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孔戡》原文注释及作者介绍

2025-02-13 古籍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收藏过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诗吧,古诗泛指中国古代诗歌。那么什么样的古诗才更具感染力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哭孔戡》原文注释及作者介绍,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哭孔戡》作品介绍

  《哭孔戡》的作者是白居易,被选入《全唐诗》的第424卷第3首。古诗名句“贤者为生民,生死悬在天。”就是出自《哭孔戡》这首诗。

  《哭孔戡》原文

  《哭孔戡》

  作者:唐·白居易

  洛阳谁不死,戡死闻长安。

  我是知戡者,闻之涕泫然。

  戡佐山东军,非义不可干。

  拂衣向西来,其道直如弦。

  从事得如此,人人以为难。

  人言明明代,合置在朝端。

  或望居谏司,有事戡必言。

  或望居宪府,有邪戡必弹。

  惜哉两不谐,没齿为闲官。

  竟不得一日,謇謇立君前。

  形骸随众人,敛葬北邙山。

  平生刚肠内,直气归其间。

  贤者为生民,生死悬在天。

  谓天不爱人,胡为生其贤。

  谓天果爱民,胡为夺其年。

  茫茫元化中,谁执如此权。

  注释

  ①作于元和五年(810)。孔戡(754-810):字君胜。进士及第,补修武县尉。自金吾卫录事为大理评事,佐昭义节度使李长荣、卢从史,为掌书记,兼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从史骄横不轨,常极谏以折之。以疾辞归洛阳。元和三年,为从史所诬。四年,除卫尉丞,分司东都。卒。从史败,追赠司勋员外郎。事见韩愈《唐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及《旧唐书》卷一五四、(新唐书)卷一六三本传。

  ②孔戡元和五年正月死于临汝,见韩愈所撰墓志。

  ③山东军:指昭义节度使,治潞州,在华山东。

  ④《后汉书·五行志一》:“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日: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⑤从事:节度、观察等使的僚属。

  ⑥朝端:朝廷。

  ⑦谏司:谏官官署。唐代谏官有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分属中书省和门下省。

  ⑧宪府:指御史台,司监察百官。

  ⑨弹:弹幼。

  ⑩闲官:职务闲散的官员,指为卫尉丞分司。

  作者介绍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后人称白香山、白傅、白太傅,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是唐代的杰出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对白居易称“诗魔”、“诗王”、“诗豪”、“诗史”等,日本学界则称白居易为“诗神” 。其实,在唐代对白居易的称呼是“诗仙”之称,请看唐宣宗的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进士,由校书郎累官至左拾遗。在此期间,他关心朝政,屡屡上书言事,并写了不少讽谕诗,要求革除弊政,因而遭权贵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他历任忠州、杭州、苏州等地刺史。官终刑部尚书。

  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与元稹一起,倡导旨在揭露时弊的“新乐府运动”,写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作了深刻批判。在艺术上,白居易诗以平易晓畅著称,在当时就流布很广。有《白氏长庆集》,存诗近三千首,数量之多,为唐人之冠。

  白居易文学成就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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