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传》是描写宋濂一生的一篇文章,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汉族,浦江人,元末明初文学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太史公。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明史宋濂传原文与翻译,欢迎查看。
明史宋濂传原文:
宋濂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问群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帝问其故,对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
明史宋濂传翻译:
宋濂曾经与客人饮酒,皇帝暗中(秘密)派人去侦探察看。第二天,皇帝问宋濂昨天饮酒没有?座中的来客是谁?饭菜是什么东西?宋濂全部拿事实回答。皇帝笑着说:“确实如此,你没欺骗我。”皇帝秘密地召见(宋濂)询问起大臣们的好坏,宋濂只举岀那些好的大臣说说。皇帝问他原因,宋濂回答道:“我只和好的大臣交朋友,所以我了解他们;那些不好的,(我不和他们交往,所以)不了解他们。”
明史宋濂传注释:
1.尝:曾经。
2.帝:指明太祖朱元璋。
3.密:秘密,这里作动词。
4.撰:吃、喝。
5.具:详细
6.诚:确实
7.朕 (zhèn):皇帝自称。
8.臧否(zāng pǐ ):善恶。
9.惟:只。
10.茹太素:人名,时任主事之职。
11.或:有的人
12.对:回答
13.悉:全,都
14.因:于是
25.微:如果没有
宋濂生平: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浦江)人,明初文学家。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造。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著作有《宋学士文集》、《孝经新说》、《东阳马生序》 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 提举,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作者评价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宋濂强调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力主义理、事功、文辞三者统一。尤长散文,纪传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均能抓住细节,突出性格,渲染无多,感染却深;写景如《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简洁清秀,迈似欧阳修。著作计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龙门子》、《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翰苑集》、《芝园集》等。后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
宋濂后裔
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开郡学,聘为五经师。次年,应征至应天(南京),任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修起居注。常侍朱元璋左右,以备顾问,明洪武二年(1369),任《元史》总裁官,书成,升翰林学士。四年,调任国子司业,次年升赞善大夫。太祖征召四方儒士,择少年俊异者入宫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师。六年升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十年,致仕归里。
宋濂勤奋好学,著作甚丰。系明代“开国文臣之首”。著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等。后人将其诗文合辑成《宋学士全集》75卷。文章不仅风行国内,当时在高丽、安南、日本等国亦广为流传。
如今有两部宋濂后裔宗谱《长陵宋氏宗谱》(今兰溪市横溪镇宋宅、大斯等村宋濂孙宋怿、曾孙宋信后裔)和《潜溪宋氏宗谱》(横溪镇下溪前村宋濂孙宋恺后裔),写成《宋濂后裔祖籍考》在《浙江日报》、《古今谈》和《兰溪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5月出版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又发现了一部宋濂孙宋愠后裔宗谱《京兆宋氏宗谱》(兰溪),这破解了宋濂孙宋愠的下落不明的千古之谜,此对于研究宋濂生平以及浙东学派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介绍,该宗谱为清宋永坛等纂修,清道光19年(1839)木活字本,1册,存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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