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史记·乐书》原文及翻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史记·乐书》原文及翻译 1
原文：
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而卫灵公之时，将之晋，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灵公曰：“可。”因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于施惠之台。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师旷曰：“师延所作也。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
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太史公曰：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
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 (《史记乐书》有删改)
译文：
所有的音乐都是从人的心性上产生的，上天和人（的心性）有相通的地方，如同影子象（原来的）形体一样，回响和原来的声音相应合一样。所以，行善的人，上天自然会给予福祥的报偿，作恶的人，上天会给予灾祸的惩罚，这是自然的事。
所以舜弹奏五弦之琴，唱《南风》之诗，而天下升平；纣王制作《朝歌》北方鄙野的歌曲，结果是身死国亡。舜治理国家的方法为什么那样的宽宏？纣的治理国家的方法为什么却又那样狭隘呢？大概就是因为《南风》之诗的主题是属于生长蕃育之音，舜非常爱好这种音乐，爱好与天地自然的心意相同，能得天下万民的欢心拥戴，所以天下大治。至于《朝歌》，一大早就唱歌，时间上就很不合适，而且“北”有败北的意思，“鄙”是粗鄙的意思，但是纣却非常喜爱这种音乐，与万国人民的心意不同，于是诸侯不愿附从，百姓不愿亲近，天下所有的人都背叛反对他，所以结果必然是身死国亡。
在卫灵公的时候，他要去晋国，到了濮水上游的住宿，半夜时听到弹琴的声音，询问身旁的侍从，都回答说“没有听到”。于是就找来师涓说“我听到弹琴的声音，询问侍从，都说没有听到。这种情形好像鬼神（在弹奏），替我仔细听并记下来。”师涓说“好的。”于是就端正地做好，手抚在琴上，一面仔细听，一面写下来。第二天，回报卫灵公说：“我记下了这首曲子，但是（还）没有练习，请允许我多留一晚练习这首曲子。” 卫灵公就答应了下来，再住一晚。第二天师涓说“我练熟了。”这才离开濮水去晋国，朝见晋平公。晋平公在惠施台摆了一桌酒为卫灵公接风。酒喝到痛快的时候，卫灵公说：“我这趟来，听到一支新曲子，请让我的乐工为你演奏它。”晋平公说“行”。就叫师涓坐在师旷的旁边，拿了一把琴演奏起来。还没弹完，师旷就按住琴弦阻止他说：“这是亡国之音，不可演奏下去了。”晋平公说：“怎么这么说话呢？有什么道理吗？”师旷说：“这是师延谱写的曲子，是为昏庸霸道的纣王谱写的靡靡之音。武王伐纣的时候，师延朝东逃跑，自投濮水自杀而死。所以，你这支曲子一定是在濮水河上听到的，先听到这支曲子的，国家就要被削弱。”晋平公说：“我平生所好就是一个音乐，希望让我遂愿听完吧。”
演奏第一乐章，就有白云从西北方面升起来，演奏第二乐章时，大风就来到了，大雨随后也到了，掀翻了门廊揭开了房子上的瓦片，身旁随从都四散逃开了。晋平公害怕了，趴在门廊和堂屋之间。晋国大旱，土地荒芜三年。
简介
什么是乐？《正义》认为“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岁有万物成熟，……咸谓之乐”。意思是，凡自然界中事物的一切差异与活谐，通通叫做乐。这与前篇礼的定义一样，是后世儒者故弄玄虚，非司马迁书的本意。司马迁所说的乐与如今所说的音乐之乐大致是相通的，它包括歌、舞和有关的器具(乐器和舞具)三部分；还认为乐是由于客观事物被人感知以后产生的，这也是正确的。但也有所不同，首先，他把乐与音、声做了严格区分，认为心感于物而动，产生声；声与声相感应，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叫做音；人因音而生欢乐，甚至翩翩而舞，都叫做乐。所以他说：“乐(yuè，去声月)者，乐(lè，去声勒)也”。就是说，只有使人欢乐的音乐才是司马迁所说的乐(yuè)。而且，这种欢乐不是人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受着一定意识形态的制约，符合这种意识形态的，虽无可乐(lè)也是乐(yuè)，否则，纵能使内心喜乐也不是乐(yuè)。因此又说：“乐者，所以导乐(lè)也”，是指导人心欢乐的一种规范。在“魏文侯”章中，把令人昏昏欲睡、毫无乐趣的古乐称为德音，认为是典型的乐，而令人乐不知疲的郑、卫、齐、宋等国的音乐只说是“溺音”，(即今所谓靡靡之音)，就是这个缘故。
司马迁之前对乐的认识并不是统一的。《吕乐春秋》就说，道生万物，万物凡有形体者满足和、适两个条件就能发声，有声就能成乐，意识形态的条件被完全排除了，把乐分成大乐、侈乐、古乐等名目，认为“亡国戮民非无乐(yuè)也，其乐(yuè)不乐(lè)”。这与乐书说的“乐者，乐也”的定义截然不同。
《史记·乐书》分作四个部分，前七个自然段(划分自然段的标准是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中凡另起行者为一段，惟回答部分，一问一答为一段)是司马迁的总论；8－49段是详论，与《礼记·乐记》中的文字大体相同；50－55段是褚先生的评论误入正文者；56段“太史公曰”以后的文字是结尾，为司马迁的评论。第二部分是全篇重点。《礼记·乐记》孔颖达的序文说，古乐书在周末时散失了，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与诸儒生采集周官及诸子书中有关乐事者，撰成《乐记》24卷，到汉成帝时刘向校书得23卷，且与流传者有所不同。《礼记》截取其中11卷合为一篇，名《乐记》，其余12卷渐次失传，只有卷名保留在刘向《别录》之中。《礼记·乐记》郑玄序所列篇目与《别录》相同，显系录自《别录》，而《礼记·乐记》中的篇目次第又与郑序不同。按《正义》所说，《礼记·乐记》是公孙尼子所撰，《史记》缺《乐书》篇，褚先生取公孙尼子文而升降颠倒其篇次以补之。以《乐书》与今传十三经本《礼记·乐记》比较，除篇次不同外，相异处尚有171字，部分是语词、虚字有繁简，其余多半是古今字之不同，仅此即可知《乐书》所据本比《礼记·乐记》更为古远。再以《礼记·乐记》中的内容与郑序中的篇目名对照，推想《别录》见到的《乐记》，即刘德及诸儒生所撰的《乐记》的情况，以与《乐书》相比较，二者的不同见下表：
由表可见，《乐书》与《乐记》的不同：一是《乐书》把《乐记》的第(七)章提到(五)、(六)章之前，使与第(四)章并列；二是把第(十)章提到第(八)章之前，使与(五)、(六)章合为一段，另使(八)、(九)、(十一)章合为一段；三是把第(六)章中的第<5>段归入第(四)章；四是将第(四)章的第<4>段作为过渡语放在(七)、(五)两章之间，从表中“内容”和“备注”两栏不难看出，这样处理比《别录》中的《乐记》更为合理，说明《乐书》的作者比编订《礼记》的河间献王和众儒生们高明得多，更非后世那些奉儒经为圭臬的学者所能及。因此，说《史记·乐书》是褚先生所补，难以令人置信。
说《乐书》的第三部分是褚先生所补，是由于褚先生补书有几个明鲜特征。首先是见识粗鄙，与司马迁语绝不相类。如第50自然段说天人相通、善恶有报等，迂腐之极，51段说舜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北鄙之音而亡国，是由于南方主夏，是“生长之音”；北是败北的意思等，因文字而加敷会，无论《乐书》或《乐记》都无如此荒唐之言，第52段又讲了卫灵公于濮水之上得师延遗作的怪诞故事，虽有所本，必非司马迁所屑于言。其次是语言粗鄙，多有词不达意者，而且他有句口头禅，动辄“岂不伟哉”，“何其弘也”之类。所以，褚先生的大作，一般是不难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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