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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译文
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复兴王业不能偏安一方,所以他才把征讨曹贼的大事托付给我。凭着先帝的英明来衡量我的才干,固然他知道我去征讨曹贼,才能差,而敌人强。但是不征伐曹贼,他所创建的王业也会丢掉,只是坐着等待灭亡,哪里比得上去讨伐敌人呢?因此先帝毫不迟疑地把讨伐曹贼的事业托付给我。我接受遗命以后,每天睡不安稳,吃饭不香。想到为了征伐北方的敌人,应该先去南方平定各郡,所以我五月领兵渡过泸水,深入到云南及四川南部地区作战,两天才吃一顿饭。不是我自己不爱惜自己,只不过是想到蜀汉的王业绝不能够偏安在蜀都,所以我冒着艰难危险来奉行先帝的遗意。可是有些发议论的人却说这样做不是上策。如今曹贼刚刚在西方显得疲困,又竭力在东方和孙吴作战,兵法上说要趁敌军疲劳的时候向他进攻,而现在正是进兵的时候。我恭敬地把一些情况向陛下陈述如下:
高祖像日月一样英明,谋臣们智谋渊博深远,却是经历过艰险,受过创伤,遭遇危难以后才得到安全,现在陛下未韶赶得上高祖,谋臣不如张良、陈平,却想采用长期相持的策略来取得胜利,安然平定天下,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一点。
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在谈论如何才能安全、提出种种计谋时,动不动就引用圣贤的话,满腹都是疑问,胸中塞满了难题,今年不战,明年又不出征,使得孙策安然强大起来,于是吞并了江东。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点。
曹操的智慧计谋,远远地超过一般人,他用起兵来就好像孙膑、吴起一样,可是他却曾在南阳受困,在乌巢处于险境,在祁连山上遭到危险,在黎阳被逼,几乎在北山失败,差一点死在潼关,后来才在表面上稳定了一段时间。何况我的才力很弱,却打算不经历危险来安定天下。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三点。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没有获胜,四次渡过巢湖没有获得成功,任用李服,可是李服却图谋杀死他,委任夏侯渊,可是夏侯渊却战败身亡。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是个有才能的人,他还有这些失误的地方,何况我才能平庸低下,哪里就一定能获胜呢?这是我不理解的第四点。
自从我到汉中,其间不过一年罢了,可是却失去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邰、邓铜等将领,以及部曲中的、屯兵中的将官共七十多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等士卒一千余人。这都是几十年来从四处聚合起来的.精锐力量,不是一州所能具有的。如果再过几年,那就要损失全军的三分之二,那时拿什么兵力去消灭敌人呢?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五点。
现在百姓穷困、兵士疲惫,可是战争不能停止。那军队驻扎下来和去攻打敌人,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正好是相等的。既是这样,不趁现在考虑攻取北方,却想用一州之地,去和曹贼长期相持。这是我不理解的第六点。
天下的事情是很难评论断定的。从前先帝在楚地打了败仗,在这时,曹操拍手称快,认为天下已被他平定了。然而先帝东边联合吴越,西边攻取巴蜀,发兵向北征讨,夏侯渊就被杀掉了,这是曹操未曾想到的,而复兴汉朝的大业将要成功了。后来东吴改变态度,违背了盟约,关羽兵败被杀,先帝又在秭归失误,曹丕称帝,所有的事情都像这样,很难预料。我小心谨慎地为国献出我的一切力量,直到死为止。至于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进行得顺利还是不顺利,那就不是我的智慧所能够预见的了。
注释
[1]汉:指蜀汉。贼:指曹魏。古时往往把敌方称为贼。
[2]偏安:指王朝局处一地,自以为安。
[3]孰与:谓两者相比,应取何者。
[4]惟:助词。
[5]入南:指诸葛亮深入南中,平定四郡事。
[6]并日:两天合作一天。
[7]顾:这里有“但”的意思。蜀都:此指蜀汉之境。
[8]议者:指对诸葛亮决意北伐发表不同意见的官吏。
[9]这两句指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初出祁山(在今甘肃省礼县东)时,曹魏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变,牵动关中局势:在魏、吴边境附近的夹石(今安徽省桐城县北),东吴大将陆逊击败魏大司马曹休两事。
[10]进趋:快速前进。
赏析
公元223年,刘备病死,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加紧从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上全面进行北伐准备。在外交上,派使者联吴;韬光养晦,对魏国劝降书不作答复,以低姿态麻痹敌国。政治上,高度集中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励精图治,笼络土著地主,缓和主客矛盾,革除刘璋法令不行的弊政,以身作则,虚心纳谏,调动全国力量投入战争。经济上,坚决与民休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多产粮食,增加储备,保护水利工程,发展煮盐、织锦等手工业,扩大财政来源。军事上,伺机平定南中叛乱,治戎讲武,训练部队。
诸葛亮南征后,北伐魏国提上日程。北伐魏国是刘备集团一贯的方针。刘备以夺取天下为最终目的。诸葛亮鉴于魏国经济必将逐渐恢复,时间拖长对蜀国不利,而及早北伐可发挥自己治国治军优势,何况身死之后,蜀国无人能够蹈涉中原,抗衡大国,因此认为唯有及身而用,才有希望蚕食并最终打败魏国,也可报答刘备知遇之恩,为此决心展开北伐,并且”用兵不戢,屡耀其武“,坚持到底。
公元228年春,诸葛亮上《前出师表》率军北伐魏国,蜀军在占有陇右三郡后,以街亭、箕谷失利而结束了第一次北伐。冬十一月,诸葛亮获悉魏军曹休攻吴兵败、张颌东下,关中虚弱,于是上《后出师表》决心再次北伐,急率军数万,走古道,出散关,围攻陈仓。
整体赏析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立论于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严峻事实,向后主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也是关系到蜀汉的生死存亡,不能因“议者”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动摇。正因为此表涉及军事态势的分析,事关蜀汉的安危,其忠贞壮烈之气,似又超过《前出师表》。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句,正是作者在当时形势下所表露的坚贞誓言,令人读来肃然起敬。
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审时度势出发,高屋建瓴地指出讨伐曹魏是巩固蜀汉政权、兴复汉室江山的当务之急。文章的立论,由先帝刘备伐魏的决策开始,坐实到刘备托付诸葛亮伐魏这一重大任务之上。作者用了“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这一无可选择的反问句,说明了这次出师,乃是非伐不可的大事,决不能有所怀疑。第二部分综论蜀中非议的错误。文章从两个方面立论:一是先帝遗意的决心,一是当前形势的有利,指明此刻出师,是为最佳时机,决不能宴然自惜,偏安蜀郡,得出了“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的结论。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要部分,诸葛亮从六个方面具体驳斥了蜀中非议的错误:(一)从汉代开国之主刘邦“涉险被创,危然后安”的历史教训出发,说明决不能坐定待胜;(二)从刘繇、王朗不思进取,坐待东吴强大的历史教训出发,说明决不能不战而使敌人壮大;(三)从足智多谋的曹操屡遭困厄的历史教训出发,说明难以不危而定;(四)从才能过人的曹操一再失误的历史教训出发,说明难以庸才取胜;(五)从老兵老将逐渐衰亡的现状出发,说明愈迟进军则愈少兵将,今后更是难以图敌;(六)从当前蜀国的人力财力现状出发,说明拖延愈久则因难愈多,以小战大,难以与敌持久,必须及早图敌,先发制人,才能克敌制胜。这一部分是全文最精彩的段落,论证凿凿有据,论点鲜明,无可反驳,行文层层叠叠,用语激昂慷慨,气势充沛,文情深沉,堪为大手笔,大文章。第四部分论述世事多变,难以预料,必须尽力而为。文中“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八个大字,铮铮有声,充分体现了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忠肝义胆,是全文高潮之所在,也是诸葛亮人格璀璨光辉之所在。
前后两表,全面地表达了诸葛亮伐魏兴汉的决心和信心,但两表的重点有所不同,《前出师表》以开导后主刘禅的昏庸为主,《后出师表》以审时度势坚定出师的决心为主。较之前表而言,后表的重点放在了表达军事方略以及对此次北伐持有反对意见人的驳难上。因为重点是驳斥反对北伐的人,所以文章以议论见长。既是议论,就免不了论点、论据和论证三部分,而文章就是围绕着这三要素进行的。
文章的中心论点集中在第二次北伐该不该进行,该如何进行上。为此,作者通过三方面的陈述来论证这个中心论点。首先,“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此乃先皇“临崩寄臣以大事”,这一论据是文章的前提,抬出先帝的遗命来证明此次北伐的必要,极具权威性。况且在当时那个才弱敌强的情况下,“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将论据与当时蜀汉所面临的形势紧密结合起来,避免了空洞的说教,更见政治家之本色。为安定国内人心,使之支持北伐,诸葛亮一再重申自己为之复出的努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说明国家已做好充分准备,有足够力量“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时,曹魏政权“适疲于西,又务于东”,腹背受敌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就为北伐胜利再添胜算。
以上是诸葛亮就第二次北伐该不该进行的论断,为了取得朝臣支持,他必须就此次北伐的可行性作出回应。针对朝中可能出现的疑虑,文中举了六个未解来辩驳。首先列举了汉高帝刘邦,他虽能“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司马贞《史记索隐》),在打天下过程中仍不免“涉险被创,危然后安”。然后是汉末割据一方的刘繇和王朗,只知“论安言计,动引圣人”,不敢奋起反抗,结果被吞并。这一正一反揭示了战则生,不战则死的道理。由远及近,曹操虽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也同样经历了无数次的磨难才获得了片刻安定局面。以曹操的才华尚且如此,自己怎能“不危而定”,又“何能必胜”。再从两国实力上作比较:军事上打天下的老臣逐渐凋零,经济上迁延不决必将导致“民穷兵疲”,攻守之间“劳费正等”的局面。《孙子兵法》中强调用兵“宜速不宜久”,这是亟须北伐的重要根据。清余诚读至此,曾喟然有感:“顿挫抑扬,反复辩论,似是平列,而文义实由浅入深,一气贯注”,这就是说文中的六个“不解”是按严谨的逻辑顺序来的,是一个逐层深入的系列。
行文至最后,又起波澜。“夫难平者,事也”,意思是事情的结果很难判断,平同“评”,这里是作者的反思。建安十三年,刘备为曹操所溃于当阳,奔走夏口。当时曹操额手相庆,认为天下一统指日可待。但后来刘备联合东吴,在赤壁与曹军决战,大获全胜。进而西取巴蜀,举兵北上,消灭夏侯渊,夺取汉中,使兴复汉室变为了可能,这些都是曹操所始料未及的。然而,就在蜀汉国力蒸蒸日上之时,东吴却背信弃义,攻取荆州,致使关羽败死麦城。刘备为替关羽报仇,同时欲借机一举吞并东吴,却在秭归大败而归。世事无常,于此可见一斑。由此作者得出一结论:凡事如此,难可逆见。这段话,是让蜀国上下有失败亡国的准备,同时也要有统一全国的信心。在成败利钝还难以预知之时,作者唯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这份表章作于汉室三分之际,表现了作者兴邦建业,忠贞不二的品格,展示了一位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坚毅的敬业精神。此文善于表达,通过举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毫无呆板说教之嫌。作者为国为君鞠躬尽瘁的精神令后人景仰,一句“死而后已”将那颗赤诚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此文是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所作,为提升士气,稳定朝局,作者在议论上气势宏伟,感情上慷慨豪迈。六个“臣之未解”将文章之气逐层提拔以至巅峰。与此同时,说理上义正词严,间接地将苟安之心驳斥地体无完肤。气生于理,理又借助气则更见立论之高远,虽无惊人之笔,但仍很具说服力和震撼效果。
从全文来看,此表不管是诸葛亮本人所作,还是后人的伪托,总体思想是基本上符合诸葛亮为人的;至于“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衍化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成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激励过无数有为之士。因此,不论此文是否出于诸葛亮之手,都是中华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篇章,值得后人品读。
名家点评
清代黄式三《儆季居集》:“《前表》悲壮,《后表》衰飒;《前表》意周而辞简,《后表》意窘而辞繁。”
清代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出师大意,首段数语已尽。然此表特为众议纷纭而上。故次段既揭出议者谓为非计,作全表发端语。入后六段,每段但作诘问,绝不用一煞笔,而段末均以未解束住,局势整练中气自疏越,盖逐段皆以发明首段之意,亦即逐段皆以辨难议者之所谓非。或借端发议,或直抒己见。顿挫抑扬,反复辩论。似是平列,而文义实由浅入深,一气贯注。末段以但知尽忠而不能逆料成败利钝作结,结得理足,众议可以毕息矣。‘鞠躬’八字,且能暗顾次段受命以下数语,章法笔力,结得两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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