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防着让我讲话，我昨天晚上就写了点，一写吧，还写多了，我就给大家念一下。
我是西北大学学生，母校对我来说，就如海外华侨对于中国的那种眷恋和钟情，西北大学准备成立于这个研究中心，我知道后诚惶诚恐。一方面，我感激学校对我的关注和爱护，另一方面又觉的这样好不好?因为母校和我的家乡一样，无论我在外干了多大的事，回到家乡永远是贾家的老大回来了，见人就招呼敬烟，一根烟塞进人的嘴里了，还会在耳朵上再给人夹上一根。坐在一起喝茶吃饭，人家让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还得脸上笑笑的，否则人家就骂了。我的一个朋友曾在我家乡的街道上问，你们这儿出了个贾平凹啊，回应的是“噢，像他这样的人，我们这用车拉......”
回想起来，母校给了我知识，给了我文学创作的起根发苗，尤其当年写《废都》时，被批的我昏头黑脸，在西安城里沦落到无立足之地，西北大学给我提供了房子，让我在此疗伤，再次重新上路，我记着西北大学，记着那时的老校长郝克刚，记着中文系的那届班学生和老师。
又是二十多年过去，西北大学有了这么好这么大的校园，郭校长上任后对文学院如此重视和支持，文学院一批老师在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上都成就斐然。段院长给我说，一切条件都成熟，是该成立个研究中心的时候了。我听从他的意见，心理面很忐忑不安。他的文章评论见解独到、不同凡响、才情淋漓，又有非常好的品格和人缘，我是同意了，也只是同意，并没参与，甚至没有建议，他和院里的老师很辛苦，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精力、时间、心血，我虽然没参与，但我在一旁感念，古语讲：树有包容鸟自知。我这只鸟再次感谢西北大学的这棵大树能让我在树上停歇。
我一直在想，我到底写了些什么，竟混的出了名?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出版的作品，有人写过几篇评论，还值得再研究吗?总觉得是不是太夸奖了，有些做梦一样不真实。这种感觉我不停的追问我自己，使我有时出一身冷汗。好在我现在才稍稍懂得了些文章怎么写，知道了自己还缺什么，自己的软肋在哪，命门在哪?
年纪大了，精神都不及了。人的一生真是可悲，常后悔当年为什么选择了文学，到现在了干这行还没个尽头，还惊恐和无措。陕北民歌有一句：泪蛋蛋本是心头油，谁不伤心谁不流?真的是有时候想起来，我就一个人流眼泪。
看我过去了六十多年，六十多年里见过成绩和鲜花，也见过黑暗和荒凉，为自己写出某个作品而兴奋过、得意过，也为自己写不出自己向往的作品而焦躁、烦恼、无奈，也怪天怪地，最后只是骂自己。我这六十年里是个可怜人，敏感、挨板、孤寂又倔强，干什么都比周围人慢一步，老是后悔。
无论将来我能走到那一步，现在的感觉我还有写作饥饿感和冲动，过去的一切读书、学习、采风、写作都是在增加我的能量，都是在扩大我的格局。我要说的是，既然这个中心揭牌成立了，我会以此为动力，你们喊加油，我就尽我的能力跑甚至超能力跑。写出好的作品不枉成立这个中心，才不会让这个成立的毫无意义，不让别人嘲笑和非议。
我始终认为，创作和评论是一回事，都是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从事的不同写作方式，评论和创作一样需要对文字的敏感，对文学有一种特有的感觉。然后，双方相互对质、激荡、影响，形成文学的命运共同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第一个作品研讨会就在西北大学进行，那时全是陕西的评论家，有的评论家都过世了，感谢他们对我创作的关注、指正。还有李星、畅广元、肖云儒等人健在，而晚一辈又起来了，那就是今天到会的各位评论家。
我一生有两大幸运，一是，大学毕业后，从事和文学创作相关的文字编辑工作。二是，周围有一批又一批评论家关注我。而今天，除了在陕的各位，还来了几位文坛权威、评论大家，李敬泽、丁帆、吴义秦、白烨等等，深深的感谢你们。
最后我再说一句，我这个人不善交际，不爱交往，胆怯、软弱，但好处是我能吃苦、能忍耐，能为了我心中认为重要的事情而坚持，不为利益所动。成立这个贾平凹研究中心也给我了压力，有大家的目光关注，我当压力为动力，努力再努力，一旦写不出好的作品给大家时，就把这个研究中心的牌子摘掉，我就归隐老家的深山里，销声匿迹，自个去喘息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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