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郭沫若曾经在他论诗的著作里说过:“我始终是感觉到只有在最高潮的时候的生命感是最够昧_的。”这里,“最高潮的时候的生命感”,指的就是诗人那如岩浆奔涌、狂减突进般的诗情。他在“五四”时期写的《女神》、《凤凰涅》、《地球,我的母亲》就是他这生命感最高潮时候的杰作。
据郭老在《我的作诗经过》一文中回忆,他的早期诗作名篇《地球,我的母亲!》是在一种发狂般的状态中写出来的。当时,他赤着脚在石子路上踱来踱去,感悄喷发时甚至情不自禁地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接受她的拥抱。写《凤凰涅》则简直是“一种神经性的发作”了,他感到“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显然,诗人这种神经质的冲动,是他长期蕴蓄在胸的激情的爆发。在郭老这些诗作名篇里,那创造新鲜太阳的“女神”,那烈火中自焚的“凤凰”那可以吞吃一切的“天狗”,想象何等丰富,气势何等雄浑里音调何等激荡!它象电光、火花,照亮读者的心灵,点嫩人们的思想,人们仿佛从诗篇里听到了反帝反封建的呼声!这些才华横溢、气魄雄伟的诗篇,当然是“节日诗人”们那些如“紧握笔杆作刀枪,千军万马动地来”,或“台台马达日夜轰鸣,声声怒吼掀起洪波”一类的节日诗所无法比拟的。诗以情动人,无情即无诗。我们的“节日诗人”块少的就是这火一般的豪情。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郭老的灵感来了,所以如此激动。我们并不否认有灵感。灵感,无非是某种因素的刺激,突然使作者想象飞驰,思路杨达。因此,灵感也好,激情也好,都不是神秘的、缥缈的东西,而是作者长期生活积累的突发。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揣摩政治风向上,而对现实生活没有详尽的观察研究,没有深切的体验感受,即使现实生活如何充满诗情画意,恐怕也唤不起你的灵感来。所以,一个诗作者创作的成败,首先取决于他是否深入生活,他对生活有无深刻发现和独特感受,有无真挚深沉的爱。我们的'“节日诗人”未能写出真切感人的好诗,关健就在于此。 这些作者写诗还有一个通病,就是人云亦云,缺乏独创。有的作者去年写了一首节日诗,没被采用,今年仅变动几个字,把时间改一下,又寄来了。
这些诗,放到去年可以,拿到今年也行,毫无特色和新意可言。诗贵创新。宋代诗人欧阳修就曾经说过:“若意新语工,道前人之所未道者,斯为善也。”道前人之所未道,当然应是自己的独创,并非千人一腔、人云亦云,正如屠格涅夫所说的,必须是艺术家“自己的声音”。在文学史上,凡是有成就的诗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独 特创造性。当然,这种独创,并不是搜索枯肠的主观臆造,而是来自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杰出的诗人总是善子在生活的海洋里,撷取那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捕捉那金子般闪光的诗意,然后经过艺术概括,锤炼出最富于新意的诗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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