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以“狂夫”这一形象将赏心悦目之景和可悲可叹之事统一起来，在艺术上是服从内容需要，是十分成功的。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原文及译文赏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作者为唐朝诗人杜甫。其古诗全文如下：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前言：
《狂夫》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首联写居住环境，在饱经丧乱后有一安身立命之地，心情舒展旷放。颔联写浣花溪的美丽景色，与颈联写自己靠人接济，一旦故人音信断绝，一家人就不免挨饿的凄凉境况形成鲜明对比，在几乎快饿死的情况下，却还在兴致勃勃地赞美美丽的自然风光，更显狂态。尾联写出这种饱经患难，却从没有被生活的磨难压倒，始终用一种倔强的态度来对待生活的打击，表明了“狂夫”二字的深刻含义。
注释：
⑴万里桥：在成都南门外，是当年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的地方。杜甫的草堂就在万里桥的西面。
⑵百花潭：即浣花溪，杜甫草堂在其北。沧浪：指汉水支流沧浪江，古代以水清澈闻名。《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有随遇而安之意。
⑶筱：细小的竹子。娟娟净：秀美光洁之态。
⑷裛：滋润。红蕖：粉红色的荷花。冉冉香：阵阵清香。
⑸厚禄故人：指做大官在朋友。书断绝：断了书信来往。
⑹恒饥：长时间挨饿。
⑺填沟壑：把尸体扔到山沟里去。这里指穷困潦倒而死。疏放：疏远仕途，狂放不羁。
翻译：
万里桥西边就是我的破草房，没几个人来访，百花潭与我相伴，随遇而安，这就是沧浪。和风轻轻拥着翠绿的竹子，秀美光洁，飘雨慢慢洗着粉红的荷花，阵阵清香。当了大官的朋友人一阔就变脸，早与我断的来往，长久饥饿的小儿子，小脸凄凉，让我愧疚而感伤。我这老骨头快要扔进沟里了，无官无钱只剩个狂放，自己大笑啊，当年的狂夫老了却更狂！我就这么狂。
赏析：
这首七律作于杜甫客居成都时。诗题为“狂夫”，当以写人为主，诗却先从居住环境写来。
成都南门外有座小石桥，名“万里桥”。过桥向东，就来到“百花潭”，这一带地处水乡，景致幽美。当年杜甫就在这里营建草堂。饱经丧乱之后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他的心情舒展乃至旷放了。首联“即沧浪”三字，暗寓《渔夫》“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句意，逗起下文疏狂之意。“即”字表示出知足的意味，“岂其食鱼，必河之鲂”，有此清潭，又何必“沧浪”呢。“万里桥”与“百花潭”，“草堂”与“沧浪”，略相映带，似对非对，有形式天成之美；而一联之中涵四专名，由于它们展现极有次第，使读者目接一路风光，而境中又略有表意（“即沧浪”），便令人不觉痕迹。“万里”、百花”这类字面，使诗篇一开头就不落寒俭之态，为下文写“狂”预作铺垫。
这是一个斜风细雨天气，光景别饶情趣：翠竹轻摇，带着水光的枝枝叶叶明净悦目；细雨出落得荷花格外娇艳，而微风吹送，清香可闻。颔联结撰极为精心，写微风细雨全从境界见出。“含”“裛”两个动词运用极细腻生动。“含”比通常写微风的“拂”字感情色彩更浓，有小心爱护意味，则风之微不言而喻。“裛”通“浥”，比洗、洒一类字更轻柔，有“润物细无声”的意味，则雨之细也不言而喻。两句分咏风雨，而第三句风中有雨，这从“净”字可以体味（雨后翠筿如洗，方“净”）；第四句雨中有风，这从“香”字可以会心（没有微风，是嗅不到细香的）。这也就是通常使诗句更为凝炼精警的“互文”之妙了。两句中各有三个形容词：翠、娟娟（美好貌）、净；红、冉冉（娇柔貌）、香，却安置妥贴，无堆砌之感；而“冉冉”、“娟娟”的叠词，又平添音韵之美。要之，此联意蕴丰富，形式精工，充分体现作者的“晚节渐于诗律细”。
前四句写草堂及浣花溪的美丽景色，令人陶然。然而与此并不那么和谐的是诗人现实的生活处境。初到成都时，他曾靠故人严武接济，分赠禄米，而一旦这故人音书断绝，他一家子免不了挨饿。“厚禄故人书断绝”即写此事，这就导致“恒饥稚子色凄凉”。“饥而日恒，亏及幼子，至形于颜色，则全家可知”（萧涤非《杜甫诗选》），这是举一反三、举重该轻的手法。颈联句法是“上二下五”，“厚禄”、“恒饥”前置句首显著地位，从声律要求说是为了粘对，从诗意看，则强调“恒饥”的贫困处境，使接下去“欲填沟壑”的夸张说法不至有失实之感。
“填沟壑”，这是何等严酷的生活现实。要在凡夫俗子，早从精神上被摧垮了。然而杜甫却不如此，他是“欲填沟壑唯疏放”，饱经患难，从没有被生活的磨难压倒，始终用一种倔强的态度来对待生活打击，这就是所谓“疏放”。诗人的这种人生态度，不但没有随同岁月流逝而衰退，反而越来越增强了。在几乎快饿死的境况下，他还兴致勃勃地在那里赞美“翠筿”、“红蕖”，美丽的自然风光。联系眼前的迷醉与现实的处境，诗人都不禁哑然“自笑”了：你是怎样一个越来越狂放的老头儿啊！（“自笑狂夫老更狂”）
在杜诗中，原不乏歌咏优美自然风光的佳作，也不乏抒写潦倒穷愁中开愁遣闷的名篇。而《狂夫》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它将两种看似无法调合的情景成功地调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意境。一面是“风含翠筿”、“雨裛红蕖”的赏心悦目之景，一面是“凄凉”“恒饥”、“欲填沟壑”的可悲可叹之事，全都由“狂夫”这一形象而统一起来。没有前半部分优美景致的描写，不足以表现“狂夫”的贫困不能移的精神；没有后半部分潦倒生计的描述，“狂夫”就会失其所以为“狂夫”。两种成分，真是缺一不可。因而，这种处理在艺术上是服从内容需要的，是十分成功的。
创作背景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夏天，诗人杜甫在朋友的资助下，在四川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盖了一间草堂，在饱经战乱之苦后，生活暂时得到了安宁，妻子儿女同聚一处，重新获得了天伦之乐。这首诗正作于这期间。
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尝自称少陵野老。举进士不第，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宋以后被尊为“诗圣”，与李白并称“李杜”。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内容深刻。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尤长于律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炼，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存诗1400多首，有《杜工部集》。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远祖为汉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审言。杜甫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不过两支派甚远，杜甫出自杜预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预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年少优游
开元十九年十九岁时，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临猗一带晋国故地）。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杜甫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一职，杜甫于是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年（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天宝四年（745年）秋，杜甫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学渊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理想抱负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则表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间许多作品 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从此踏上了忧国忧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贫困失望的境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
天宝六年（747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751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的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
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为官时期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疏救房琯这件事，杜甫经宰相张镐力救而得释放。但“帝自是不甚省录”，从此之后，肃宗对杜甫不再重用。这一年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牵连，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广德二年（764年）春，严武再镇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将近两年。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辞了职。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说：“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他用一些生活细节来表现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说他的孩子那种还没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对父亲很尊重，不知夫子礼，饿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礼，饿了就吵着要饭吃，在东门外号哭，到了秋风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他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广德三年（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离开了成都。经嘉州、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得以在此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了一些劳动。这一时期，诗人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这时期，其作品有《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
江舟长逝
大历三年（768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阳，这一段时间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往南行。大历四年正月，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阳），复折回潭州。
大历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吃到东西，幸亏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而得救。后来杜甫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这时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这时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
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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