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未动笔，怕是连信件最基本的格式都不大记得了。但是所幸，无论是格式，或是别字，都不会影响这份感激之情。
我母亲的右眼在2006年视网膜发生了脱落，前后动了两次手术。取油手术正是我参加完高考后陪她去杭州做的。那时候母亲还年轻，除了剖腹产和第一次眼科手术，没有经历过别的手术，整台取油手术她挺放松。看着医生们能为病人解除病痛的双手，让我一度想从医。无奈文科选报局限诸多而放弃。然而多年后，面对日益严重的医患关系，我倒是对自己当初的决定松了一大口气。
2012年，母亲的右眼又罹患白内障，需要再次手术。术前对手术的害怕和术后眼睛的疼痛，让她身心受创。也许对于医生们来说，这是再普通不过的手术了，就好像做一道普通的田螺猪肉一样，把田螺肉挖出来，再把剁好的猪肉放进去。然而这道菜无论做的多美丽多可口，掌勺人没能提供给品尝者足够的信心和安慰，都可能影响这道菜的评分。我们是有着些许失望的。术后，原本的近视变成了远视，却也从没有人为我们解释过原因，或者，是不是原本就是一场事故。对眼科毫无所知的我们，可能永远没法知道真相。虽，已事过境迁，我们也不再想非要挖出事实不可，可那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是段并不愉悦的经历。
2013年3月，母亲的左眼因视力模糊再次就诊。已经经历过三次手术的母亲，面对医生下着白内障需要再次手术的诊断，她的内心不再能淡定。然而虽然她的紧张无措占了主导，她还是告诉我，今天的医生很好，耐心细致，以后开刀想找他。
母亲的这几句话，我读懂了。对于患者来说，有时候最最重要的不一定是医术，可能人文关怀比医术更加重要。这也许只是一句“放松”，也许只是为你捂热听诊器，也许只是在躺着做检查后扶你一把。
那次，我没有陪母亲去就诊，所以也并不知道那位医生具体做了什么让她感觉温暖的动作或是说了什么让她安心的话。那天父亲陪着她，原本是去找另一位专家的，最后找了这位医生就诊，也是事有凑巧，我们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我看了入院单，只看到了他的姓：张。别的便也一无所知。
入院单已批，原本应该及早入院。因为一来母亲未做足够的心理准备，二来我们的童装厂正处在备货的紧要时刻。这一拖就是三个月。
2013年6月16日，做足了思想准备的我们走进了住院部。然而因为时隔已久，住院需要再次预约。三号楼的14楼，医生办公室，预约到6月25日。空腹血糖、眼部b超、心电图可以提前做了。其他都好，眼部b超做出来有些小问题。母亲再次害怕了。
b超医生先是委婉得问，从前动过手术的右眼现在看起来清楚吗，母亲心里肯定是一紧，说还好，接着问怎么了。b超医生慢慢吐露着右眼视网膜可能再度剥落的事实。我在一边倒是好算淡定。因为儿子的出生，我开始接触一些基础的儿科知识，所以知道b超的结果，和b超医生的个人经验水平，b超机器都有很大关系。所以我安慰母亲，这还得依靠查体才能诊断。
话是这么说，可也总免不了多想。万一右眼再次网脱，应该如何面对。果然，母亲回家后连续失眠。并且按“b超医生所描述的网脱症状”开始自查，她觉得所有症状都满足。
无奈，因为母亲的紧张不安影响了正常作息，我们只能托人找到张医生，得知他周五病房值夜班，我们便带着所有病历去求助他。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医生。要不是护士指路说他在办公室，而此时办公室只有他一个人在，我几乎不敢相信，给予母亲无限心安的那位医生，看起来那么...直到现在我都想不出一个词去形容，后来经过交谈，他也坦言很多人都有我类似的感触。但是好在，外在遮不住个人品质。
细询了病史，知道了担忧，便开始为母亲的右眼滴散瞳药水，以便检查。等待的时间里，他一直和我们说话，老妈也通过倾听和诉说，缓解了一部分紧张情绪。经过检查，张医生说右眼视网膜没有脱落。母亲的心也放下了。手术定于6月25日。
其实，白内障并不算什么重疾，病患想要沟通的根本也许并不完全为了了解自己的病怎么得的，或者将会怎么治疗，而是为了让自己感受到，医生不止在关注自己的病，更在关注着自己。这远比疾病本身重要。
语言的魅力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大。曾因为来不及插管上呼吸机，直接拿一块纱布盖在病人嘴上，冒着感染的风险，对一位开放性肺结核病人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的中日友好医院院长王辰，在2014年面对数百名职工，阐述了他对好医生的理解：医生照顾病人有三件法宝：药物、刀械和语言。语言代表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在疗效中永远超过50%，一千年前是这样，一千年后还是这样。
也许现状并不允许医生们那么做。一上午的门诊可能看几十个号，厕所不能上，水也不敢喝，这又如何去关怀。仅有的那几分钟都用在写病历上了。
然而幸运的是，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依旧碰到了一位让我们暖心的医生，在门诊短短几分钟时间内就可以让我母亲给出“这位医生很耐心”的评价。
那一天回来的路上，母亲一直在唠叨张医生的好。虽然，我们在那时，甚至叫不出他的全名。我和父亲都挺高兴，至少术前这几天，全家都可以安心了。
或许，对于忙碌的医生们来说，一台白内障手术真的不算什么，甚至可能觉得患者小题大做。的确，恐惧来源于无知，但是，如果没有医生好好解释，患者又该如何从自知到释然呢?
近年来，看多了紧张的医患关系。每每有个小病痛都非常害怕去医院。害怕听到医生似答非答得“嗯”，害怕看到医生似冷非冷的沉默，更加害怕在自己有诸多疑问时，医生那种不屑的表情。
那一年，父亲严重感冒，陪他看了医生。医生查体后根据经验判断为病毒性感冒，却开了三代头孢。我问他既然没有细菌感染，为什么要用抗生素?他头都不抬一下，问我，是你看病还是我看病?如果自己会看病就不要来医院了。面对这样一句话，软弱的病患就不会再多嘴了。但如果碰到好强的病患，医患矛盾就加剧了。
父亲是个非常信任和尊重医生的人，他选择相信医生，就算我要继续追问，没有任何医学基础的我说出来的话，又有几分可信度?所以我沉默了。不是为了尊重那位一点不懂得尊重我们的医生，而是为了维护老父亲心里那份对医生的尊重。
但是我是气愤的。倘若是我自己去看病，一定会为这样的态度为自己讨要一个说法。病人的无知或许是病人的错，医患的知识不对等或许成为了沟通障碍，但是如果医生一直认为我们不懂而不愿理会，请问医患矛盾可以改善吗?
然而还是因为父亲心底里那份对医生的信任，我们就任凭那位医生为他的病毒性感冒开了三天抗生素。
回家的路上，我哭了。我开始明白，自己当初没有学医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多大困扰。为了家人的健康，我再也不能如此无知盲目。2013年8月12日，我可爱的儿子巧克力出生了。他的到来，让我更加坚定学习医学基础知识的迫切性。我要做一位学习型的强硬派母亲，保护好他，照顾好他。
我大学主修经济，辅修心理，要说唯一和医学搭边的地方便是和医学院在同一个校区，常去医学院自修，见识过医学生厚厚的教科书。因为没有任何基础，学习之路是很艰难的。但是果真是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就是在巧克力出生后的一个月，我就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的成长。
虽然现在经过了学习，开始发觉崔玉涛医生也有些和权威组织相悖的言论。但是我依然很感激在我最初接触医学科普的时候看到了他的一句话：为孩子记住这些拗口的常用药名，难道不值得吗?就是因为这样，我记住了对乙酰氨基酚，记住了布洛芬，记住了氨溴特罗，记住了氨溴索，记住了氢化可的松，记住了右美沙芬，记住了福尔可定。也知道了幼儿急疹，轮状感染，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支气管炎，肺炎的基本护理要点。更加清楚了，发烧和咳嗽只是症状，腹泻重在补液。
在巧克力高烧四十点六度时，我在妇保院碰到了一位靠谱的儿科医生闵燕华。我们彼此理解各自的难处，在患者和医生的关系里找到了平衡点。巧克力每次生病，他都会指导我安心度过病程。所以即使四十多度的高烧，但查体化验均指示病毒感染，我也可以淡定得只用对乙酰氨基酚退热。病毒性细支气管肺炎，除咳嗽无严重症状，但我知道六岁以下孩子止咳的效果不好，且无端增加用药风险，闵医生也是建议在家观察症状，一有其他气促喘鸣等症状要我们马上就医。遭遇轮状感染又吐又拉，在他指导下，仅靠口服补液就预防了脱水。感染柯萨奇a16后，满喉咙的疱疹让孩子又哭又闹，还吃不了东西。检查后指数合并细菌感染，我们商量着口服抗生素可以解决就不输液了。疱疹性咽峡炎的痛，大概作为医生才明白，他让我尽量喂进去。实在不行，也只能输抗生素入静脉。系统的学习让我对输液有了客观的认识，我不排斥输液。
这一路，让我想到了“医患共同决策”。虽然都是些小病，却不影响共情。虽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可我也会担心会着急。在急性发作那几天我几乎都是彻夜不眠守候孩子。如若不是闵医生一直在电话那头答疑解惑，我想我也做不到那么多。
我可能会像那些在医院碰到的其他父母一样：因为护士“等待就医时不需要一分钟来测一次孩子的体温”这话，患儿母亲和护士大吵，或者因为三十八度五的热度要求医生用一种药永远把热度压下去不再反复，得知医生做不到便强行要求入院。好在，我没有成为他们。我很感谢曾经努力学习的自己，而我更加感谢医生对我们的无私付出，以及在护理这条路上对我的肯定和帮助。是的，那时我相信好医生是存在的。
在微博红人火爸的带领下，我们集结了一批坚信美国儿科学会指引的妈妈。从此走上了科学育儿和科普的道路。
接着，我开始为百度做育儿科普，做了两次百度育儿达人计划的导师。认识了一大群走在育儿路上正努力学习的妈妈，她们没有医学背景，却孜孜不倦。同时，也接触了很多医护工作者，他们利用着自己的医护身份在科普这条道上，虽然艰辛，却快乐得坚持着。
14年年底，我又为医学博士、科普作家王哲建立了粉丝互助群。集结了一大批相信科学，科普互助的朋友。王老师现居美国，所以对美国医疗行业也是相当了解。我们非常羡慕美国的医疗。他们的诊疗价格高，他们的保险力度高，他们的医患沟通好。在医学院，他们就有专门的人文关怀课程，比如如何传递坏消息，如何和病患共情。虽然，中国没有那么多配套课程，但是，医生对病患的关怀同样发自内心。我们在希望医改加紧步伐的同时，也该去用心体会这份“共情”。
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体会到医生的这个群体，竟是那么认真，也是那么不易。或许，在这之前我们看到的医生形象并不完全。原来，为了拒收本不该入院的患儿，医生会“撒谎”床位不够。原来，长时间夜班手术后，医生可能会累得在手术台边就倒头大睡。原来，急诊抢救完一名病患，医生的衣服都可能被汗水浸透。原来，在这个被社会妖魔化了的“医患关系”，竟有那么多的感动和泪水。
而母亲的这次手术让我更加坚信，即使医改举步维艰，也没有改变大部分医生从医的初心。这份初心，弥足珍贵。我们感谢管床护士来打点滴时的微笑，感激轻声问候术后是否舒适的细语，感激主刀张医生在术中为转移母亲注意力的交谈，感谢手术所有护士为怕母亲更紧张而告知她一切很正常。术后，我们才得知母亲的血压很高，张医生提醒我们平时多注意测量血压，出院这几日我们一直在监测，好在一切都好。
可能这对医护来说，是很平常的一天，很平常的一台手术。但是对我们，却能记得一辈子。
出院那天，我对张医生表示了感谢，并且表示想送点东西表示下心意。他告诉我说，我们的满意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拒绝了一切除口头感谢外的所有感谢方式。
不知怎么的，我竟有些郁郁。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患者连表示下感激的心意都不能实现，感觉受挫。我找了妇保院儿科袁主任聊天。每每说到医患关系，我们总是能互相说到心里去。他告诉我说父母对子女、教师对学生、医生对病患，人世间只有这三者是无私的，绝无利益冲突，所以我需要理解医生的这份“拒绝”。他又说，自身价值体现也需要外部力量的肯定，这对一个医生来说远比一个大额红包或一瓶昂贵红酒来得有价值。
我一下明白了。就如同子女需要鼓励，学生需要表扬一样，医生同样需要肯定。所以当我提出想写一封感谢信的时候，袁主任笑说有心了。
于是我开始着手写这封严格意义上也许不能称为一封感谢信的感谢信。如同袁主任所说，希望可以通过我的笔去传递这份正能量，从另一个途径做更正面的宣传。当然，也要还辛劳奋战的医生们一个该有的公道。
和袁主任聊天那日正是6月26日，中国医师节。主任说，可惜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节日。但是我们坚信总有那么一天，这个日子会被大众熟知，医患也可以惺惺相惜。
当然，我的力量是有限的，科普之路本就艰难，但我会坚持走下去。就如同医生们救死扶伤的本能一般，从不怀疑得走下去。
直到写这封信前，才问到了主刀的名字：张军辉。为了却母亲“必须送点什么”的心愿，我们选择了一支钢笔送给张医生。并不昂贵，但希望张医生用这支笔为更多的人书写病历，帮他们打造通往健康的大道。小小心意，切莫推辞。
再次感谢张军辉医生的耐心细致，以及感谢所有眼科的医护，虽然我们叫不出你们的名字，但我们从心底里感激你们的付出。谢谢。
患者吴敏芳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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