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伶官传序》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史论。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伶官传序原文翻译及赏析，欢迎阅读！
伶官传序原文
朝代：宋代
作者：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译文
唉!国家兴盛与衰亡的命运，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由于人事吗?推究庄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人说晋王将死的时候，拿三支箭赐给庄宗，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持建立起来的；契丹与我订立盟约，结为兄弟，他们却都背叛晋而归顺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憾；给你三支箭，你一定不要忘记你父亲的愿望。”庄宗接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庙里。此后出兵，就派随从官员用猪、羊各一头祭告祖庙，请下那三支箭，用锦囊盛着，背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
当庄宗用绳子捆绑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着梁君臣的首级，进入太庙，把箭还给先王，向先王禀告成功的时候，他意气骄盛，多么雄壮啊。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个人在夜间呼喊，作乱的人便四方响应，他仓皇向东出逃，还没有看到叛军，士卒就离散了，君臣相对而视，不知回到哪里去。以至于对天发誓，割下头发，大家的泪水沾湿了衣襟，又是多么衰颓啊。难道是得天下艰难而失天下容易吗?或者说推究他成功与失败的事迹，都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招来损害，谦虚得到好处。”忧虑辛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闲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因此，当庄宗强盛的时候，普天下的豪杰，都不能跟他抗争；等到他衰败的时候，几十个伶人围困他，就自己丧命，国家灭亡，被天下人讥笑。
人生中的祸患常常是从细微的事情中积淀下来的，人的智慧和勇气常常被自己所溺爱的事物所困，难道只有宠爱伶人才会这样吗?
注释
伶官：伶，戏子，或唱戏杂技演员，现代的娱乐人员。伶官：宫庭里供统治者娱乐表演的人物。可见封建朝代不思于民生，不思于进取，奢华淫乐而痛失天下！伶官尚能使天下易主，可见不居安思危之害！
理：道理。
岂：难道。
人事：指政治上的得失。
原：推究，推其根本，形容词用作动词。
世言：世人说。
以：把。
立：即位。
其：语气副词，表示期望、命令的语气，一定。
乃：你的。
庙：太庙，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
从事：这里指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
少牢：祭品，用一猪一羊。牢，祭祀用的牲畜。
锦囊：丝织的袋子。
前：在前。
负：背负。
及：等到。
凯：凯歌，打胜仗时所奏的曲子。
旋：归，回。
方：正在。
系：捆绑。
组：丝编的绳索，这里泛指绳索。
函：匣子，名词用作动词，指用匣子装。
仇雠：“雠”与“仇”同义，仇敌。
一夫：一个人。
仓皇：急急忙忙的样子。
及：等到。
断发：把发髻割下扔在地上，表示甘愿掉脑袋。
抑：还是。
本：探求，考察。
书：《尚书》，儒家经典著作。
兴：使……兴旺。
逸豫：安闲快乐。
迹：迹象。
举：全，所有的。
莫：没有人。
忽微：极细小的东西。
所溺：沉溺迷恋的人或事物。
赏析1
这篇文章是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序。文章总结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后失天下的历史教训，阐明了国家盛衰取决于人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讽谏北宋统治者力戒骄奢，防微杜渐，励精图治。
本文共四段，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提出盛衰由于人事的论点，并提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这一立论的根据。
文章以“呜呼”的感叹突兀而起，一起笔就发出对历史的深沉感慨。接着用转折关系的反问句，强调人事的作用，提出中心论点：盛衰之理，由于人事。这一叹一问，一退一进，不仅使论点醒人耳目，而且为全文定下了叹惋的基调。接着点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说明立论的历史根据。“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这一“得”一“失”，与论点中的一“盛”一“衰”相应，并领起下文。
第二部分（第二、三段），论证中心论点。
第二段承上叙事，详述庄宗接受并执行晋王遗命的事例。
上段既然提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可以为证，这段接下来自然先写得天下的情况。关于庄宗得天下的过程已经写入《新五代史》中的《唐本纪》，此处再写未免重复，也造成文势的拖沓，而且不合序论的体制，所以这一段选用了“晋王三矢”的故事。这一故事属于传说，不能确定为史实，因此，包括《新五代史》在内的正史均未收入。但这个故事在当时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阙文》中对此做了记载。这个故事生动而又有典型意义，能给人以新鲜感，其精神也符合晋王和庄宗的情况，所以欧阳修把它选入文中。为了慎重，在前面加了“世言”二字。这一故事是中心论点的主要例证，是支撑中心论点的有力论据，也是下文议论的依据。
这一段以“三矢”贯穿前后，分两层来写。第一层是庄宗接受遗命，先写晋王赐三矢，次写晋王遗命，详细交待赐矢原因，再写庄宗将三矢“受而藏之”；第二层是庄宗执行遗命，写庄宗出师、征战以三矢励志，大告成功，还三矢于先王。其中着力写庄宗对三矢的恭谨态度。从庄宗“受而藏之于庙”，以及“其后用兵”的举动，可以看出他接受遗命，矢志复仇的决心和意志，这正是他得天下的原因。“受”“藏”“遣”“告”“请”“盛”“负”“驱”“纳”等词，描绘出庄宗忠实执行父命的形象，概括了庄宗全盛时期的征战情况，体现了庄宗的“忧劳”，突出了“人事”的作用，这就为下面的议论做了准备。这一段叙事语势比较平缓，没有任何议论，但却寓论点于叙事之中，以叙事论证了论点，与第一段的“盛”和“得天下”相照应。全段叙事欲抑先扬，为下文写“抑”张本。
第三段转而议论，评论庄宗的盛衰，阐明中心论点。
这一段由叙事转入议论。先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赞叹庄宗的成功，用“意气之盛”回应文章开头的“盛”字和“得天下”三字，并顺承第二段的叙事；继而慨叹他的失败，用“何其衰也”回应文章开头的“衰”字和“失之”二字，并转承第二段的叙事。这一大起而至大落的转折，将庄宗极盛和极衰的两种情形作了极强烈的对照。同是一个人，由“盛”转“衰”，变化如此巨大、鲜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下面连用两个设问句，前一句以反问的形式否定“得之难而失之易”的说法，后一句强调成败得失“皆自于人”。这样设问既引人深思，又寓结论于疑问之中。接着引《尚书》中的话作答，并顺势从中引申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这就对庄宗的“成败之迹”做了概括，点明了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说明“盛”“衰”异时，截然相反，本源在于“人事”，与开头提出的论点相照应，是论证所得的结论，揭示了所谓“人事”的内涵。
第三部分（第四段）进一步议论，引出教训，总结全文。
本来行文到第二部分，论点已得到证明，似乎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又进一步议论。用“故”字承接上文，再次评论庄宗的盛衰，以“莫能与之争”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引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的教训，得出具有更普遍意义的结论，强调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仅限于溺爱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于声色犬马的逸乐之中，忘记忧劳兴国的至理，同样会导致身死国灭的下场。作者在这里含蓄地批评朝政，讽谏北宋统治者不要忘记历史教训，意味十分深长。这就使事理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更具有普遍性。
赏析2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创作背景
欧阳修进入政界后，正是北宋王朝开始由盛到衰的时期，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越来越令人不安。到了仁宗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屡败宋军。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敝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担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 《旧五代史》 又 “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 《新五代史》。
欧阳修关心国计民生，忧国忧民，倡导革新他崇尚儒家的尚实致用思想，关心时事，积极入世，坚决反对佛教思想，极力抨击佛教的危害。他有胆有识，奋发上进，为国家和民族想有所作为。欧阳修反对屈辱苟安，不修武备，力主加强战备，改革时政。面对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欧阳修作此序是为了希望宋朝统治者以史为鉴，告诫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励精图治，不应满足表面的虚荣，以期引起统治者的警惕。
作者简介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政治上曾支持过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张，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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