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原文及翻译

2023-03-16 古籍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论语》原文及翻译,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目录▼
【一】作品原文【七】主要影响
【二】注释【八】轶事典故
【三】译文【九】作品简介
【四】作品鉴赏【十】成书过程
【五】版本流传【十一】作品鉴赏
【六】人物生平【十二】作品评价

  【一】作品原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谨;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二】注释

  1.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小孔子9岁。曾皙:姓曾,名点,字子皙。曾参的父亲,约小孔子20多岁。冉有:姓冉,名求,字子有,小孔子29岁。公西华:姓公西,名赤,字子华,小孔子42岁。以上四人都是孔子的学生。侍坐:卑者在尊者身旁陪伴叫“侍”。单用“侍”是陪伴者站着。用“侍坐”指双方都坐着;陪侍长者闲坐

  2.率尔:轻率地、毫不思索地样子。

  3.千乘(shèng)之国: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能出车千乘的国家,在当时是一个中等国家。

  4.摄:迫近。进而作“夹”讲。

  5.师旅:古时军队的编制。五百人为一“旅”,五旅为一“师”。后因以“师旅”为军队的通称。

  6.饥馑:谷的不熟为“饥”,果蔬不熟为“馑”。

  7.比(bì)及:等到。

  8.方:正道。这里指辨别是非的道理。

  9.哂(shěn):笑。这里略含讥讽的意思。

  10.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一个纵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家。方,见方,方圆。计量面积或体积的一种单位。面积一方即一丈见方。方六七十,即国土边长为六七十里。如:或者,连词,表示选择关系。

  11.宗庙之事:指诸侯的祭祀活动。其中以祭祀祖宗为代表。祭祖必在宗庙(祖庙),故以“宗庙之事”泛指。

  12.如会同:或者在诸侯的盟会典礼中。如:或者,连词,表示选择关系。会同:诸侯会盟。

  13.端章甫:穿着礼服,戴着礼帽。端,礼服。章甫:礼帽。在这里都是名词活用作动词。

  14.希:通“稀”。指弹瑟的速度放慢,节奏逐渐稀疏。

  15.铿(kēng)尔:铿的一声,琴瑟声止住了。铿:象声词。指弹瑟完毕时最后一声高音。尔:“铿”的词尾。

  16.撰:述。

  17.莫(mù)春:指夏历三月,天气已转暖的时节。莫:通假“暮”。

  18.冠者: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要举行冠礼,束发、加帽,表示成人。“冠者”指成年人。

  19.童子:未加冠以前的少年。

  20.浴乎沂(yí):到沂河里去洗洗澡。乎:介词,用法同“于”状语后置,乎沂是状语。沂,水名,在今山东曲阜县南。此水因有温泉流入,故暮春时即可人浴。

  21.风乎舞雩(yú):到舞雩台上吹吹风。风:吹风,乘凉。名词活用作动词。舞雩。鲁国祭天求雨的地方,设有坛,在今山东曲阜县南。“雩”是古代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古人行雩时要伴以音乐和舞蹈,故称“舞雩”。

  22.与:赞许,同意。

  【三】译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侍老师闲坐。孔子说:“因为我比你们年纪大一点,你们不要认为这样就不说了。(你们)平时(总在)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如果有人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打算做些什么事情呢?”

  子路轻率而急忙地说:“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中等)国家,夹在(几个)大国之间,有(别国)军队来侵略他,接连下来(国内)又有饥荒;如果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我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

  孔子(听了)微微一笑。

  “冉有,你怎么样?”

  冉有回答说:“一个纵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如果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来。至于他们的礼乐教化,(我)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只好等待修养更高的人来推行了。”

  “公西华,你怎么样?”

  公西华回答说:“不敢说我能胜任,但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事务中,或者在诸侯会盟,朝见天子时,(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的司仪。”

  “曾点,你怎么样?”

  (这时曾点)弹琴的声音(逐渐)稀疏了,铿的一声,放下琴起身,回答说:“(我)和他们三位所说的不一样。”

  孔子说:“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点)说:“暮春时节,穿上已经做好的春服,(我和)五六(虚数,泛指几个)位成年人,六七个(虚数,泛指几个)青少年,到沂水河里洗澡,在舞雩台上吹风,(一路)唱着歌回来。”

  孔子长叹一声说:“我赞成曾点啊!”

  (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个人(都)出去了,曾皙走在后面。曾皙问:“(他们)三位的话怎么样?”

  孔子说:“也就是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皙)问:“您为什么笑子路呢?”

  (孔子)说:“治理国家要用礼,可是他(子路)的话毫不谦让,所以(我)笑他。难道冉求讲的不是国家大事吗?怎么见得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就不是国家了呢?难道公西华讲的不是国家大事吗?宗庙祭祀,诸侯会盟和朝见天子,不是诸侯国间的大事那又是什么呢?如果公西华只能给诸侯做一个小相,那么谁能做大事呢?”

  【四】作品鉴赏

  思想内容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这种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论语》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则。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牛“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个问题,内容完全不同。答子路的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的是:“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艺术特色

  《论语》多为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不仅篇幅较长,而且注重记述,算得上一篇结构完整的记叙文,人物形象鲜明,思想倾向通过人物表情、动作、对话自然地显露出来,具有较强的艺术性。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论语》的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还有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时语言浅近易懂,接近口语,也是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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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版本流传

  各种版本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古时称为方术士,擅长祭祀,算命等),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三种不同的本子: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二十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文论语》(即《古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语》和《齐论语》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语》为根据,“采获所安”,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东汉末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遂为《论语》定本。

  孔壁中书本《论语》由孔安国定。当孔安国向汉武帝献书时,正值“巫蛊事件”,朝廷将这批书退还给孔氏,“其学于是在孔家流传”。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又认为出于王肃之手。

  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侯论》。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

  《论语》的版本之争实际上就是真伪之辩。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有竹简《论语》。2016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约五千枚竹简,考古人员在这些竹简中发现了失传已久的《论语·知道》篇,并初步断定属《论语》的《齐论》版本。

  历代注本

  《论语》与《孝经》都是汉初学习者必读之书,是汉人启蒙书的一种。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论语》。汉朝人所注《论语》,已亡佚殆尽,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的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是用三国何晏的《集解》和宋人邢昺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经义考》、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疏证》。

  两千年来,为《论语》作注释的书籍不胜枚举。据统计,历代研治《论语》的专著不下三千余种。可惜的是,这些古籍亡佚者居多。流传有序且影响较大的《论语》注释性著作有:

  一、汉郑玄《论语注》;

  二、魏何晏《论语集解》;

  三、梁皇侃《论语义疏》;

  四、宋朱熹《论语集注》;

  五、清刘宝楠《论语正义》;

  六、民国程树德《论语集释》。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其中重要的有四部:一是《论语集解》,它是两汉、三国时期经学家研究《论语》的结晶;二是《论语义疏》,它囊括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家对《论语》的发挥;三是《论语集注》,它是两宋时期理学家《论语》精义的荟粹;四是《论语正义》,集清代的考据学《论语》研究成果之大成。这四部《论语》注释代表了《论语》研究的四个阶段,同时也代表了四种研究方法,是现代研究《论语》基本资料。

  【六】人物生平

  贵族出身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之兄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四世祖。六世祖得孔氏,是为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国大夫,曾为大司马,封地位于宋国栗邑,后来在宫廷内乱中被太宰华督所杀。孔父嘉子木金父,木金父子祈父,祈父子孔防叔,孔防叔的孙子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避宋国战乱逃到鲁国的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定居,其官职为陬邑大夫。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请求纳颜氏女儿为妾。颜氏有三个女儿,只有小女儿颜徵在愿嫁叔梁纥。颜徵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

  早年经历

  孔子生而七漏,头上圩顶(意为头顶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时,叔梁纥病逝。叔梁纥死后,颜徵在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所以称自己虽然已经十五岁了,但志向在于做学问。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徵在去世。这一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十九岁,为了能够经常回到祖籍地宋国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国人亓官氏为妻。

  步入仕途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这一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因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来到鲁国朝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所以自称三十岁前后有所成就。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来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

  汉画像石《孔子问礼》拓片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在近处不会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在远处不会埋没受人推举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说是仁义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铸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四十岁,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自称四十岁不疑惑。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隐而修著《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阳虎想要见孔子,而孔子却不想见到阳虎,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随后孔子被升为小司空。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升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鲁国大治。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隳三都的措施,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春天,齐国送八十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周游列国

  孔子像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带领弟子离开鲁国来到了卫国。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弟子子路对孔子见南子这件事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郑国的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慈惠的人。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因此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离开卫国回到鲁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国使人聘鲁国,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曹伯阳没有接见孔子。在曹国稍作停留,到达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五十九岁的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国、宋国、郑国至陈国,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七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人,楚国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岁,称自己这时候,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自己颓丧的样子如同丧家之犬。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离开陈国,来到了蔡国。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从蔡国来到叶国。叶国君主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离开叶国返回蔡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隐者。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与弟子在陈国、蔡国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国人相救。由楚国返回卫国,途中又遇隐者。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讨伐鲁国,吴国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孔子夫人亓官氏去世。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师讨伐鲁国,孔子弟子冉求率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向孔子学来的。六十八岁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国。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至此结束。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赋,孔子反对。对冉有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君子的行为,应该用他的礼数来判断。施舍的时候,会从重付出;做事的时候,会中庸而行之;死的时候,会对自己薄葬。

  返回鲁国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这一年冬天,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七十岁,称自己这时候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这一年,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伤,感慨到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此时却都不在身边受教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三天,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恒,没有得到支持。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卒葬泗上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而且还被剁成肉酱。经过这一系列打击后,孔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时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时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时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

  孔子卒后,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受到人们的奉祀。

  【七】主要影响

  道德学说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政治学说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

  孔子主张的较低政治目标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其影响。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

  经济学说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在他的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若不富足,国君就不会富足。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

  “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

  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史学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中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后世影响

  《论语》明刻本《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论语》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时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元代延祐年间,科举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务运动,废除科举之前,《论语》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论语》进入经书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谷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这样是十三经。”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论语》中保留了一些人们对孔子师徒的批评讽刺,有的作了辩驳,有的没有回答。其驳议辩难部分对后世很有影响,如《答客难》等设为主客问答进行辩难的小赋,都从《论语》受到启发;其自我解嘲部分,表现了儒家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奋进精神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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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轶事典故

  义利之辩

  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金钱的补偿和奖励。

  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不向国家领取金钱。孔子说:“赐(端木赐,即子贡),你错了!圣人做的事,可用来改变民风世俗,教导可以传授给百姓,不仅仅是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现在鲁国富的人少穷人多,向国家领取补偿金,对你没有任何损失;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

  孔子的另一学生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获救者为了表示感谢送了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孔子问礼

  《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我听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报请鲁君。鲁君准行。遣一车二马一童一御,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

  孔子访乐

  孔子访苌弘,是说举世闻名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在公元前518年,带着对东周王朝日趋衰微、礼崩乐坏等问题的疑问,访问苌弘的历史事实。其时,苌弘已盛名于世,是东周的三朝元老,是大学者、大忠臣、贤德的敬王大夫,后无辜受戮,死而血碧,百姓深为痛惜和敬仰。其“碧血丹心”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周》中记载:“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开头就用这“一问”“二访”“三历”“四考”“五察”五句话,概括了孔子整个适周的主要活动内容。最后更简括的语言阐述了孔子适周的巨大收获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观周》把“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列在文章的前头,这里说明孔子在成周访问苌弘是事实。

  孔子学琴

  孔子在学习方面是很虚心,尤为刻苦。有一次孔子随师襄学鼓琴。曲名是《文王操》。孔子苦苦地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说:“可以了。”孔子说:“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曲子的弹法,但未得其数。”

  又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又说:“可以了,你已于其数。”可是孔子仍说:“不可以,未得其志。”

  又过了相当的时间,师襄子认为这回真的可以了,可是孔子仍然认为自己没有弹好这首乐曲。

  最后,孔子通过反复钻研,体会琴曲的内涵,直到他看到文王的形象在乐曲中表现出来了,才罢休。

  孔子相师

  《史记》记载,一日孔子乘着一辆马车周游列国来到一个地方,见有一孩子用土围成了一座“城”,坐在里面。孔子就问:“你看见马车为什么不躲开呀?”

  那孩子回答:“人们说您孔老先生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情。可是,今天我见您却并不怎么样。因为自古到今,只听说车子躲避城,哪有城躲避车子的道理呢?”

  孔子愣了一下,问:“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答道:“我叫项橐。”孔子为了挽回面子,就想出了一连串问题来为难项橐,但是都被项橐巧妙地化解了。

  孔子觉得这孩子知识渊博,连自己也辩不过他,只得长叹一声,俯下身子和蔼地对项橐说:“后生可畏,我当拜你为师。”回头对弟子们讲:“三人行必有我师,要不耻下问。”

  南宋大儒王应麟编写的《三字经》劝诸后生说:“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盖出于此。

  藏书始祖

  孔子于68岁返回鲁国,开始整理图书典籍。尤其是在晚年,主要精力是用在校勘、整理典籍方面。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图书整理者,相传他整理《诗经》《尚书》等文献,并把鲁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

  孔子在整理文献中,创立了揭示文献“为之作序”“言其作意”的目录学方法。为《诗》《书》作序,或附于书后,或临于书首,或另出单行,这在揭示文献的内容上起重要作用。孔子整理图书所定的《六艺》,对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在《别录》《七略》书目分类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孔子通过国家的藏书,了解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他所收藏的图书主要有《诗》《书》《礼》《乐》《春秋》等。《公羊解诂》载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救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说明在编定《六经》时,广泛搜集各国典籍。故后,“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

  实验欹器

  《荀子·宥坐》记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果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日:‘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宥和右的意思相同,也跟侑意思一样,劝说、勉励的意思,坐同座。古时候的人没有桌椅,只能坐地上。前面是案几,常用的物品放在右边,所以,座位右边是经常关注的地方。

  宥坐即座右铭。欹器的底是尖的,它有个特点:空虚时只能歪斜地放着,即“虚则欹”;当注入一半左右的水,就可端正地摆放,就是“中则正”;但注水又不可太满,水太多了,它又会自动侧翻倒,把水都倒了出来,这就是“满则覆”。欹器是对它的俗称,当人们利用它的特性赋予了文化内涵后,又送它一个雅号叫宥坐。

  诛少正卯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做大司寇的时候,就判处少正卯死刑,在宫门外杀了他。子贡向孔子进言道:“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您杀了他,会不会不恰当啊?”

  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比较起来还稍好一点: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而固执不改,第三种是言辞虚伪而能动人心,第四种是记取非义、多而广博,第五种是顺应错误而认为理所当然。一般人要是有这五种罪恶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杀;而少正卯同时具备五种恶行,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可不杀。”

  六艺齐全

  孔子六艺齐全,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

  【九】作品简介

  《论语》(lún yǔ),是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成书于战国前期。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原则等。作品多为语录,但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其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浅近易懂,而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能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

  《论语》自宋代以后,被列为“四书”之一,成为古代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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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成书过程

  书法作品《论语八则》《论语》是孔门弟子集体智慧的结晶。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论语》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清朝赵翼解释说:“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其实,“论”又有纂的意思,所谓《论语》,是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其编纂者主要是仲弓、子游、子夏、子贡,他们忧虑师道失传,首先商量起草以纪念老师。然后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

  清代学者崔述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唐代抄本《论语》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转引郑玄注云:《论语》“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这一说法在郭店简中得到旁证。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郭店简“《语丛·三》简引述《论语》,更确证该书之早”。《语丛·一》引用子思子《坊记》内容,而《坊记》还引用过《论语》的内容。“《语丛》摘录《坊记》,证明《坊记》早于战国中期之末,而《坊记》又引述《论语》,看来《论语》为孔子门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说还是可信的。”孔子弟子中,有子代孔子,以所事孔子事之,称子并不奇怪,子指老师,对儒家学子除了师承之外亦有掌门人之意。除了孔子,有子、曾子、冉子、闵子亦称子,冉子、闵子早逝,故师承的儒家掌门,只能是曾参,故代有子者只剩曾子有可能。颜回,虽然被尊奉,但由于早死,没来得及收徒,不是弟子记载,故不称子,可能是家人所记。原宪、漆雕开,虽然收徒,世称子思子、漆雕子,但《论语》所记,亦不是弟子记载,故亦不称子,多半是师兄弟偶而提及。

  《论语》既是语录体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

  《论语》的作者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如《泰伯篇第八》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又如《子张篇第十九》:“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对这一解释加以驳斥。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其著作年代有先有后。崔述《洙泗信录》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从词义的运用上可反映出《论语》的著笔先后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

  【十一】作品鉴赏

  思想内容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这种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论语》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则。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牛“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个问题,内容完全不同。答子路的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的是:“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艺术特色

  《论语》多为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不仅篇幅较长,而且注重记述,算得上一篇结构完整的记叙文,人物形象鲜明,思想倾向通过人物表情、动作、对话自然地显露出来,具有较强的艺术性。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论语》的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还有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时语言浅近易懂,接近口语,也是一个特点。

  【十二】作品评价

  西汉刘向《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

  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

  西晋傅玄《傅子》:“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南梁萧统《文选·辨命论注》引)

  北宋赵普:“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

  北宋邢昺《邢疏》:“直言曰言,答述曰语,散则言语可通,故此论夫子之语而谓之善言也。”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〇五:“‘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南宋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

  清代邵懿辰《仪宋堂后记》:“明太祖既一海内,其佐刘基 ,以‘四子书’章义试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于今。”

  清代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九:“余撰《文勤神道碑》,即据其子儒卿等所撰行状,言公年十有一,‘四子书’、‘十三经’皆卒读。”

  清代薛福成《选举论中》:“常科以待天下占毕之士,试策论;论仍以‘四子’、‘ 五经’命题,特易其体格而已;策则参问古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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