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是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书面材料，它是增长才干的一种好办法，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总结吧。但是总结有什么要求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梁启超总结对辨伪古籍的经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梁启超总结对辨伪古籍的经验
1、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
2、其书前代虽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
3、其中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不可轻信。
4、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
5、其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得，早今本必伪。
6、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部分伪。
7、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选择。
8、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书必伪。
9、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
10、各时代之文体，多读书者自能知之，知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
11、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人据各方面资料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况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
12、各时代之思想，其进行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和鉴定，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梁启超 教你辨识伪书
“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梁启超在论及“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时，特别以一个章节的篇幅来探讨“辨伪书”。
梁启超认为，宋朝学者“疑古最勇”，司马光、欧阳修、朱熹等都是辨伪先锋。到了清朝，辨伪更加兴盛，尤其可贵的是，清儒尊重古书，“能发明辨伪方法而善于运用”。梁任公简要列举了他们辨伪的方法：
1、从著录传授上检查，即从流传渊源来检查。比如，东晋《古文尚书》，和《汉书·艺文志》所载的篇数以及其他书所载的篇名都不同，这表明不是原本。
2、从书中记载的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涉及事实内容，只能后人征引前人，不会前人征引后人。任公举例，《史记》记载了汉元帝、汉成帝时期的事情，元帝公元前49年即位，但司马迁在公元前90年前后已经去世，“故知《史记》有一部分靠不住”。
3、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各个时代文体不同，可以此为突破口。比如，《黄帝素问》长篇大段讲医理，不只是夏商周三代以前，就是春秋期间也没有这样的文体。所以，此书年代，可以定在汉代，最早不过战国末期。
4、从思想渊源上检查。上面讲的是各个时代有其时代的文体，思想也是如此。如，《管子》里有驳“兼爱”，不是在墨子之后，不会发生这种问题，“故知这书决非春秋初年管仲所作”。
5、从作伪者所用的原始材料上检查，发现其露马脚之处。如，《古文尚书》把荀子引《道经》的“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和《论语》的“允执其中”连起来，造成所谓“十六字心传”，意义却连接不起来。
6、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检查。已经佚失的书，后人伪造。若从别的书发现所引原书佚文，为今本所无，便知今本靠不住。
在梁启超看来，这些检查书籍真伪的方法，虽然不完备，但重要的辨伪方法都在这里，可方便有心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除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氏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谈到史料鉴别时也曾提出辨别伪书的“十二条公例”，可参考。需要说明的是，所探讨的对象虽然是古书，但其辨伪方法，用以辨别时下出版的书，仍然能发挥作用。
梁启超人物介绍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梁启超政治主张
改良思想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复归传统
民国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而且也有力地说明，在近代中国，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义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和对社会现实的迷惘中，只能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赋税思想
梁启超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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