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湖阴先生壁二首》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创作的七言绝句组诗作品。这两首诗都是题壁诗，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原文、翻译及赏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
宋朝 王安石
其一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其二
桑条索漠楝花繁，风敛余香暗度垣。
黄鸟数声残午梦，尚疑身属半山园。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译文
茅草房庭院经常打扫，洁净得没有一丝青苔。花草树木成行成垄，都是主人亲手栽种。
庭院外一条小河保护着农田，将绿苗紧紧环绕；两座青山打开门来为人们送去绿色。
桑树枝叶稀疏，楝花十分繁盛。清风吹送楝花余香，悄悄地送过墙头。
黄鸟数声啼叫惊起了午间的残梦，恍恍惚惚，我还以为身在旧居半山园中。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注释
书：书写，题诗。湖阴先生：本名杨德逢，隐居之士，是王安石晚年居住金陵（今江苏南京）紫金山时的邻居。
茅檐：茅屋檐下，这里指庭院。
无苔：没有青苔。
成畦（qí）：成垄成行。畦：经过修整的一块块田地。
护田：这里指护卫环绕着园田。
排闼（tà）：开门。闼：小门。送青来：送来绿色。
楝花：苦楝花，常见于北方地区，花淡紫色，有芳香。
敛：收敛。
垣（yuán）：矮墙。
黄鸟：黄莺。
午梦：午睡时的梦。
半山园：王安石退隐江宁的住所，故址在今南京东郊。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赏析
这两首诗是题写在湖阴先生家屋壁上的，其中第一首很著名。这一首诗用典十分精妙，读者不知典故内容，并不妨碍对诗歌大意的理解；而诗歌的深意妙趣，则需要明白典故的出处才能更深刻地体会。
第一首前两句写杨家庭院之景，上句写庭院的洁净，下句写庭院的秀美。后两句写杨家周围的自然环境。本诗描写湖阴先生庭院和环境之美，也赞扬了湖阴先生爱勤劳、爱洁净、爱花木和热爱自然山水的良好品性和高尚的情趣。本诗的特点是熔写景写人于一炉。全诗写景，前两句是庭院之景，干净无苔是由于主人的“长扫”，“花木成畦”是由于主人的“自栽”，写景又写人。
后面句写自然环境之美，水“将绿绕”，山“送青来”，自然山水如此有情，也表现了主人爱好山水的情趣。描写景物亦以表现人，写景见人，人于景中，表现了客观景物的美，又写出了人的美，颇有一箭双雕的感觉。
其次运用映衬和拟人手法。如果说庭院的美是人工创造的美，那么环境的美是天然施设的美。两者互相映衬，组成了一幅内与外、人造与天然美结合的完美的境界。特别是后面一联，把山水拟人化，青山为主人送来秀丽的风光，居然闯门而入，把主人对自然景物的爱和自然景物对主人的爱融和一起，生动地表现了主人爱美的情趣，因而成了传诵的名句。
“一水”“两山”被转化为富于生命感情的亲切的形象，而为千古传诵。但后二句所以广泛传诵，主要还在于这样两点：一、拟人和描写浑然一体，交融无间。“一水护田”加以“绕”字，正见得那小溪曲折生姿，环绕着绿油油的农田，这不恰像一位母亲双手护着小孩的情景吗?著一“护”字，“绕”的神情明确显示。至于“送青”之前冠以“排闼”二字，更是神来之笔。它既写出了山色不只是深翠欲滴，也不只是可掬，而竟似扑向庭院而来!这种描写给予读者的美感极为新鲜、生动。它还表明山的距离不远，就在杨家庭院的门前，所以似乎伸手可及。尤其动人的，是写出了山势若奔，仿佛刚从远方匆匆来到，兴奋而热烈。所有这些都把握住了景物的特征，而这种种描写，又都和充分的拟人化结合起来那情调、那笔致，完全像在表现“有朋自远方来”的情景：情急心切，竟顾不得敲门就闯进庭院送上礼物。二者融合无间，相映生色，既奇崛又自然，既经锤炼又无斧凿之痕，清新隽永，韵味深长。二、这两句诗也与杨德逢的形象吻合。在前联里，已可看到一个人品高洁、富于生活情趣的湖阴先生。所居仅为“茅檐”，他不仅“扫”，而且“长扫”（即常扫），以至于“静无苔”；“花木成畦”，非赖他人，而是亲“手自栽”。可见他清静脱俗，朴实勤劳。这样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间，当然比别人更能欣赏到它们的美，更感到“一水”“两山”的亲近；诗人想象山水有情，和湖阴先生早已缔结了深厚的交谊。诗以“书湖阴先生壁”为题，处处关合，处处照应，由此也可见出诗人思致的绵密。
过去人讲王安石此二诗，只注意其第一首，其实第二首亦有佳处。第二首的佳处，乃在作者眼耳自身的通体感受，都被浓缩在二十八字之中。所写虽片刻间景象，却见出作者体物之心细如毫发。“桑条索漠”犹王维《渭川田家》所谓的“蚕眠桑叶稀”i指桑叶少而显得冷落无生气，属枯寂之静态，“柳花繁”者，犹晏殊《踏莎行》所谓的“春风不解禁杨花，乱扑行人面”，属缤纷之动态：此一句诉诸视觉。“风敛余香暗度垣”乃写嗅觉而兼及触觉，不但花香入鼻，连微风送爽也写出来了。第三句写午梦初醒未醒时偶然听到鸟啼，则在写听觉时兼涉愈觉。最后一句点明身在何处，却从反面说开去。这末一句不仅写出作者同杨德逢彼此不拘形迹，而且连宾至如归的情意也和盘托出，真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了。
总之，此二诗前一首于着力处见功夫，后一首却于平淡处见火候。必两首连读，始能察作者谋篇之妙。只选一首，似不无遗珠之憾。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别解
首句的“长扫”，一直解释为：经常打扫，“长”通“常”，“茅檐”是代指庭院，“静”同“净”。于是，首句就解释成了：由于经常打扫，庭院干净得一点儿青苔都没有了。
如果不问，这样的解释也可以说得通，因为这样的解说已经通行了好几百年。但是，若要是深究，若要联系生活，就会发觉，这样的解释并不合乎事理。
说“茅檐”是借代庭院，就已经很勉强。如果视“扫”为打扫，那么，被借代的应该也是可以打扫的；借代的也应该是被打扫的一部分。庭院是可以打扫的，可“茅檐”是不可以打扫的。请问一下，经常登梯子扫房檐，谁扫过请举手！若是瓦檐，若是水泥房檐，有了雅兴，打扫也无妨，但是，秋风尚能卷走屋上三重茅，茅草的檐是扫不得的，扫一回，那苫房的茅草就下来一些，扫它几回屋子就漏了。以不可扫的“茅檐”代庭院是不妥的。
即使是允许“茅檐”代“庭院”，那庭院中被扫的也不应该是“苔”。苔是长在潮湿的地方的，是紧附于其他物体上的，用扫帚是扫不去的。刘禹锡的陋室“苔痕上阶绿”，并不能说明陋室卫生没搞好。卫生检查团从来不以苔的有无打分。以扫苔来说明院子干净，也是不妥的。其实，有些青苔的庭院，倒是文人追求的雅、静，也算是一种情趣。
有这么多的不合事理，我们有理由重新看一下“茅檐长扫静无苔”。
“扫”的常用义是“清除”，是“用扫帚除去尘垢”，解释“茅檐”为代指庭院，“长”为“常”，全是为了适应一个“打扫”，在其他场合并不容易找到例子。我们应该看到，“扫”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描、画。张祜诗《集灵台》“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娥眉朝至尊。”这个“扫”就是描画。司空图《灯花》之二“明朝斗草多应喜，剪得灯花自扫眉。”这“扫”也是描画。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这“扫”也是描画。
解释“茅檐”的人多是没有住过茅屋的，才弄出这些借代、通假，看得出，是为了迎合“打扫”的无奈与被迫。
如果，我们跳出“扫”的常用义，选用“描画”解释“茅檐长扫静无苔”，就可以解释成：无苔的房檐，像大笔一样长长的一画。苫房用的草，多是梢朝下，以利水流；反之就“戗水”了，水就可能顺草进入里面。多年不换的房草，朽烂含水，也就长出苔了。有苔的房子也就快不行了。新苫的房，檐上自然是“无苔”的了。新苫的房草，梢比较长，也比较软，若是让文人看了，就恰是毛笔。
这样的解释，一是少了许多麻烦，“长”还是原来的“长”“茅檐”仍是原来“茅檐”。二是更有诗味了，无苔的房檐，像笔一样长长的一画，这多有诗意，这多有文气，这才是读书人的眼力。其实，“茅檐长扫静无苔”说的是，房子是新苫过的；“花木成畦手字栽”说的是，主人勤于劳作。房子是新苫的，花木是亲手栽的，就是说主人对生活充满热情。
整个诗写的是清新、娴静的生活。将一个“扫”字重新解释，让它成为“描画”，成为富有动感与美感的比喻，较之扫院子，诗的张力就大多了。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创作背景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是王安石题在杨德逢屋壁上的一组诗。杨德逢，别号湖阴先生，是王安石退居金陵时的邻居和经常往来的朋友。半山园约落成于元丰二年至五年（1079—1082）之间，这首诗应当是元丰前期的作品。
创作背景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是王安石题在杨德逢屋壁上的一组诗。王安石于神宗熙宁九年（1076）二次罢相后，直到哲宗元祐元年（1086）因病逝世，在金陵郊外的半山园居住长达十年。据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王安石故居距城七里，距紫金山亦七里，路程恰为由城入山的一半，故安石晚年号半山老人，园亦因此得名。在这段时间里，王安石与隐居紫金山的杨德逢交往甚密。在王安石诗集中，作者所写有关杨德逢的诗，至今尚保存在十首以上。其中《示德逢》七律一首，对了解杨的为人较有帮助。诗一开头就说：“先生贫敝古人风，缅想柴桑在眼中。”“柴桑”是陶渊明隐居之所，可见王安石是把陶杨看成同一类型的人物的。李壁说作者和杨是“邻曲”，其实杨居山而王居园，并非近邻。所以王安石有《招杨德逢》七绝云：“山林投老倦纷纷，独卧看云却忆君。云尚无心能出岫，不应君更懒于云。”是希望杨尽快到半山园来晤聚。而从此题壁诗第二首来看，显然王安石是写他在杨家里午睡的情景。可见两家住处并不很近。半山园约落成于元丰二年至五年（1079—1082）之间，这首诗应当是元丰前期的作品。李壁注引《冷斋夜话》：“山谷（黄庭坚）尝见荆公于金陵，因问垂相近有何诗，荆公指壁上所题两句‘一水护田’云云，此近所作也。”如此说可信，而黄庭坚仅在元丰三年（1080）下半年由汴京到江南，则此二诗或即这一年暮春时所作。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人称半山居士。封为舒国公，后又改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今临川区邓家巷）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嘉祐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七年（1074）罢相，次年复任宰相；熙宁九年（1076）再次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封舒国公，不久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其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
为官经历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江苏省扬州市)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事、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通判，旋又外调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江西、安徽一带]，江宁知府（江苏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为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学善文见称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悦为谋士，以曾布、邓润甫、章惇、章衡、蔡确、吕惠卿等为变法派的中坚力量。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坚持他的这一见解，“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也称“荆公新学”，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识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文学成就
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伤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有收录。
言简练明快笔力雄健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诗歌造诣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以熙宁九年（1076）左右王安石被罢相的时间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王荆公体
“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壮丽景致及怀古伤今，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竞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文学主张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虽然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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