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论》原文翻译

2024-09-27 古籍

　　《晁错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文，评论对象为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这篇文章总结了削藩失败是晃错被杀的原因。作者认为，晁错被杀，首先有七国叛乱给皇帝造成的压力和受到政敌中伤的原因，但又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即晁错自己也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精神，才给了政敌攻击他的机会。同时，作者通过对晁错改革失败的叹惋，表达出自己愿意为国效力但有志难展的抑郁心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晁错论》原文翻译，欢迎阅读。

　　《晁错论》

　　作者：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责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翻译

　　天下的祸患，最不好办的，是表面上太平无事，但实际上却有无法预料的隐患。坐在那里看着事情在变化，却不想办法去解决，恐怕事情就会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但一开始就用强制的手段去处理，那么天下的人由于习惯太平安逸，就不会相信我们。只有那些仁人君子杰出人物，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的人去承担大难，以求建立伟大的功业。这当然不是在短时期内由那些只图求名的人所能做到的。

　　天下太平，无缘无故挑起大难的开头，我能挑起它，我也要能收拾它，然后才有言辞向天下的人交代。如果事到临头，却想慢慢避开它，让别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患必然集中在自己身上。

　　从前晁错竭尽忠心为汉朝出力，谋划削弱山东诸侯的势力。山东诸侯联合起兵，借诛杀晁错的名义反叛朝廷。但是皇帝不能明察，就杀了晁错来向诸侯解释。天下的人都悲叹晁错因为尽忠朝廷而遭杀身之祸，却不知晁错也有自取其祸的原因。

　　古时候能够建立大功业的人，不只具有超出一般的才能，还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堤口，疏通大河，让水流进大海。当他的功业尚未完成的时候，也有堤坝溃决和洪水横冲直闯的可怕灾难。只因为他事先估计到这种必然性，事情来了并不惊慌，而是从容不迫地规划解决，所以最后获得了成功。

　　七国诸侯那样强盛，却要一下子削弱它们，他们起来叛乱有什么奇怪的呢?晁错不在这个时候献出自己的全部身心，替天下人做抵挡大难的先锋，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为保全自己着想，想使皇帝亲自带兵出征，自己在后方防守。那么试问，挑动七国叛乱的是谁呢?自己想求得名誉，又怎能逃避祸患呢?因为亲自带兵出征极为危险，留守后方十分安全，你自己是挑起大难的罪魁祸首，却选择十分安全的事情来做，把极为危险的事情留给皇上去担当，这是忠臣义士愤恨不平的原因哪。

　　在这个时候，就算没有袁盎(与晁错为政敌)进言，晁错也未必能免除杀身之祸，为什么这样说呢?自己想留在后方防守，却让皇帝亲自出征。按照常理上说，皇帝已经很难于忍受了，又加上很多人不同意他的建议，所以袁盎的话就能在这中间发生作用。假使吴、楚反叛，晁错挺身而出承担危险，日夜操劳，率兵向东去阻击他们，不至于使自己的君王受牵累，那么皇上将依靠他而无所畏惧，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可以离间得了吗?

　　唉!世上的君子，想要建立不平凡的功业，就不要专门去考虑保全自己的计策。假使晁错自己带兵去讨伐吴、楚，不一定没有成效。只因为他想保全自己，就使得皇上不高兴，奸臣能够乘机进言。晁错用来保全自己的计策，不就是用来自己害自己的么?

　　注释：

　　晁错：前年—前年，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主张重农贵粟，力倡削弱诸候，更定法令，招致王侯权贵忌恨。汉景帝四年（前年），吴、楚等七国以“讨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晁错因此被杀。患：祸患。为：治理，消除。所：处所。这里指解决问题的措施。狃：习惯。不吾信：不相信我。惟：只有。出身：挺身而出。犯：冒着。以：而，表顺接。固：原本。这里泛指短时期期月：一个月。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治平：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其：代词，指祸患。端：开头，开始。发：触发。收：制止。然后有辞于天下：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循循焉：缓慢的样子。循循，徐徐。焉，……的样子。去：逃避。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从前晁错殚精竭虑效忠汉朝。昔者，从前。山东：指崤山以东。并起：一同起兵叛乱。以诛错为名：以诛杀晁错作为名义。以······为，把······作为。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但汉景帝没有洞察到起兵的诸侯的用心，把晁错杀了来说服他们退兵。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天下人都为晁错因尽忠而遭受杀身之祸而悲痛，却不明白其中一部分是晁错自己造成的。以，因为。取，招致。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自古以来能够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仅仅要有超凡出众的才能，也一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之：用在主、谓语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无实义。龙门：今陕西韩城东北，是黄河奔流最湍急处。大河：指黄河。方：当。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可能也有决堤、漫堤等可怕的祸患。是以：所以，因此。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zhòu)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qiǎn)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àng)，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cuì)砺(lì)，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shì)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虽：即使。何者：为什么呢？以情而言：按照情理来说。以，按照。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皇帝本来已经觉得这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对他的建议。使：假若。淬砺：锻炼磨砺。引申为冲锋陷阵，发愤图强。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即使有一百个袁盎，能有机可乘离间他们君臣吗？

　　嗟(jiē)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xì)，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yú)！

　　赏析：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作者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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