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世范》一书的论理并不像其他古代修身齐家的书那样古板正统，相反，袁采思想开明，甚至敢于反传统。他是从实用和近人情的角度来看待立身处世的原则的，而不是像一些老学究那样，把“四书五经”、孔孟之道那一套伦理强加在人们头上，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袁氏世范原文和翻译，欢迎大家分享。
袁氏世范原文和翻译 1
【原文】
人之至亲，莫过于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于责善，兄弟或因于争财。有不因责善、争财而不和者，世人见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别是非而莫名其由。盖人之性，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检，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拏，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强合于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况凡临事之际，一以为是，一以为非，一以为当先，一以为当后，一以为宜急，一以为宜缓，其不齐如此。若互欲同于己，必致于争论，争论不胜，至于再三，至于十数，则不和之情自兹而启，或至于终身失欢。若悉悟此理，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为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则处事之际，必相和协，无乖争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此圣人教人和家之要术也，宜孰思之。
【译述】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最亲的莫过于父子和兄弟。然而，父子与兄弟有相处不融洽，不和睦的。父与子之间，或者因为父亲对孩子求全责备，要求太过苛刻，兄与弟之间，或者因为相互争夺家产财物。有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并没有求全责备、争夺财产，却很不和睦，周围的人看见他们不和，有的便从这种不和中分辩是非，最终仍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概人的性情，有的宽容缓和，有的偏颇急躁，有的刚戾粗暴，有的柔弱儒雅，有的严肃庄重，有的轻糜浮薄，有的克制检点，有的放肆纵情 ，有的喜欢闲雅恬静，有的喜欢纷纷扰扰，有的人识见短浅，有的人识见广博，各自的禀性气质各有不同。父亲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子女合于自己的脾性，而子女的脾性未必是那个样子；兄长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弟弟合于自己的性格，而弟弟的性格也未必如此。他们的性格不可能做到相合，那么他们的言语与行动也不可能相合。这就是父与子，兄与弟不和睦的最根本的原因。况且大凡面临一件事情的时候，一方认为是正确的，一方认为是错误的；一方认为应当先做，一方认为应当后做，一方以为应该急，一方以为应该缓，观点不同竟然是这个样子。如果彼此都想要对方和自己的性格、脾气、观点相同，必然会导致争吵与论辩，争吵、论辩不分胜负，以至于三番五次，更至于十次八次，那么不和自此就会产生，有的竟到了终其一生失去和睦的地步。
如果大家都能领悟到这个道理，做父亲和兄长的对子女与弟弟通情达理，并且不苛责子女与弟弟与自己相同；做子女和弟弟的，恭敬地追随着父兄，却并不期望父兄只听取自己的意见，那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必定相互和协，没有乖离争论的祸患。孔子说：“对待父母，屡次婉言劝谏，看到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还必须恭恭敬敬，不违背父母，仍然在做事的时候无怨无悔。”这就是圣人教给人们和家的最重要的方法，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
【评析】
性不可以强合，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观点。任何人都不可以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他人，即使是父之于子，兄之于弟，也同样不可如此。然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都有严格的界限，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不可越雷池一步。如此开明的观点出现在宋代，足见袁采在父子兄弟观念上的超前意识。这种超前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思想活跃的时代里曾经有过表现。《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钟毓兄弟俩小时候，一次正碰上父亲白天睡觉，于是他俩一块儿偷药酒喝。他父亲当时已睡醒了，姑且假装睡着了，来看他们怎么做。钟毓行过礼才喝，钟会只顾喝，不行礼。过了一会儿，他父亲起来问钟毓为什么行礼，钟毓说：“酒是完成礼仪用的，我不敢不行礼。”又问钟会为什么不行礼，钟会说：“偷酒喝本来就不合于礼，因此我不行礼。”钟毓、钟会两兄弟从小时候起，便有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行礼与不行礼，本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兄弟二人各有自己的理由。其父分别询问了各自的理由，足见他也并不是希望二人观点相同，性不可以强合，恐怕钟氏兄弟之父认识已比较清晰了。
然而可悲的是，当历史发展到清代时，《红楼梦》中的贾政依然固守着迂腐的君臣父子观念，充当了一个切切实实不折不扣的封建卫道士。他在儿子贾宝玉身上贯彻了可怕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宝玉本来“顽愚怕读文章”，最讨厌沽名钓誉的国士禄蠹之流。当薛宝钗劝谏他走仕途时，他便道：“林妹妹若是这样，我早和她生分了。”从小喜欢在脂粉堆里混，谈到功名便萎糜不振的贾宝玉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父亲的所作所为。而贾政从他自身出发，怎么也理解不了宝玉为何这般“没有出息”。性不可以强合，可惜的是贾政与贾宝玉都没理解到这一点。父子本是两代人，上一代的固有思想在下一代看来无法理解，下一代的叛逆在上一代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思想冲突的直接后果便是：宝玉越来越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感到厌倦，贾政越来越对儿子的不求上进求全责备，最终结果是儿子纵然按照父亲的意愿，考取了功名，却并没有“接续香火”，重振家业，而是遁入空门，以求得真性的复苏，灵魂的止泊。人性是复杂的。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阐释，即便是同一个人，其身上的几种性格特征也会发生矛盾，而况不同的人，不同年代的父子兄弟之间呢？倘若贾政真能用客观的眼光打量一下宝玉的话，说不定对他心灵深处的纯洁会欣赏不已，倘若宝玉能对父亲的苦心做一番刨根问底儿的话，也不至于对父亲视若仇敌。至少能增添一丝怜悯，唤醒真切的父子亲情，或许结果也不至于太惨。
袁氏世范原文和翻译 2
【原文】
人之父子，或不思各尽其道，而互相责备者，尤启不和之渐也。若各能反思，则无事矣。为父者曰：“吾今日为人之父，盖前日尝为人之子矣。凡吾前日事亲之道，每事尽善，则为子者得于见闻，不待教诏而知效。倘吾前日事亲之道有所未善，将以责其子，得不有愧于心１为子者曰：“吾今日为人之子，则他日亦当为人之父。今父之抚育我者如此，畀付我者如此，亦云厚矣。他日吾之待其子，不异于吾之父，则可以俯仰无愧。若或不及，非惟有负于其子，亦何颜以见其父？”然世之善为人子者，常善为人父，不能孝其亲者，常欲虐其子。此无他，贤者能自反，则无往而不善；不贤者不能自反，为人子则多怨，为人父则多暴。然则自反之说，惟贤者可以语此。
【译述】
在社会生活中，父与子之间，有的彼此不思虑自己的职责，却责备对方，这是导致父子不和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父与子各各都能反思一下自己，那么就会相安无事。做父亲的应该这样说：“我现在做人的父亲，从前曾经是别人的子女。大凡我原来奉事父母的原则是每事求尽善尽美，那么做子女的就会有所闻见，不等做父亲的去教导他们，他们就会明白怎样去对待父母了。倘若我过去侍奉父母未能尽善尽美，却去责备孩子不能做到这些，难道不是有愧于自己的良心吗？”做儿子的应该这样说：“我今天做为别人的儿子，日后肯定会成为他人的父亲。今日我的父亲这样尽心尽力地抚养培育我，并且为我付出许多心血，可以称得上是厚爱了。日后我对待自己的子女，只有做到与我父亲待我的程度一样，才可以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如果做不到这些，不仅仅有负于子女，更无颜面去见父亲。”世上的人善于做儿子的，常常也很善于当别人的父亲，不能够孝事其父母双亲的，也常常想虐待其子女。这其中没有别的道理，贤达的人能够自己反省自己，那么就会做事稳当少出差错。不贤达的人不能够反省自己，做儿子多怨恨，做父亲多暴戾。那么自己反省自己的道理，只有贤达的人才可以谈论。
【评析】
“上有老，下有斜是中年人对于生活劳累的感慨。大凡有头脑，有德行的人总是尽自己最大的所能，让父母在有生之年生活得幸福，总是想方设法抚育培养自己的子女，希冀他们有所成就。这种人生来就懂得反思，作为人子，能切身体会到父母抚养孩子的呕心沥血，因此他待父母尽心，待子女尽力。他的这种尽心尽力的做法，上得之于父母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对下又成为子女的楷模与榜样。
《世说新语。德行篇》：“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自教儿。’”这个故事是说谢公的夫人在教导儿子时，追问太傅谢安为什么从来不见他教导儿子，谢安回答说他是以自身言行来教导儿子的。
谢安的作法就是促使儿子反思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的。儿子从父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揣摩出为人之子应怎样做，为人之父应怎样做。日常生活中，父子不和甚而至于分崩离析，仇敌相对。这其实是一种极为不明智的举动。父亲不明白自身当以身示范，儿子也不能够从父亲身上得到一丝一毫的启示。
制作推荐
《袁氏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篇，内容非常详尽。《睦亲》凡60则，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具体分析了家人不和的原因、弊害，阐明了家人族属如何和睦相处的各种准则，涵盖了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处己》计55则，纵论立身、处世、言行、交游之道。《治家》共72则，基本上是持家兴业的经验之谈。甚至还有置办田产，要公平交易；经营商业，不可掺杂使假；借贷钱谷，取息适中，不可高息；兄弟亲属分割家产，要早印阄书，以求公正免争；田产的界至要分明；尼姑、道婆之类人等不可延请至家；税赋应依法及早交纳等。
作者典故
袁采，衢州人，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后官至监登闻鼓院，掌管军民上书鸣冤等事宜，即负责受理民间人士的上诉、举告、请愿、自荐、议论军国大事等方面给朝廷的进状。袁采自小受儒家之道影响，为人才德并佳，时人赞称“德足而行成，学博而文富”。步入仕途以后，袁采以儒家之道理政，以廉明刚直著称于世，而且很重视教化一方。在任温州乐清县县令时，他感慨当年子思在百姓中宣传中庸之道的做法，于是撰写《袁氏世范》一书用来践行伦理教育，美化风俗习惯。
内容介绍
《袁氏世范》一书的论理并不像其他古代修身齐家的书那样古板正统，相反，袁采思想开明，甚至敢于反传统。他是从实用和近人情的角度来看待立身处世的原则的，而不是像一些老学究那样，把“四书五经”、孔孟之道那一套伦理强加在人们头上。譬如，袁采的《袁氏世范》提倡家庭的成员应该是平等的，父子兄弟、男性女性之间都是平等的，可以保持各自的性格特点。即便是家中的长辈，也要以自己超乎别人的修养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不能压服别人，子女也没必要屈从长辈的权威。《袁氏世范》记载的一些经济生活细节，也可补充历史的空白，如当时开化农村的借贷，往往借一还二，这种高利贷太过不仁。不过，在宋代社会，大钱生小钱的观念深入人心。《袁氏世范》卷一说，有人与兄弟子侄共同生活，他自己私财独多，怕将来被均分，就买金银之类收藏。袁采认为这是非常笨的做法。有了钱与其买金银，还不如购置产业搞经营，或者典质放债，十年中间，所得之利息必大大超过本钱。到兄弟分家时，父辈留下的那一点产业，就只是经过滚动后的财产的一小部分了，利己利人，何乐不为？
名称原由
宋代以前的家训，虽数量不少，但大多意求“典正”，不以“流俗”为然。而袁采的这部家训，却一反前人，立意“训俗”。故书成之后，他取名为《俗训》，明确表达了该书“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后来，袁采请他的同窗好友、权通判隆兴军府事刘镇为自己的家训作序，刘镇在序中谈到袁采的这部书，“其言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屈，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他认为这部家训不仅可以施之于袁采当时任职的乐清一县，而且可以“远诸四海”；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而且可以“垂诸后世”、“兼善天下”，成为“世之范模”，于是建议将此书改为“世范”，《袁氏世范》由此而得名。
对比
如果把《袁氏世范》和《颜氏家训》等家训类著作相比较，就可发现《颜氏家训》中有很多篇幅来讲学问，全书从头至尾有很多引自经传的话，有许多是对经、史文章等所作的考证，对书法、绘画、射箭、算术、医学、弹琴等方面的见识。这些充分体现了像颜之推这样的士多才多艺或博学多识的风采。《颜氏家训》给我们很浓重的书卷气和学术特色。而《袁氏世范》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对人生世相似乎了然于胸的长者把他的宝贵处世经验娓娓道来。更多地反映了宋代士人的价值观从理想性向现实性转化，从学术上向世俗方面转化，由重理论转为重视经验以及对世俗生活的指导。
中国的历史典籍，以前大多是帝王将相的英雄史，后来又充斥斗争哲学，而实际当时百姓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原态，反而极少涉及。《袁氏世范》这部书好在原汁原味，不仅引起当代诸多国内学者青睐，也使袁采在隔了许多个世纪以后走向了世界：如今在西方汉学界，袁采的著作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重视，美国汉学家伊霈霞、墨子刻、约瑟夫·麦克德莫特和包弼德，都研究过《袁氏世范》。伊霈霞将《袁氏世范》翻译成英文出版，并著有《宋代中国的家族与财产：袁采的社会生活观》一书(此书列为《剑桥插图中国史》所附《进一步阅读书目》)。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第一章(长篇导言)中，把《颜氏家训》和《袁氏世范》进行比较研究，以论证由南北朝到唐宋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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