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中秋之夜，诗人独自在翰林院夜值，面对一轮明月，想起了远谪江陵的好友元稹，关心他能否适应南方潮湿的气候，能否同赏明月，寄托了对友人的无限牵挂与思念之情。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原文及注释，欢迎阅读！
《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
唐·白居易
银台金阙夕沉沉，独宿相思在翰林。
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
渚宫东面烟波冷，浴殿西头钟漏深。
犹恐清光不同见，江陵卑湿足秋阴。
注释
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禁中：宫禁内。直：值班。元九：即元稹（779—831），字微之，唐朝大臣、文学家。因在家中排行第九，故称。
⑵银台：宫门名。唐时翰林院在右银台门内。金阙：指天子所居的宫阙。沉沉：深沉的样子。
⑶翰林：翰林院。
⑷三五夜：农历十五日夜晚。
⑸故人：旧友。指元稹。
⑹渚宫：春秋时楚国的别宫，故址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烟波：雾霭笼罩的水面。
⑺浴殿：即浴堂殿，在大明宫宣政殿东，唐德宗以后成为皇帝日常起居的寝殿。此代指作者值夜的禁中。钟漏深：形容已是深夜。钟，寺钟。漏，古代计时器，内盛水，以水流多少计时。
⑻清光：指月光。
⑼江陵：江陵府，在今湖北省江陵县。时元稹贬官于此。卑湿：土地低洼潮湿。足：充足，很多。秋阴：秋天的阴云。
译文
皇宫里面夜色深沉，我一人独自留宿在翰林院思念着远方的朋友。
今天是八月十五，月色皎洁明亮，它就像是我牵挂两千里外朋友的心灵写照。
已是中秋因而渚宫东面的烟波让人感到有些寒意，而浴殿西头的钟漏分明告诉我夜已经很深了。
我现在担忧的是我的朋友不能看到这皎洁的月光，因为江陵地势较低，秋天阴气重会使得月光被云雾遮住。
创作背景
该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五年（810）中秋节，白居易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兼翰林学士。此前好友元稹因在监察御史任上弹劾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并擅停其职，触怒朝廷权贵，被贬江陵府士曹参军，此时已将近半年。自从两人订交以来中秋多在一起度过，但这年中秋，诗人独自在翰林院夜值，而好友却被贬谪在两千里之遥的江陵。诗人思绪万千、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写下这首诗寄给好友。
赏析
这是一首写于中秋之夜的诗歌，从标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诗人是因为怀念元稹才作此诗的。全诗以诗人在宫中之夜思念友人开始，中间两联把眼前的景物和对方联系起来进行吟咏，尾联以叙述担心友人身体健康作结。
古往今来，有无数诗人在十五的月亮上做文章，而所有这些诗文都有一个共同主题——思念亲友、盼望与亲友团圆。应该说主题和题材的接近使得这类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陈陈相因之作，但也确实留下了一些清新可人的典范之作。白居易此诗虽然比不上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也算是上乘之作。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诗歌的颔联：“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对仗工整，形象鲜明，既有相对确定的内涵，又容易让人产生各种不同的理解。“三五夜中新月色”与“二千里外故人心”的关系至少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在此月色下诗人产生了对朋友的思念之情；其二则是此明亮的月色就像诗人思念朋友的心情一样纯洁真切。“二千里外故人心”这句本身也有三种可能的理解，其一是诗人思念两千里外故人的心情；其二则是两千里外的故人思念诗人的心情；其三则是相隔两千里的两个朋友之间的相互思念的心意。这些不同理解的可能性增添了诗歌的可读性，也丰富了诗歌的审美内涵，从而使得读者比较容易进入到诗歌的再创造中去。
“犹恐清光不同见，江陵卑湿足秋阴”这两句也是清新出色的诗句。就在诗人欣赏这皎洁的月色之时，却突然想到自己的朋友因为身在地势低下的江陵而有可能看不到月色，这种心理真可谓细腻。而这还只是表面的意思，其深层意义则是朋友现在被贬江陵，远离朝廷，已经感受不到皇帝的光辉和恩泽了。
此外，全诗在整体气氛的营造上也颇为成功，诗人着力在阴、冷、深等方面做文章，其意不在烘托月色的明亮，而在渲染诗人和自己朋友的阴冷、凄凉的心情。这种冷色调的画面是适于表现诗人深沉之情怀的。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阳邑（今太谷县，一说祖籍为同州韩城，今韩城市），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白居易少年时经历藩镇战乱，立志苦读。唐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及第。802年，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又罢校书郎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今西安周至县）县尉。历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等职，在任期间，除草拟诏书外，经常上书论事，积极参政，直陈时弊。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遭诽谤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22年，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827年，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晚年的白居易在洛阳度过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于846年8月病逝后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追赠尚书右仆射。
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题材广泛，语言平易通俗，富有情味，现存有3000首。代表作《琵琶行》《长恨歌》等经典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流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居易在政治领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任职期间，表现出了卓越才干和良好的治国思想，为唐朝政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白居易在文学上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强调了诗歌的“美刺”作用。
文学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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