知识。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仅凭自己苦学、实践、记忆，在滇南时就写出了不少笔记、选本以及许多注释性书籍。如《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慎候记》、《南中志》、《滇载记》、《记古滇说》等书。据《升庵杨慎年谱》的记载，杨慎平生著作有四百余种。所以，《升庵外集》序称：“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本传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书法
杨慎工于书法，王世贞《国朝名臣遗墨跋》称杨慎“以博学名世，书亦自负吴兴（赵孟頫）堂庑”。朱昌颐《跋杨升庵诗扇》也说：“书法尤超迈绝伦，至今滇南尚多留刻”。其书论主要见于《墨池琐录》、《升庵书品》、《法帖神品目》等。
绘画
杨慎亦善写兰。王文治《杨升庵画兰长卷跋》称：“杨升庵画兰卷子（长至四丈），疏密反侧，朝烟晚露，皆能毕肖其形。”其画论有《升庵画品》、《名画神品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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