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江南赋》是南北朝时期庾信所写的一首赋，用来伤悼梁朝灭亡和哀叹个人身世，以其独特格局，陈述梁朝的成败兴亡、梁朝腐朽无能，侯景之乱和江陵之祸的前因后果。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哀江南赋序》原文及翻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原文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纵缔交；锄耨棘矜都，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译文
公元548年十月（梁太清二年），大盗篡国，金陵沦陷。我于是逃入荒谷，这时公室私家均受其害，如同陷入泥途炭火。不想后来奉命由江陵出使西魏，却有去无归。可叹梁朝的中兴之道，竟消亡于承圣三年。我的心情遭遇，正如率部在都城亭内痛哭三日的罗宪，又如被囚于别馆三年的叔孙婼。按照天理，岁星循环事情当能好转，而梁的灭亡却物极不反了。傅燮临危只悲叹身世，无处求生；袁安居安常念及王室，自然落泪。以往桓君山的有志于事业，杜元凯的生平意趣，都有著作自叙流传至今。
以潘岳的文彩而始述家风，陆机的辞赋而先陈世德。我庾信刚到头发斑白之岁，即遭遇国家丧乱，流亡远方异域，直到如今暮年。想起《燕歌》所咏的远别，悲伤难忍；与故国遗老相会，哭都嫌晚。想当初自己原想象南山玄豹畏雨那样藏而远害，却忽然被任命出使西魏，如同申包胥到了秦庭。以后又想象伯夷、叔齐那样逃至海滨躲避做官，结果却不得不失节仕周，终于食了周粟。如同孔嵩道宿下亭的旅途漂泊，梁鸿寄寓高桥的羁旅孤独。美妙的楚歌不是取乐的良方，清薄的`鲁酒也失去了忘忧的作用。我只能追述往事，作成此赋，暂且用来记录肺腑之言。其中不乏有关自身的危苦之辞，但是以悲哀国事为主。
我年已高而归途遥远，这是什么人间世道啊！冯异将军一去，大树即见飘零。荆轲壮士不回，寒风倍感萧瑟。我怀着蔺相如持璧睨柱之志，却不料为不守信义之徒所欺；又想象毛遂横阶逼迫楚国签约合纵那样，却手捧珠盘而未能促其定盟。我只能象君子钟仪那样，做一个戴着南冠的楚囚；象行人季孙那样，留住在西河的别馆了。其悲痛惨烈，不藏于申包胥求秦出兵时的叩头于地，头破脑碎；也不减于蔡威公国亡时的痛哭泪尽，继之以血。那故国钓台的移柳，自非困居玉门关的人可望见；那华亭的鹤唳，难道是魂断河桥的人再能听到的吗！
孙策在天下分裂为三之时，队伍不过五百人；项籍率领江东子弟起兵，人只有八千。于是就剖分山河，割据天下。哪里有号称百万的义师，竟一朝卷甲溃败，让作乱者肆意戮杀，如割草摧木一般？长江淮河失去了水岸的阻挡，军营壁垒缺少了藩篱的坚固，使得那些得逞一时的作乱者得以暗中勾结，那些持锄耰和棘矜的人得到乘虚而入的机会。莫不是江南一带的帝王之气，已经在三百年间终止了吗！于此可知并吞天下，最终不免于秦王子婴在轵道旁投降的灾难；统一车轨和文字，最终也救不了晋怀、愍二帝被害于平阳的祸患。呜呼！山岳崩塌，既已经历国家危亡的厄运；春秋更替，必然会有背井离乡的悲哀。天意人事，真可令人凄怆伤心的啊！何况又舟船无路，银河不是乘筏驾船所能上达；风狂道阻，海中的蓬莱仙山也无可到达的希望。因踬者欲表达自己的肺腑之言，操劳者须歌咏自己所经历的事。我写此赋，为陆机听了拍掌而矣，也心甘情愿；张衡见了将轻视它，本是理所当然的。
哀江南赋序创作背景
《哀江南赋》当作于周孝闵帝元年(557)十二月至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八月间。“幕府大将军”指的是周明帝宇文毓。从周明帝和庾信的关系看，这个判断是合理的。上文提到的《谢明皇帝赐丝布等启》便是庾信在明帝赐物后所作。《周书·明帝纪》载:“帝……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校刊经史。又群采众书，自羲、和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共同的爱好自然会促进二人的交往。庾信曾作《预麟趾殿校书和刘仪同》，可知他即是那“八十余人”之一，参与了明帝组织的这次文学活动。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编写的《南北朝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认为，明帝“温丽”的文风当受到南方文学的影响，这其中当有庾信的作用。
由于此赋作于十二月份，我们可进一步将其作年限定在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和周明帝元年(558)十二月这两个时间之内。这两个中究竟哪一个是《哀江南赋》的作年呢?当是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理由有二:其一，既然《哀江南赋》是作于明帝时，“周星”不可能是指“十二年”。这也证明了上文将“周星”解释为“岁星”并代指“北周运祚”是合理的。《周书·孝闵帝纪》中记载，元年(557)二月己亥，“岁星守少微，经六十日”;五月癸卯，“岁星犯太微上将”。而558年无关于岁星的记载。庾信在赋中对557年“天道周星，物极不反”的情况发出感叹后，紧接着进一步抒情:“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凯之平生……陆机之辞赋，每陈世德。”可见，“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当是写赋前的情况，也是庾信创作该赋的最直接的诱因。而周明帝元年(558)十二月距天现岁星的时间相对较远。其二，鲁文中已经提出，赋中“天道周星，物极不反”、“有妫之后，将育于姜。输我神器，居为让王”等句均是指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以前的事。庾信自554年入北，被“三年囚于别馆”，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也恰合“三年”之数。赋中反映的时间均截止于此时，当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因为此时正是该赋的写作时间。
另：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中考证，《哀江南赋》成于周武帝宣政元年戊戌，即陈宣帝太建元年(578)。
哀江南赋序作品鉴赏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
1.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
2.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徐)陵之所能及矣。张说诗曰：“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其推挹甚至。
林纾《春觉斋论文》
3.子山《哀江南赋》，则不名为赋，当视之为亡国大夫之血泪。
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4.庾子山等哀艳之文用典最多其情文相生之致可涵泳得之，虽篇幅长而绝无堆砌之迹故知堆砌与运用不同，用典以我为主，能使之入化，堆砌则为其所囿，而滞涩不灵。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哀江南赋》
5.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
钱钟书《谈艺录》
6.子山词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若《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皆居南朝所为。及夫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惟《象戏》、《马射》两篇，尚仍旧贯。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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