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微之》的原文、翻译及赏析

2022-12-06 古籍

　　《梦微之》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诗的首联点出梦中与老友元稹相会和醒来的惆怅，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梦微之》的原文、翻译及赏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白居易

　　〔唐代〕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

　　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

　　译文

　　夜里做梦与你携手共同游玩，早晨醒来泪水流满巾也止不住。在漳浦我三次生病，长安城草生草长已经八个年头。想你在黄泉之下，泥土侵蚀你的骨肉，最终化作一抔黄土，而我如今虽在人世，却也是两鬓苍苍。阿卫韩郎已经先后去世，黄泉渺茫昏暗能够知晓吗？

　　注释

　　微之：唐朝诗人元稹（779－831），字微之，与白居易同科及第，并结为终生诗友。

　　漳浦：地名，在今福建漳州南部。

　　宿草：指墓地上隔年的草，用为悼念亡友之辞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君埋泉下：指微之去世。

　　阿卫：微之的小儿子。

　　韩郎：微之的爱婿。

　　夜台：指坟墓，因为闭于坟墓，不见光明，所以称为夜台，后来也用来指代阴间。

　　茫昧：模糊不清。

　　赏析

　　这首《梦微之》是白居易在元稹离世九年后所做的一首悼亡诗。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梦中乐天与微之重逢，二人携手同游，他们可能意气风发地畅谈天下大事、黎明苍生；可能痛斥那宦海风波、官场污浊；可能耻笑那魑魅小人、假义君子……可是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泪水打湿了乐天的绢帕，老泪纵横也无心擦拭了。时年，乐天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想起了元稹当年还和过他的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两句：“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确实，生时不能相见，梦见还可以慰藉相思，梦不见是悲痛的！可是，死后故人梦更是痛彻心扉！明知此生不能再见，却又一遍遍回忆着逝去的时光，每每回忆一次都是一遍强于一遍的无奈忧伤！死亡，切断了所有一切可能的念想！

　　“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乐天说他自己在漳浦这个地方已经生了几次病了，长安城草生草长不知不觉已有八个年头。时间蹉跎了芳华，元稹死后，乐天的一把老骨头也不得安生，只是淡漠地看着长安城的草生草长。如果人的生命也能够像草生草长一样该多好，就像乐天 17岁时写下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乐天与元稹一别已是九年，而且还会有好几个九年，直到乐天也身赴黄泉。乐天的生老病死，已经没有了元稹的参与！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元稹埋在黄泉之下，泥土侵蚀着他的身体，也许早已和泥化作尘土，乐天也只是顶着满头白发暂时居住在人间。乐天是一位“深入浅出”型的沉思者：孤高、正直、磊落、坦荡。这句话正是白诗在字面、形式上看似浅显，而情意、内涵甚深的表现。我想起了祖父，我那逝世不久的祖父。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亲人活着时，我们是羞赧于将悄悄写下的那些关于他们的赞美文字与人分享的，尤其是不愿让他们本人看到。而今，祖父魂归大地、深埋黄土，他在人间的最后一席之地只是水泥石碑下一方小小的骨灰盒，家人把祖父与已逝世 13年的祖母合埋了。写着这些文字时，我想起祖父总是在清明前后轻轻擦拭着太祖父、太祖母及祖母的祭框，擦着擦着就出神地望着。可是如今，他深埋地下，谁又来擦拭他崭新的祭框呢？有关祖父的一切，我再也不会知晓了。他早年因公致残的左腿，还会风湿发作吗？黄泉该是个湿冷的地方吧？想到这些，我已经受不住了。有句话是残忍的：“我们将会死去很久”。乐天写下这首诗时，身边不是缺乏朋友，亦不是敌人泛滥。拉法特曾说：“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人，就是凡夫俗子”。乐天恰好不是个凡夫俗子，他一生的朋友是很多的，比如李商隐就是他的忘年交。也正因为如此，在时隔九年后，乐天的这份思友之情才愈显得弥足珍贵！

　　“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阿卫是元稹的小儿子，韩郎是元稹的女婿。他们都先后死去了，黄泉渺茫昏暗能够知道这些吗？高寿的乐天目睹了后辈们的离去。一方面，活着的人想要知道死去的人的情况，另一方面，活着的人总是念念不忘地将人世间的新鲜事儿祷告给死者，纵然知道是徒劳，还是怀着这份希望。《古诗十九首》中有言：“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当乐天看着去者已去经年，而来者亦已成去者，这是多么大的内心荒凉！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浅品《梦微之》，我品味到了这世间有一种真情———相濡以沫！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创作背景

　　唐贞元十七年（801），30岁的白居易在长安结识了23岁的元稹，他们为对方的文采精华而折服，政治上又都反对宦官专权、提倡轻徭薄赋。为了实现古代仕人怀有的那份安邦定国的宏伟抱负，二人同时参加了吏部的制科考试，并且同时当上校书郎。虽是个闲官，倒也可自得其乐。直到元稹因敷水驿事件得罪宦官、被贬下放，白居易以死上书无效。元和十年（815），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同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二人只能互通书信、倾诉衷肠。太和五年（831），元稹病逝于武昌，次年归葬咸阳。开成五年（840），白居易六十九岁，大病初愈，时距九年，诗人对老友的情感依旧很深。加上健康与心绪亦与日俱非，更增添了对故人的思念，在某夜梦到元稹后，诗人创作了此诗。

　　作者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轶事典故

　　爱恋湘灵

　　白居易11岁那年，因避家乡战乱，随母将家迁至父亲白季庚任官所在地——徐州符离(今安徽省宿县境内)。之后在那里与一个比他小4岁的邻居女子相识，她的名字叫湘灵，长得活泼可爱，还懂点音律，于是两人就成了朝夕不离、青梅竹马的玩伴。到白居易19岁、湘灵15岁时，情窦初开，两人便开始了初恋。白居易有一首诗名为《邻女》，追叙了十五岁的湘灵，赞美湘灵的美丽和她悦耳的嗓音。

　　贞元十四年（798），白居易27岁的时候，为了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前程，他不得不离开符离去江南叔父处。一路上他写了三首怀念湘灵的诗。分别是《寄湘灵》、《寒闺夜》和《长相思》。由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白居易与湘灵经过17年的相处和8年的相恋，感情已经很深了。离别后不但苦苦相思，而且已考虑过结婚问题。但是湘灵担心她家门第低，攀不上白居易。最后表示了愿至天必成和步步比肩行的恳切愿望。

　　贞元十六年初，白居易29岁考上了进士，回符离住了近10个月，恳切向母亲要求与湘灵结婚，但被封建观念极重的母亲拒绝了。白居易无奈，便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离开了家。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秋，白居易在长安作了校书郎，需将家迁至长安，他回家再次苦求母亲允许他和湘灵结婚，但门户大于一切的母亲，不但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且在全家迁离时，不让他们见面。他们的婚姻无望了，但他们深厚的爱情并没从此结束。白居易以不与他人结婚惩罚母亲的错误，并三次写了怀念湘灵的诗：《冬至夜怀湘灵》、《感秋寄远》和《寄远》。在近8年里，母亲再没让白居易和湘灵见面，也不允许他提起湘灵。

　　白居易37岁时才在母亲以死相逼下，经人介绍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结了婚，但直到元和七年还写诗思念湘灵。例如《夜雨》、《感镜》等。后来白居易蒙冤被贬江州途中，和杨夫人一起遇见了正在漂泊的湘灵父女，白居易与湘灵抱头痛哭了一场，并写下了题为《逢旧》的诗。

　　直到白居易53岁的时候，他在杭州刺史任满回洛京途中，看到变换旧村邻而湘灵已不知去向的时候，这段长达35年之久的恋爱悲剧才划上了离开的句号。

　　樊素小蛮

　　在杭州刺史位上，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可不算小。他喝酒时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

　　素口蛮腰，蓄妓（这里的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妾或家庭歌舞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度，直到暮年。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现代人形容美女说樱桃嘴、小蛮腰或杨柳腰，就是从白居易那里学过来的。

　　白居易后来老了，体弱多病，决定卖马和放妓，他不希望他们跟着自己吃苦。但是他心爱的马居然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和小蛮等对白居易还是蛮有感情的，都不忍离去。樊素感伤落泪地说:“主乘此骆五年，衔橛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中擳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愦。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白居易也长叹道:“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返庙，素返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姬！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缶，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当然最后于白居易70岁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当然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家酿名酒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心瞩洛阳

　　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从江西浮梁县到洛阳省母。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白居易任校书郎时，曾春游于洛阳。长庆四年（824年）五月，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不想去长安，打算回洛阳隐居。便将自己剩余的俸薪，又加上两匹马作价的钱，在洛阳履道里（今洛阳市东南赵村东狮子桥一带），买下原散骑侍郎杨凭的旧宅。实现了他“但道吾庐心便足”的夙愿。不久白居易又奉召出任苏州刺史。宝历二年（826年）他与刘禹锡结伴归洛阳。太和元年（827年），他奉使到洛阳，与皇甫镛、苏弘、刘禹锡，姚合交游。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57岁，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到洛阳，长期住在洛阳龙门东山香山寺，至直18年后终老。正象他自己所说：“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白居易是我国唐代的著名诗人，诗词流传至今三千多首，数量居唐代名诗人之首。

　　会昌二年（842年），白居易71岁时，他与香山寺僧如满，结香火社，白衣鸠杖，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他做官30多年，以清贫自守，体察民情，从未忘记老百姓的疾苦。他73岁时捐资并提议民众共同治理被称为“八节滩”的伊河险段，使得“夜舟过此无倾覆，朝径从今免苦辛”，白居易对这件事十分欣慰，他临终前一年，写的《欢喜二偈》中，就有这么二句：“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

　　太和六年（832年）七月，白居易把自己为元稹撰墓志的钱，捐献给僧人修正香山寺，使香山寺面貌一新。

　　开成元年（836年），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65卷，共诗文3255篇。藏于洛阳圣善寺钵塔院，为后人研究唐代的社会情况和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史料。他留下的3000多首诗中，讴歌洛阳的就有800多首。如《洛城东花下作》中的“记得归诗章，花多属洛阳”。《柳枝词八首》中的“何以东都正二月，黄金枝映洛阳桥”。在白居易的笔下，人们了解了洛阳的美容，对洛阳更加热爱。正如唐代诗人徐凝在诗中写的“今到白氏诗句出，无人不咏洛阳秋”。

　　会昌四年（844年）春，白居易已73岁了，他还到赵村（今洛阳市东南部）观赏杏花，写了《游赵村杏花》诗。

　　会昌五年（845年），白居易和在洛阳的6位年过70的朋友，组成7老会。后来95岁的僧人如满和136岁的李元爽，也参加了7老会，号称“九志图”。他们饮酒赋诗，在诗坛上传为佳话。

　　会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与世长辞。临终前，他遗嘱“不归下王圭，葬于香山如满之侧”，想永远与洛阳山水为伴。家人依照他的遗嘱，将他埋在龙门东山琵琶峰上。人们为了更好地纪念这位伟大诗人，在琵琶峰上对其墓加以扩建，建成了“白园”。整个白园庄严肃穆，质朴典雅，布局结合地形，峰回路转，曲径通幽，依山筑房建亭，高低错落。

　　西湖白堤

　　在白居易到西湖以前，西湖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整治。遇到干旱天气，西湖水很浅，不够灌溉农田；每到下大雨，又会湖水泛滥，不能积蓄。这种情况使西湖不能尽到最大的效用，造成农用和民用的水源都发生问题。

　　白居易是怀着“下恤民庶”的抱负来到杭州做刺史的，到任以后，就把彻底治理西湖这一工程提到议事日程上。他任杭州刺史的主要政绩之一，就是在西湖东北岸一带筑成捍湖大提，有效地蓄水泄洪，保证农田有水灌溉，人民有水喝。

　　这个筑堤蓄湖的工程在白居易离任前的两个月得以竣工。824年三月，白居易亲自写了《钱塘湖石记》一文，刻成石碑，立在湖岸上。这篇碑记就成为关于西湖水利的重要历史文献。白居易修建的捍湖大提，人们就称它为“白公堤”，表达了对白居易的爱戴与怀念。

　　当然白居易在筑堤捍湖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麻烦。例如，当时有些人对筑堤设闸、决放湖水来灌溉农田的举措十分担心，而且提出了反对意见，白居易对此一一作出了解释与批驳。并且，白居易也对湖堤筑成后西湖的蓄水量与放湖水灌农田的实际功能作了细密的测算。

　　当然，最后捍湖大堤的建造是十分成功的。

　　到明代，白公堤仍然存在，它不仅是一座水利设施，而且还是当时杭州一条热闹繁荣的交通要道。只可惜白公堤的原址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们游览西湖，就以白堤为白公堤的替身，来寄托对白居易的爱戴与怀念之情。当然，其实我们今天说的白堤并不是白居易建造的白公堤。

　　白居易于长庆二年十月赴任杭州刺史，前后三年，实际时间仅20个月。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白公却为杭州做了多件大事，对杭州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杭州这个山明水秀的城市，三面环山，山泉淙淙不竭，又有周边三十里的西湖，蓄着一湖淡水，按说水源还是相当充裕的。但是在唐代，居民的饮水却大成问题。

　　原来，杭州濒临钱塘江，由于受钱塘江咸潮的长期侵蚀，地下水又咸又苦，根本不能喝。唐代的杭州范围比今天要小得多。城中居民大多住在井边，取井水饮用，而井水却是咸苦的，到西湖取水还有一段距离，到四周山中溪涧取水，路途更远。居民为解决日常引用水问题，往往跑来跑去，浪费时间又浪费力气。

　　第一位浚六井，解决饮水问题的官员是李泌。李泌所始建的六井，不是从地表向下深挖而取地下水的井，而是引西湖水通过管道到一定位置而蓄水的井，类似于蓄水池，其水源就是西湖。只要西湖水不干涸，城内井中就淡水不竭，居民们就可免除远途取水疲于奔波之苦。

　　白居易到杭州做刺史，距李泌建造六井已经四十年。这时，地下引水管道已常常淤塞，水流不畅，影响了城内六井的供水。白居易发现了这个问题，决心继续李泌这一利民业绩，彻底治理西湖，疏通六井。他在823年秋天到824年春天，亲自主持并完成了西湖水的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

　　长安居大不易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古原草送别》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典出《唐摭言》卷七）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自称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他的祖先是山西太原人，后来又迁居到陕西韩城，最后定居在陕西下邽。据说白居易刚生下来才两个月，①奶妈抱着他，并指着家里的书让他看，他虽然口不能言，但心里却早已认识“之”、“无”二字了。所以后来人们在谦逊地称说自己所识别的东西不多抑或知识有限时，便往往会用上这典故，说是“略识之无”。稍微长大了，白居易尤其喜欢读书，而且他的.记忆力之好极为惊人，凡是他过目的书，就没有不把它紧紧记在了脑子里的。而他诗文里所透露出来的非凡才华，便更是让人吃惊不已了。

　　诗才已经不同凡响的白居易，在16岁那年便只身来到了京城长安。他闻名去拜访当时掌管编纂国史以及为朝廷起草文告诏令的著作郎顾况，以便请顾老前辈对自己的诗作进行亲切指点。而苏州人顾况却是一个自视甚高、很少对他人有所推许的著名诗人，尽管他家门口车水马龙，来拜访和求教的人很多。那天傍晚，仆人就要掌灯开饭了；一个行色匆匆的小青年竟在此时此刻递上了他自己的名刺，并在他诗稿的封面署上“白居易”这三个工整的楷体字。

　　因频繁接待来访客人业已有些疲惫了的顾老诗人，一眼瞥见“白居易”三字，遂禁不住大笑起来：“呵呵，好大的口气！要知道，京城长安现在米价高得很，平时就是想居住下来也挺不容易呀，更何况居然要想白白居住！”说完，他趁家人还没有把饭菜摆上桌来的当儿，便漫不经心地浏览起白居易呈给他的诗稿。一打开扉页，里头第一首就是题为《赋得古原草送别》的五律。

　　当他看到颔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眼睛蓦然一亮，顾老诗人就再也不能移开目光了。可以想见，此时他固然已不敢再漫不经心了。他一手捻着他那把略已花白的胡须，一手紧握着诗稿，转而细细地品味起来，并不时点了点头。然后他又腾出了那只轻捋胡子的手拍案叫绝道：“能写出如此之好的诗句，要想在长安居住下来，又有何困难可言哉！老夫刚才的话，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的啊！”

　　这是顾老诗人欣赏白居易该诗中野草所蕴涵着的顽强生命力，纵然在历经野火焚烧之后，但它一经那春风（请注意，此二字在古代诗文中是一个蕴涵极为丰富的词汇）吹拂，它便又生机勃勃地绽出嫩芽，并开始生长和迅速繁衍起来了。作为一个人，难道就不应该像这株莽原上的野草一样，在逆境中顽强斗争，以期倔强地生存下来吗？而这，该是多么需要精细观察和深刻领悟呀！不用说，这正是作为诗人所必备的良好素质，所以顾老诗人不禁为眼前这位天才少年所深深折服了。

　　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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