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大家都接触过古诗吧，古诗的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仗、声律。那么什么样的古诗才是好的古诗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原文、翻译及赏析，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原文、翻译及赏析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原文、翻译及赏析
原文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译文
两人一生一死，隔绝十年，相互思念却很茫然，无法相见。不想让自己去思念，自己却难以忘怀。妻子的孤坟远在千里，没有地方跟她诉说心中的凄凉悲伤。即使相逢也应该不会认识，因为我四处奔波，灰尘满面，鬓发如霜。
晚上忽然在隐约的梦境中回到了家乡，只见妻子正在小窗前对镜梳妆。两人互相望着，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有相对无言泪落千行。料想那明月照耀着、长着小松树的坟山，就是与妻子思念年年痛欲断肠的地方。
注释
乙卯：公元1075年，即北宋熙宁八年。
十年：指结发妻子王弗去世已十年。
思量：想念。“量”按格律应念平声liáng
千里：王弗葬地四川眉山与诗·徵异第五》载张姓妻孔氏赠夫诗：“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其妻王氏之墓。
“尘满面”两句，形容年老憔悴。
幽梦：梦境隐约，故云幽梦。
小轩窗：指小室的窗前，轩：门窗
顾：看。
明月夜，短松冈：苏轼葬妻之地，短松：矮松。
赏析1
苏东坡十九岁时，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王弗年轻美貌，且侍亲甚孝，二人恩爱情深。可惜天命无常，王弗二十七岁就去世了。这对东坡是绝大的打击，其心中的沉痛，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诗经》开始，就已经出现“悼亡诗”。从悼亡诗出现一直到北宋的苏轼这期间，悼亡诗写得最有名的有西晋的潘岳和中唐的元稹。晚唐的李商隐亦曾有悼亡之作。他们的作品悲切感人。或写爱侣去后，处孤室而凄怆，睹遗物而伤神；或写作者既富且贵，追忆往昔，慨叹世事乖舛、天命无常；或将自己深沉博大的思念和追忆之情，用恍惚迷离的文字和色彩抒发出来，读之令人心痛。而用词写悼亡，是苏轼的首创。苏轼的这首悼亡之作与前人相比，它的表现艺术却另具特色。这首词是“记梦”，而且明确写了做梦的日子。但虽说是“记梦”，其实只有下片五句是记梦境，其他都是抒胸臆，诉悲怀的，写得真挚朴素，沉痛感人。
题记中“乙卯”年指的是公元1075年（宋神宗熙宁八年），其时苏东坡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年已四十。这首“记梦”词，实际上除了下片五句记叙梦境，其他都是抒情文字。开头三句，排空而下，真情直语，感人至深。“十年生死两茫茫”生死相隔，死者对人世是茫然无知了，而活着的人对逝者呢，不也同样吗？恩爱夫妻，撒手永诀，时间倏忽，转瞬十年。“不思量，自难忘”，人虽云亡，而过去美好的情景“自难忘”怀呵！王弗逝世转瞬十年了，想当初年方十六的王弗嫁给了十九岁的苏东坡，少年夫妻情深意重自不必说，更难得她蕙质兰心，明事理。这十年间，东坡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颇受压制，心境悲愤；到密州后，又逢凶年，忙于处理政务，生活困苦到食杞菊以维持的地步，而且继室王润之（或许正是出于对爱妻王弗的深切思念，东坡续娶了王弗的堂妹王润之，据说此女颇有其堂姐风韵）及儿子均在身旁，哪能年年月月，朝朝暮暮都把逝世的妻子老挂在心间呢？不是经常想念，但绝不是已经忘却。这种深深地埋在心底的感情，是难以消除的。因为作者时至中年，那种共担忧患的夫妻感情，久而弥笃，是一时一刻都不能消除的。作者将“不思量”与“自难忘”并举，利用这两组看似矛盾的心态之间的张力，真实而深刻地揭示自己内心的情感。十年忌辰，触动人心的日子里，他又怎能“不思量”那聪慧明理的贤内助呢。往事蓦然来到心间，久蓄的情感潜流，忽如闸门大开，奔腾澎湃难以遏止。于是乎有梦，是真实而又自然的。“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想到爱妻华年早逝，感慨万千，远隔千里，无处可以话凄凉，话说得极为沉痛。其实即便坟墓近在身边，隔着生死，就能话凄凉了吗？这是抹煞了生死界线的痴语、情语，极大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孤独寂寞、凄凉无助而又急于向人诉说的情感，格外感人。接着，“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三个长短句，又把现实与梦幻混同了起来，把死别后的个人种种忧愤，包括在容颜的苍老，形体的衰败之中，这时他才四十岁，已经“鬓如霜”了。明明她辞别人世已经十年，却要“纵使相逢”，这是一种绝望的、不可能的假设，感情是深沉、悲痛，而又无奈的，表现了作者对爱侣的深切怀念，也把个人的变化做了形象的描绘，使这首词的意义更加深了一层。
苏东坡曾在《亡妻王氏墓士铭》记述了“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的父训。而此词写得如梦如幻，似真非真，其间真情恐怕不是仅仅依从父命，感于身世吧。作者索于心，托于梦的确实是一份“不思量，自难忘”的患难深情。
下片的头五句，才入了题开始记梦，“夜来幽梦忽还乡。 ”是记叙，写自己在梦中忽然回到了时在念中的故乡，在那个两人曾共度甜蜜岁月的地方相聚、重逢。“小轩窗，正梳妆。”那小室，亲切而又熟悉，她情态容貌，依稀当年，正在梳妆打扮。这犹如结婚未久的少妇，形象很美，带出苏轼当年的闺房之乐。作者以这样一个常见而难忘的场景表达了爱侣在自己心目中的永恒的印象。夫妻相见，没有出现久别重逢、卿卿我我的亲昵，而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正是东坡笔力奇崛之处，妙绝千古。正唯“无言”，方显沉痛；正为“无言”，才胜过了万语千言；正唯无言，才使这个梦境令人感到无限凄凉。“此时无声胜有声”，无声之胜，全在于此。别后种种从何说起？只有任凭泪水倾盈。一个梦，把过去拉了回来，但当年的美好情景，并不存在。这是把现实的感受溶入了梦中，使这个梦也令人感到无限凄凉。结尾三句，又从梦境落回到现实上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料想长眠地下的爱侣，在年年伤逝的这个日子，为了眷恋人世、难舍亲人，该是柔肠寸断了吧？推己至人，作者设想此时亡妻一个人在凄冷幽独的“明月”之夜的心境，可谓用心良苦。在这里作者设想死者的痛苦，以寓自己的悼念之情。这种表现手法，有点像杜甫的名作《月夜》，不说自己如何，反说对方如何，使得诗词意味，更加蕴蓄。东坡此词最后这三句，意深，痛巨，余音袅袅，让人回味无穷。特别是“明月夜，短松冈”二句，凄凉清幽独，黯然魂销。正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语）。这番痴情苦心实可感天动地。
这首词运用分合顿挫，虚实结合以及叙述白描等多种艺术的表现方法，来表达作者怀念亡妻的思想感情，在对亡妻的哀思中又糅进自己的身世感慨，因而将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得深婉而挚着，使人读后无不为之动情而感叹哀惋。
宋神宗驾崩后，宋哲宗继位，任用司马光为宰相，苏东坡又被召回京城升任龙图阁学士，兼任小皇帝的侍读。这时的苏东坡，十分受宣仁皇太后和年仅十二岁的小皇帝的赏识，政治上春风得意。苏东坡不时怀念起死去的结发妻子王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由此成就了一阙悼妻怀思的传世之作。
苏东坡对于王弗是痛彻心肺的悲情。“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阴阳相隔，重逢只能期于梦中，也只有梦是没有时空限制的，可以超越一切的界限和有限。朴素真挚的深情，沉痛的生离死别，每读一次就更为其中的深情所感动。
应该说，苏东坡再次得宠多少有些幸运的成分。这么个大词人，大文学家，被政治牵绊得头晕目眩，苏子的一生常常让人有点啼笑皆非的意思，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段相对安稳适意的生活中，苏东坡的精神状态是轻松和愉悦的，但苏东坡也断断不能忘记王弗曾经陪伴着自己度过的那些艰难的时光。王弗在苏东坡的一生中作扮演的角色绝非一个主妇那么简单，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也曾有过这样的落笔：……苏东坡……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顽童”，这里林语堂先生固然是在一种嘉许的语气在点评苏东坡的自由性灵，然而苏东坡实际上又何尝不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呢？不谙世事，兴致所至，聪明有余而内敛不足。
夫人稳健，而丈夫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常。高兴了把酒言欢，不高兴了也要骂骂娘。麻烦的是丈夫有了旷世的才气，就不是骂骂娘这么简单了。苏东坡常常会在自己的诗作里流露一些“不合时宜”的论调，自找祸端。由此可见在日常的生活起居，待人接物中，这等人物将是何等的低才。倘若没有一个得体大度，端庄典雅的夫人为丈夫张罗这些“不入眼”俗事，怕苏先生不会有几天清闲。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晓晓不休。他说：“孩子们真傻！”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这当然使他很欢喜，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喝酒。苏夫人也是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摸清楚丈夫性格，那是多方面的个性，既是乐天达观随遇而安，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是并非一个“士”。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正因为如此，苏东坡的生活中是不能没有一个这样的女人把握船舵的。只有在妻子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下，苏东坡才有更多的闲情逸致去“浴乎沂，风乎舞雩”。也正因为如此苏夫人也成为苏东坡最为信任依赖的人，很多事情埋藏在苏东坡的心灵深处，别人大都不知道，苏东坡的妻子一定知道。同过患难，共过生死，日日的关心和爱护，充满信任的等待和抚慰。王弗给与苏东坡的是所谓“相濡以沫”的质朴而深厚的情感。
在这首小词中，读不到一句令人感觉“矫情”之语，词语的运用简练凝重。每一个音节的连接都有冷涩凝绝之感，犹如声声咽泣，压抑沉重的气氛就在这“幽咽泉流”中弥散开来，让人艰与呼吸，又难以逃避。
苏东坡用了十年都舍弃不下的，是那种相濡以沫的亲情。他受不了的不是没有了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失去了伴侣后孤单相吊的寂寞。“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在梦里能够看见的，也全是逝去亲人往日生活里的琐碎片断。因为在那些琐碎里，凝结着化不去的亲情。在红尘中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执子之手是一种境界，相濡以沫是一种境界，生死相许也是一种境界。在这世上有一种最为凝重、最为浑厚的爱叫相依为命。那是天长日久的渗透，是一种融入了彼此之间生命中的温暖。
面对这样的深情，解读都似乎是一种伤害，那是需要在生命里反复吟唱，静夜中不断怀思的乐音。无数的人毫不吝惜地把“绝唱”这个词赠与了这首词，然而，时光流转了千年，我们又听到了一声相似的叹息，那叹息给予了我们有一篇值得反复玩味的美文，也让我们更深切地领会了苏子心中的创痛，两个文人千年的唱和，诉说着人世间最值得感念的深情。这就是巴金先生所写的《怀念肖珊》和《再忆肖珊》。不再过多的评说什么，我摘录了其中两个段落，作为本文的结尾，这是《江城子》最深沉的诠释，在这样一个滥情的年代，我们庆幸还有这样的情感值得我们永远的祭奠：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历历在我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她离开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上了台阶，我环顾四周，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我仿佛还站在台阶上等待着车子的驶近，等待着一个人回来。这样长的等待。十二年了。甚至在梦里我也听不见她那清脆的笑声。我记得的只是孩子们捧着她的骨灰盒回家的情景。这骨灰盒起初给放在楼下我的寝室内、床前五斗橱上。
悲伤没有用。我必须结束那一切梦景。我应当振作起来，哪怕是最后的一次。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做了十年的“牛鬼”，我并不感到孤单。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
赏析2
十年生死两茫茫。 长久郁结于心深长的悲叹，在首句即从心底迸发而出，为全词定下了主调，凄哀至极。 “两茫茫”说的是不只是词人单方面的心情和感受，也同时包含了九泉之下的妻子在内。生者和死者，一样的情思，一样的哀绪。 “茫茫”所表现出的感情是茫然、凄婉、沉痛的，笼罩全篇。
不思量，自难忘。 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迁，都没有冲淡诗人对亡妻的一片深情，他不仅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而且思念之情，历时愈久而愈深、愈浓。 不敢思量，却哀思万缕，盘结于心，解不开，亦拂不去，深沉绵邈。 作者用最平常的语言，作了最真实动人的描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亡妻之坟在眉州，与诗人所在的密州遥隔千里。千里之外，没有自己相伴身边，可以想见她一人独卧泉下，该是何等的孤寂凄清。 “无处话凄凉”一句，也可说是诗人自己因仕途坎坷、潦倒失意，因而产生的满怀悲情愁绪，无法向千里之外长眠地下的爱妻诉说，亦包括亡妻亦无法向千里之外的诗人诉说凄凉在内。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我们即使能够相见，看见我这般风尘满面、两鬓斑白的衰颓模样，也一定认不出来是我了。 尘满面，鬓如霜”寥寥数字，一位被生活折磨、受痛苦熬煎，风尘满面，两鬓如霜的诗人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里刻画的是外部形象，却表现出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跟妻子死别十年来的痛苦经历、感情，都含蕴在这六个字之中了。
小轩窗。正梳妆。 看似梦境记实，实际是恩爱夫妻平居生活的生动写照。写出了一对年轻夫妻相亲相爱的和美关系和幸福生活的情景。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句词与北宋词人柳永《雨霖铃》中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大概是写看见亲人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遥隔千里，松冈之下，亡人长眠地底，冷月清光洒满大地，这是一种怎样孤寂凄哀的情景啊！身处此情此景之中的亡妻自然是悲痛难言，而念及此情此景的诗人亦不免肝肠寸断。 “肠断处”是指亡妻的孤坟，“断肠人”则是概指生者与死者。遥承开头“十年生死两茫茫”之意，首尾相接，全诗浑然融为一体，使感情得到充分的发展、强化。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词》《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 ，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小试官是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策论获得梅尧臣的赏识，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皆不知此句出处，便将他从第一降至第二（一说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放榜后，苏轼谒谢，梅尧臣问苏轼此句出处，苏轼回答是《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等回去查，没查到。苏轼便说他是取孔融“想当然”之意。欧阳修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翌年二月，三苏重返汴京。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洵试秘书省校书郎。
嘉祐六年（1061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苏轼兄弟参加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九月，苏轼的对策被评为第三等（一、二等虚设，第三等为实际上第一等），之前宋朝只有一个吴育中过这种制科的第三等，因此苏轼中第三等被称为“百年第一”。随后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又通过学士院的考试，任直史馆。
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而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驱使富民重新回到城里。苏轼到武卫营，呼喊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兵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带领他的士兵们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仅仅只有三版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苏轼于是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二任杭州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
元祐五年（1090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苏轼说：“杭州，水陆交会的地方，因瘟疫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方多。”于是集中多余的公款二千缗，苏轼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办起病坊，稍微积蓄一些钱粮收治有病的百姓。苏轼看到茅山有一条河专门容纳钱塘江潮水，盐桥有一条河专门容纳西湖水，于是疏浚这二条河道以通航。再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钱塘江潮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又用剩余的人力修复了六井，再把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在西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修筑成长堤以来往行人。吴地百姓种菱，春天就除草，不留寸草。苏轼又雇募人力在西湖中种菱，水草不再生长。把种菱的收入备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取救济荒灾剩余的一万缗钱、万石粮食；以及申请得到的一百张僧人度牒用来雇募民工。长堤筑成，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去好像图画，杭州人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不久即元祐六年八月，又因为政见不合，调往颍州任知州。
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是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
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身逝常州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主要影响
文学
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
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苏轼与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
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苏轼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艺术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苏轼是高踞于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及其实践发展史之分水岭上的重要人物。其作品有《枯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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