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封给友人的信，谈的是为学的大道理。信中批判明代王守仁以来的一些理学家空谈心性而脱离实际的学风，提出为学应继承孔孟以来的重实学而不尚空谈，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博学与修身并重。下面是与友人论学书翻译原文，请参考！
原文
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1]，往往言心言性[2]，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3]；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4]。性命之理，著之《易传》[5]，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6]”；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7]”；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8]，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9]。”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10]。”颜子之几乎圣也[11]，犹曰：“博我以文[12]。”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13]。自曾子而下[14]，笃实无若子夏[15]，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16]。”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17]”，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18]，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19]。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20]，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21]，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22]。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23]”。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24]，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25]，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26]，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27]，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28]。”
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29]。
翻译
近年来往于南方北方，因我年龄稍大一点很受朋友们推尊，向我来询问问题，算是问道于盲吧。我私下感叹一百多年以来的治学的人往往说心哪性呀（这些抽象的概念）可是迷迷茫茫弄不明白。
命与仁这两者，孔子很少提到；性与天道的道理连子贡也没听到过。讲性和命的道理，是写于《易传》中的，不曾多次地对别人讲过。别人问什么样的人是士，孔子的回答是：“自己行事要知道什么是耻辱。”孔子谈自己治学的经验，他说：“喜好古代的文化，勤奋地探索真理。”孔子与他门下的弟子谈话，所有那些所谓相传尧舜的“危微精一”的说法，全都不提，而只是说“不偏不倚地执政，如果四海穷困，上天给你的福佑永远完结。”可叹啊！圣人要我们学习的东西是多么平易而可以遵循呀。所以说：“从浅近的地方学起而达到高深的水平。”颜渊是几乎达到圣人标准的人，可他还说“给我更多的文化知识让我更渊博。”孔子告诉鲁哀公说，明晓善恶的能力，首先的条件是博学。从曾子往下数，弟子们论学问深厚扎实没有比得上子夏的，可是子夏谈到“仁”时候，却这样解释：“要广博地学习，有坚定的志向，提出的问题是恳切的，思考的问题是切近的。”
现在的君子们却不这样，他们积聚宾客门人求学的多到几百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相同，就像论语里说的，“就像草木一样种类繁多，应该加以区分。”可是他们却不分差别一概只是谈心谈性。丢弃“多学而增长见闻”，来奢求“一以贯之”的方法；抛开天下的穷困不谈，而整天讲所谓“危微精一”的空说，这一定是他的道要高于孔夫子，而他的门人弟子一定是要比子贡贤德，他们是跳过孔子而直接尧舜二帝的心传。我对他们的做法是不敢领教的。
《孟子》这部书，讲心讲性也是反复恳切。可是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所问的问题和孟子所作的回答，常常在于出仕与隐居、离职与就职、拒绝与接受、取得与付出的关系方面。以伊尹那样的大圣人，建立使他的君主如同尧舜，使他的人民如同尧舜之民那样盛大的功德，可是他的最根本的地方却是在于千驷不顾，一芥不予，一芥不取，这样小而具体的地方。伯夷、伊尹的特点不同于孔子，但他们有与孔子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没有罪的人，就能得到天下，他们也不去做。”因此性呀、命呀、天呀，孔子提到的非常少，而今天的君子们却说个不停；出仕与隐居、离职与就职、拒绝与接受、取得与付出之间的道理，是孔子孟子所常说的，而今天的君子们却说的很少。他们用论语里的话说，忠于职责和品德清高还不能达到仁的境界，可是他们不知道不忠于职责，品德不清高而能谈到仁的，从来也没有过。他们用论语里的话说“不嫉妒不贪求还不算达到仁，可是他们不知道一辈子嫉妒贪求的人而能跟他谈论道义，从来是没有的。我是不明白他们的说法的。
我所说的圣人之道是怎样的呢？叫做“博学于文”，叫做“行己有耻。”从自己的个人的事，到天下国家的事，都是该学习的事情。从做儿子臣子、兄弟朋友以至处理隐居出仕、人事交往、拒绝与接受、取得与付出等事情中间，都有是否耻辱可以检验的。孟子说“耻辱之感对于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不以粗衣劣食为耻辱，而以百姓男女没有受到恩泽为耻辱。所以孟子说：“一切我都具备，反躬自问而没有愧疚。”
啊！士人不把有耻放在首位，就是没有根基的人。不喜好古代文化而广泛学习，就是空虚的学问。靠没有根基的人来讲空虚的学问，我只能看到他们天天提到圣人，可是却离开圣人越来越远。虽然说这些话，并不是我大胆敢言，而是姑且以渺小的见解，说给志同道合的朋友而求教他们能给我启发和指点。
注释
[1]百余年以来：指明代理学家王守仁以来。
[2]言心言性：这是指宋、明理学家所讨论的哲学范畴。
[3]“命与仁”二句：《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4]“性与天道”二句：《论语·公治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孔子弟子端木赐。
[5]“性命之理”二句：《易传》：《周易》中解释经的部分，包括《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易传》中有讲性命的话，如《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又如《乾卦》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颖达疏：“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尺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是也。”
[6]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子贡问曰：‘如何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7]好古敏求：《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敏，勤勉。
[8]危微精一：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的简称，宋儒把它当作十六字心传，看成尧、舜、禹心心相传的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的原则。这十六字的大意是说，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微妙的，只能正心诚意，不偏不倚，执守中正之道。
[9]“允执其中”三句：《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朱熹注：“允，信也；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矣。”
[10]下学而上达：语见《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意指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
[11]颜子：即颜渊，名回，字子渊，孔子得意弟子。
[12]博我以文：语见《论语·子罕》：“颜渊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13]“其告哀公”三句：其，指孔子。哀公，鲁哀公姬蒋。明善，辨明善恶。《礼记·中庸》：“哀公问政。子曰：‘……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又谈到明善时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把博学放在首位。
[14]曾子：孔子弟子曾参，以孝称。
[15]子夏：孔子弟子卜商，工文学。
[16]“博学而志笃”二句：语见《论语·子张》：“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笃志：坚定自己的志向。切问：恳切地发问。近思：考虑当前切实的问题。
[17]“譬诸草木”二句：语见《论语·子张》。子夏说：“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传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
[18]“舍多学”二句：《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识：同“志”，记。
[19]祧（tiāo）：超越。东鲁：借指孔子。二帝：指尧舜。心传：指道统的传授。
[20]“乃至万章”二句：万章，孟子弟子。《孟子·万章》中记其与孔子问答颇多。公孙丑，孟子弟子，《公孙丑》篇中曾记孟子回答他有关孔子的处世态度。陈代，孟子弟子，《滕文公》篇记他曾欲孟子往见诸侯，孟子以孔子非礼招己则不往回答他。陈臻，孟子弟子，《公孙丑》篇记其曾问孟子何以接受宋、薛两国餽金而不受齐王餽金，孟子答以君子不可以货取。周霄，魏国人，《滕文公》篇记其曾问孟子仕进的方法，孟子答以“由有道”。彭更，孟子弟子，《滕文公》篇曾记其问“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秦乎”？孟子答以：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21]伊尹：名挚，商汤时大臣，辅佐汤攻灭破夏桀。元圣：大圣。
[22]“尧舜其君”二句：语本《孟子·万章上》：“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其非义也，其非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驷：古代一车套四马，称为一乘。介：同“芥”。
[23]“伯夷。伊尹”五句：语见《孟子·公孙丑上》。其说不同：“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其说同：“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24]“谓忠与清”句：语本《论语·公治长》：“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清，谓洁身自好。
[25]“谓不忮”句：语见《论语·子罕》：“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不忮不求”二句是《诗经·邶风·雄雉》中的诗句。忮（zhì），嫉妒。求：贪求。
[26]恶衣恶食：《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27]“而耻”句：《孟子·万章上》：“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
[28]“万物”二句：《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反躬自问。
[29]起予：《论语·八佾》：“子曰：‘起予者商也。’”起予，是说启发我的。
作品鉴赏
顾炎武力倡“文须有益于天下”，立言之旨首先应当做到为时为事而作。这篇论学书的第一节，作者首发浩叹，开门见山地说明此书是为批判百余年来的不正学风而作。宋明理学家特别是王阳明心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七）在顾炎武看来，这股学风历时久，影响大，危害深，所以对它深恶痛绝。他甚至指出，魏晋清谈，导致五胡乱华，今日清谈，招来明朝覆亡。正因为如此，他的抨击特别猛烈。
为了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理学家爱把他们说成是孔孟道统的直接继承者。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称孟子死后，圣人之学不传；只是过了一千四百年后，出了个明道先生（程颢），才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王阳明则说：“圣人之学，心学也。”（《象山先生集·序》）明末清初的一般学者受其影响，也是“日从事于圣人”，口不离孔、孟。在这种情况下，顾炎武毅然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指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他心目中的宋明理学空谈明心见性的禅学本质，划清了宋明理学与讲究经世致用的经学的界限。在这篇论学书中，作者首先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列举孔、盂等儒家圣人为学的态度，然后摆出“今之君子”不同的态度。这样两相对比，结论不言而喻：“今之君子”虽口不离孔、孟，其实他们同“圣人”背道而驰，空谈心性却完全违背了圣人之学的精神，因而是十分错误的。应该说，对于用圣人之学高自标榜的理学来说，这样批判是有力的。
然而此书批判的力量更在于深刻的揭露。作者对当时这股不正学风真可谓洞见其症结，击中其要害。在第三节中作者指出，就学而言，那些“今之君子”，第一，舍弃博学多识而贯通万物之理；第二，脱离现实，一天到晚讲论“十六字心传”。这种学风的形成与这些人信奉的哲学观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心即理”，理只在我心中；一个人只要悟得本心何必博学多识？继承陆九渊心学的明代理学家陈献章说得很明白：“学劳攘则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白沙集·与林缉熙》）王阳明则进一步断言，“心外无学”；“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就是说，四海之内根本不存在可以接触的客观事物，一个人只要唤醒内心的良知，便可穷理。显然，顾炎武在这里揭露的当时不正学风的两个特点，正是承陆、王心学的糟粕。作者对“今之君子”沉溺于心学而自命不凡的心态，亦以嘲讽的笔调给予无情的鞭挞。
学风，还有个行的问题。在第四节，作者深人一层指出，就行而言，那些“今之君子”在出处、去就、辞受、取与这些最能表现一个人操守气节的问题上，也与孔子、孟子、伊尹、伯夷等圣贤完全不同。他们不辨出处、取与的抉择是否合乎道义。他们的行，文中虽没有具体点明，但所说“不忠与清”而言仁者，就是指他们；“终身于忮且求”而言道者，也是指他们。字里行间表现出作者对这些人不知廉耻的憎恶和鄙视。
深刻的揭露，有力的批判，使这篇论学书成了声讨王学末流不正学风的战斗檄文。不仅如此，本书还有破有立，先破后立。最后一节，作者提出和阐明了开启一代学风的学术思想纲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
这个纲领是在批判“今之君子”不正学风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提出来的。由于上文破中有立，所以这里正面立论便显得要言不烦。两句话虽从儒家经书中拈取，但对它的阐发具有时代的内容。关于“博学于文”，作者指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东西都必须脚踏实地地去探究。这一条正面提倡博学多识、经世致用的实学，反对言心言性的空疏之学。关于“行已有耻”，作者认为，士大夫不仅要在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做到有所不为，而且要以天下为己任。应对“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而感到羞耻。这一条强调立身行事必须知耻，这是做人的根本。在作者看来，“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廉耻》，《日知录》卷十三）作者愤慨于当时不忠不清、不知廉耻的败坏士风，提出“行己有耻”这一条，正是希望士大夫坚持民族气节，为天下兴亡而尽责。张尔歧读罢此书，于“行己有耻”一语，“更觉切至”，其原因就在这里。
总之，一条“博学于文’”，一条“行己有耻”，是顾炎武论学的两个最重要的主张；我们不仅可用以概括这篇论学书的主题，而且可视为顾炎武全部学术思想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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