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认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诚然，没有节俭以前必须先有勤劳，节俭所需的东西都是由勤劳得来。但只有勤劳，而没有节俭，有所得而无所留，资本则不能增加。
第三篇1章，论财富的自然增长。也是体现了合作分工精神。斯密认为城市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实话实说，斯密这点可能有问题，但驴又不敢确定)。所以，乡村向城市提供生活资料和加工原料，城市向乡村居民返回一部分加工产品作为回报﹒﹒﹒﹒两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这里的劳动分工也和在其它场合一样，对从事分工中不同行业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为乡村的剩余产品提供市场;乡村用剩余产品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数越多，为乡村居民提供的市场也就越大;这种市场越大，对大多数人的好处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说，通过分工合作，然后交换，这样双方的财富都有所增加，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财富自然增长。
第三篇4章，斯密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进而在乡村居民中建立了个人自由和安全。因为，在一个没有商业与制造业的国家里，大地主的剩余产物没什么可以交换，他就会将其全部用在款待宾客上。斯密说，如果这种剩余产物足以维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没有其它的用途。因此会被许多人依附与围绕，只能靠地主的恩惠来生活，就必然服从他，如同士兵服从支付响银的君主一样﹒﹒﹒﹒因此，导致贵族势力的强大，上弱下强，国王无法约束大贵族的暴力行为﹒﹒﹒最终会导致一幅暴力﹑抢劫和混乱的画面。
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强制力量绝对办不到的事情(阻止贵族势力与战争)，却由对外商业和制造业做到了。它们渐渐为大地主提供了可以用自己剩余产物来交换的东西，他们自己可以消费这些东西，不必与其它人分享，一切都归自己所有，这在世界的每个时代似乎都是人类主子们的卑鄙格言﹒﹒﹒﹒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于地主生活的人员就会脱离他们，地主的势力也会被消弱，最终暴力﹑混乱也会停止。(《国富》297-299页)
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说道，社会每一个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利益。(《国富》327页 )
关于把资本用在哪里能够生产出最有价值的产品这一问题，斯密认为，显然一个身临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判断;
斯密在贸易方面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商业上的垄断与限制(包括退税与出口奖金).斯密认为，享有这种国内市场垄断权的各种产业，往往受到极大鼓励，并且使社会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本转到这些产业上来。但这样做能否增进社会总产业，并引导其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十分明显。
由于垄断提高了商业利润率，从而妨碍了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润，取决于土地的现实产量和投入一定资本后可能产量之间的差额。如果这一差额提供的利润，大于等量资本从任何商业取得的利润，土地改良就能从商业抽取资本。反之，商业从土地改良业抽取资本。无论什么原因提高了商业利润，都会减少土地改良相对高的利润。所以，垄断阻碍了土地改良﹒﹒﹒﹒﹒﹒
垄断确实提高了商业利润率，从而略微增加了商人的所得。但是由于阻止了资本的自然增加，不会增加国民资本利润总额，而是减少了这一总额。因为大资本小利润(薄利多销)比小资本大利润能提供更多的收入，垄断虽然提高了利润率，但肯定比没有垄断时候少。由于垄断，所有收入的来源﹑劳动力的工资﹑土地的利润，都不如没有垄断时候那样充裕。所以，垄断是为了一个小阶层的利益，而伤害了其它所有阶层的利益。(《国富》442页)
所以，任何一种学说，如果试图通过特别的鼓励，违反自然趋势将更多的社会资本吸引到某一特定产业，或试图通过特别限制，将本来有可能投入某一特定产业的资本抽走，实际上都有悖于他要促进的主要目的。这将阻碍而不是加速社会真正富强的进程;降低而不是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正价值。
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第一章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斯密认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主要分为四个不同的种类：1﹒是国防开支。君主的首要职责在于保护社会不受其它独立的社会侵犯。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完成这一职责。2﹒是司法开支。君主的第二个职责是尽可能保护社会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欺侮与压迫，即设立严正的司法机构。3﹒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开支。斯密认为，建立和维护某些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而这类机构和工程的属性在于，如果由少数人办理，他所得利润绝不能偿还其所支出费用，所以，这种事业要由政府建立和维护，这也是政府的义务。(斯密的意思是，政府所办的项事业和公共工程应是非赢利性项目)
斯密举例说，车辆通过公路或桥梁，船舶通过运河和港口，如果按照吨位比例交纳通行税。似乎这种方法是公平的。况且，这通行税虽然由承运人支付，他只不过是暂时的垫付，最终会转嫁的货物价格上，由消费者承担。同时有了这类公共工程，由于交通的便利，会使货物的运输费大大减少。消费者虽然支付了通行税使货物价格抬高，但终究比不上运费低廉而降低的程度;斯密的意思是，由于交通便利，使运输效率的提高，虽然要交运输税，并且这运输税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但不会使货物价格高过没有便利的交通设施的时候，并同时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但是，斯密是反对由政府管理收税道路，其理由有三：1﹒政府出于利己之心，会把税费按照想象的急需程度而增加。这样会最终不利于商业发展。2﹒按重量收取过路费，目的在于维护道路，这种税就公平。如果政府要有别的目的，这种税费就不公平。况且这种税费是按货物重量比例交纳，而不是按货物价值比例交纳。所以课这种税的最终承担人，不是价值高而重量轻商品的消费者，却是粗笨商品的消费者。因此，不论国家把这税收应付何种急需，其结果将是，提供这笔税金的人，不是富人而是穷人。3﹒假使政府对道路疏于维护，我们将很难强制政府划出一定比例的税费来维护道路。
斯密是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他认为，在文明商业社会，对普通人民的教育，比对有身份有财产的人更需要国家关注。因为，有钱人在年青的时候有时间﹑金钱来学习。此外，有身份与财产的人所从事的职业，用脑时候多，用手时候少，不至于使脑力变的迟钝。而普通人由于生活压力，即缺少财产和时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用脑力会很少，所以穷人更需要国家教育资助﹒﹒﹒﹒因此，国家只需要以极少的费用，就能够使全体人民，甚至强制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并且，在普通人的孩子中，如学业优良者，国家应给予奖学金。
斯密认为，即使国家对下层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任何利益，这种教育也是值得国家注意的。人民受了教育，国家会受益匪浅。在无知的国民之间，狂热和迷信往往会惹起最可怕的骚乱。一般下层人民所受教育越多，愈不会手迷信和狂热的迷惑。另外，受教育及有知识的人都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守礼仪和秩序，他们都会觉得自己人格高尚，自己更能得到法律的尊重，因而他们会更看中那些法律。﹒﹒﹒这样，反对政府的文字或论调，就不能欺骗他们。。。。这对政府来说，更是一件好事。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之“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失败，已经回归了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充分，在诸多领域内还存在着垄断﹑不平等﹑欺骗﹑霸权，等现象，这些现象造成了社会的诸多不和谐。但这并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充分，当中还存在着过多的政府行为。斯密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政府所应该做的是1﹒保护国家不受其它国家侵犯。2﹒维护司法的正义。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工程和公共制度。即使政府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也要考虑引入竞争机制;在目前社会转轨其间，老百姓们切不要对市场经济失去信心，如果我们抛弃市场经济，我们将回到更坏的计划经济。政府更不要自以为是，以为没了政府，市场经济就会陷于混乱。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关心自己利益的人民来推动，而不在政府。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管理得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就如同老子所说，“太上，下知有之。”政府更要知道自己的界线在哪里，这样才是一个好政府。
在文章最后，驴想起了一个故事：1956年10月是蒋介石的70大寿，当时蒋婉拒祝寿，但盼海内外同胞就国计民生问题直抒所见。《自由中国》杂志向胡适先生约稿，胡适先生有感而发，写就《述艾森毫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胡适先生在结尾劝蒋说：“一国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他希望蒋‘彻底思想这六字决’。努力做一个无智无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能’的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