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六·论慎所好的原文及翻译

2022-11-02 古籍

  在平日的学习中,说起文言文,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文言文能让不同语言使用者“笔谈”,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式,却不会非常困难的沟通方法。相信还是有很多人看不懂文言文,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贞观政要·卷六·论慎所好的原文及翻译文言文,欢迎大家分享。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 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 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挚。庾信亦叹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赋》,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又诛戮李金才,及诸李殆尽,卒何所益?且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

  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奏进巧人杨思齐至。太宗令试,纶遣造傀儡戏具。太宗谓纶曰:“所进巧匠,将供国事,卿令先造此物,是岂百工相戒无作奇巧之意耶?”乃诏削纶阶级,并禁断此戏。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国君就像是容器,百姓就像是水,水或方或圆在于容器,而不在于水’。所以尧舜以仁义治天下,人们都跟随他行善;桀纣以残暴治天下,人们都跟随他作恶。下边所做的,都是跟随上边所喜欢的。至于像梁武帝父子崇尚浮华,只爱好释迦、老子的教义。梁武帝晚年,经常驾临同泰寺,亲自讲解佛经,百官都带大帽,穿高靴,乘车跟随皇上,整天谈论苦呀空呀那一套佛家教义,从不把军机国务典章制度放在心里。等到侯景率兵攻向京城,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大多不会骑马,狼狈不堪地徒步逃跑,死在路上的人比比皆是。梁武帝和简文帝都被侯景囚禁逼死。梁孝元帝在江陵,被万纽于谨领兵包围了,还不停止讲《老子》,百官都穿着军服听讲,不久城被攻陷,君臣都被囚禁。庾信也叹息他们这个做法,后来作《哀江南赋》,就说道:‘宰相把战争当做小孩游戏,官吏把清谈当做朝政策略。’这事也足可作为鉴戒。我现在所喜欢的,只在于唐尧、虞舜的法则,周公、孔子的教谕,觉得就像鸟有翅膀鱼儿靠水一样,失去它就必须死亡,不能片刻没有。”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神仙本来是荒诞虚妄的,空有其名。秦始皇却分外爱好仙术,结果他被方士欺诈,竟派童男童女几千人,跟随方士入海去求神仙,方士逃避秦的苛政暴虐,因此留居海中不再回来,始皇却在海边徘徊等待他们,结果在返回的路上病死沙丘。汉武帝为了求得神仙,竟将女儿嫁给卖弄道术的人,他们的说法不灵验,就把方士杀掉。从这两件事情来看,神仙是不能乱求的。”

  贞观四年,唐太宗说:“隋炀帝生性多疑,只听信邪门歪道,他相当提防胡人,乃至于把胡床称作交床,把胡瓜称作黄瓜,还修筑长城抵御胡人。他又听信方士的邪说,认为姓李的人要篡权夺位,于是杀死将军李金才,其他姓李的人也几乎杀尽了,但有什么用呢?后来终于被大臣宇文化及派遣令孤行达杀死。一个君王,只需修养品德,使自己公正无私,其他都是虚浮之事,何足挂念。”

  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上奏说要引荐能工巧匠杨思齐入朝。唐太宗下令试试他的本领,段纶就让杨思齐做木偶戏的戏具。唐太宗对段纶说:“推荐的能工巧匠,必须对国家有益,你让他做这些东西,不是鼓励百工做奇巧的戏具供人娱乐吗?”于是下诏将段纶贬官,并且禁止了这种游戏。

  作者介绍

  吴兢(670年—749年),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唐朝著名史学家,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编著有《乐府古体要解》、《唐春秋》、《唐书备阙记》、《太宗勋史》、《睿宗实录》、《中宗实录》、《贞观政要》、《则天实录》、《唐高宗实录》(与刘知己合撰)等,仅《贞观政要》传于今。

  创作背景

  吴兢著《贞观政要》旨在歌颂“贞观之治”,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来君主以为借鉴。书中所记基本为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的问答,以及皇帝的诏书、大臣的谏议奏疏等,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讨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求谏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居安思危为其重点。

  虽然《贞观政要》在史实上有所失误,但由于叙事详赡,文字明畅,论述的又是统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作品鉴赏

  社会总评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599年-公元649年)及身边大臣如魏征(公元580年-公元643年)、王珪(公元570年-公元639年)、房玄龄(公元579年-公元648年)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施政措施等,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着作。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

  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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