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稻作农耕技术的演进论文
[摘要]文章以云南稻作为例，追溯稻作技术演进过程中的从徒手而耕到役象、牛等动物踏耕，从耜耕到锄耕再到犁耕等各个关键的技术环节，系统地探讨了人类稻作技术演进过程中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关键词]稻作农耕；技术演进；徒手而耕；踏耕；耜耕；锄耕；牛耕
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稻作农耕技术的演进是一个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适的动态过程。相异的环境条件，往往意味着稻作农耕技术演进的方式、途径和速度之不同，但无论世界各地稻作农耕技术的演进是何等的千差万别，它基本上遵循着从徒手而耕、役使动物踏耕到耜耕、锄耕和牛耕这样一个演进的模式。
一 、从徒手而耕到役象、牛等动物踏耕
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人们在漫长的采集野生植物的过程中，渐渐的掌握了一些可食植物的生长规律，并经过反复的摸索实践，终将野生植物驯化为可供栽培的农作物，进而发明了农业。但源于采集、狩猎经济的原始农业，最初当伴随采集、狩猎走过了一段相当漫长的道路。在这个漫长的阶段，或者说孕育农业的初始阶段，人类似乎没有发明专门的农业生产工具，凭藉的只是一些自然之物，完全模拟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对作物品种的认识尚停留在神话传说阶段。
远古时期，居住在云南大地的各种不同的人们共同体，在识得谷物之初，并不知道锄地，更谈不上犁耕，经历了一个无耕具的“脚耕手种”或“徒手而耕”的阶段，而最初的踩耕并不一定利用畜力。如据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记载，最初天神给人们撒下谷种，在飞往人间的途中，大的谷粒遇狂风被吹碎，变成小颗粒，被雀鸟老鼠吃在肚里，雀鸟老鼠拉屎排出谷粒，掉在水沟边，发芽长穗，结出谷穗。那时，人们还不懂耕作，拾到谷穗后，到处乱撒，结果庄稼长不出来。后来，叭桑木底告诉大家，要把谷种撒在潮湿地上，要根据神划分的季节，在雨季七月撒种。种子长成绿苗后，又遇到杂草相间，叭桑木底又教给人们“先把杂草除去，用脚踏烂稀泥，用手抹平泥土，把谷种撒在平湿地上。”[i]何斯强先生认为，在远古没有畜力、也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这应当是人们最初栽种野生稻的方法。因为最原始的野生稻，“既不是水稻，又不是陆稻，而带中间性质。”这种稻种，当然也只能种在既不是水田又不是旱地的泥状土壤里了。而且，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时代，这也是一种便捷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在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落后民族和地区，现在仍被采用。[ii]但是，用人来踏泥种植稻谷的原始方法是艰辛而效率很低的。
在云南的彝、怒、佤、德昂、苗、阿昌、壮、拉祜、哈尼等民族的谷物起源神话传说中，多次提到狗、蛇、老鼠等动物常常是给人们带来谷种的动物。动物助人类找到谷种，那么，有没有动物助人类耕作的事例呢？这里，让我们先来看两则材料。
阿昌族的《人们为何要跟着牛脚印插秧》讲道：“古时候，国王问猫头鹰和燕子要栽种何物？猫头鹰说要栽谷子，燕子说要栽草。于是国王把谷种和草子分给了它们。燕子勤快，第二天一早就把草籽撒遍了整个户撒坝。猫头鹰睡过了头，醒来时户撒全勐都绿油油的。猫头鹰无可奈何地去告诉国王说：没有地方撒谷子了，到处长满了草。国王告诉它说：你去看看有无牛脚印，如果有就将谷子撒在牛脚印上。从此以后，人们就用牛来犁地，跟着牛脚印犁田播种。”[iii]又哈尼族哈尼支系在农历三月看到秧苗长出五、六片叶子时，要选择一属猪的吉日，过“索拉俄基多”，意为喝秧酒。相传，因为哈尼人看到谷苗长在猪滚塘里最饱满，后仿照猪滚塘才学会开田栽种。[iv]
这两则材料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最初人们看到牛滚田和猪滚田里长出的谷粒饱满，才仿照猪牛滚田栽培稻谷。再进一步结合原始农业的起源，引伸来讲，或许是这样一种情形：人类在自然耕种徘徊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在长期的适应自然的过程中，慢慢的发现经野猪、犀牛、大象等巨型动物践踏觅食之后的荒山林地，变得疏松，或水土交融，少有杂草，有利于谷物的生长。受此启发，人们在采集、狩猎的同时，便有意识有目的地驯化生境中的各种动物，踏泥播种。利用畜力耕种的方法代替了过去用人力的原始落后方法，这无疑是耕作技术的一大进步。
与此相关联，在我国古代，有“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于会稽，鸟为之田”的传说。对此 “象耕鸟田”的传说，王充在《论衡·偶会篇》中释为：“雁、鹄集于会稽，去避碣石之寒，来遭民田之毕，蹈履民田，喙食草粮。粮尽食索，春雨适作。避热北去，复之碣石。象耕灵陵，亦如此焉。”又同书《书虚篇》云：“天地之情，鸟兽之行也，象自蹈土，鸟自食草，土蕨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此俗则谓为舜、禹田。海陵糜田，若象耕状。”此中的海陵糜田，晋代张华《博物志》释为：“海陵县扶江接海，多糜兽，千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糜畯，民人随此畯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从王、张二氏的解释可以看出，所谓“象耕鸟田”就是大象、雁鹄等动物多次践踏觅食过后的土地，可以不经任何整治而直接种植水稻。
我国“象耕鸟田”的实情，学人多有研究。曾雄生先生在《没有耕具的动物踩耕农业 —— 另一种农业起源模式》一文中，[v]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史志材料和各种民族学资料，进行详细考证认为，不仅在中国南北各地甚至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曾经出现过象耕这种动物的踩耕农业。那么，云南稻作发展史上有类似“象耕鸟田”的情况吗？
远在上古时代，象就在我国南方原始丛林中栖息、繁衍，这不仅可以从出土的象化石中得到证实，而且历代汉文史籍也多有记载。先秦史籍《竹书纪年》说：“越王使公师偶来献……犀角、象齿。”《史记·大宛列传》亦记昆明以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文献中所反映的是象为进贡之物和骑乘之工具。
秦汉以后，有关养象、驯象、役象于挽车、运物、作战的记载不绝于史，但关于象耕见诸汉文史籍的仅有两段文字。
唐人樊绰《蛮书》卷4《名类》记载：“茫蛮部落，并是开南*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从永昌城南，先过唐封，以至凤兰苴，以次茫天连，以次茫土薅。又有大赕、茫昌、茫盛恐、茫鲊、茫施，皆其类也。楼居……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
又同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载：“开南以南养象，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象，开南以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
对于这两则史料，当代学者具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大象难以捕捉、饲养和繁殖，加之力大无比，普通犁铧不足以供其拖曳，故以象耕田纯属《蛮书》作者之误。另有学者认为，唐代云南金属冶炼水平很高，当有可能制造出供大象拖曳的犁铧，所以《蛮书》象耕之说未必就是传说之误。我们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以牛牵引犁耕的形式去释象耕，其实，史载之象耕最初当是以象来踏泥。黄惠焜先生也认为，古代越人的象耕，很可能不是以象曳犁耕作，而是一种“踏土”，亦即驱象入田踩踏，所谓：“象自蹈土，鸟自食萍，土蕨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这形象地复原了“象耕”的原意。[vi]
除大象等巨型动物外，牛与水稻之间当有着某种早于牛驾犁耕田的联系。因为，水稻通常都种植于不漏水、土质粘重的低洼沼泽地的田块中，要求田块尽量平整，以使灌进田间的水深浅得宜，满足水稻生长。最初人们尚不识锄耕、犁耕，只有石、木、骨等制成的农具的时代，人们是通过什么手段把水田的粘重土壤搞得疏松平整，以适应水稻种植的呢？这可能就是牛踏田，即把水牛赶到被水浸泡过后的土地上来回践踏，踏烂以后，再用骨耜等农具进行修整，再行播种。
具体到云南，新石器时代大量牛的遗骸的发现，以及青铜时代众多青铜器物上牛的形像图案，加之云南牛耕始于东汉初期的历史事实，都充分说明东汉以前云南各个历史时期的牛群，极有可能是人们驱使踏耕的重要畜力。不仅如此，云南各族先民在与各种各样的大动物相伴而生的同时，在驯化、牧放这些动物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这些动物来把种子踏入泥土中，亦是极有可能的。我国历史上有象田、鸟田、麋田，可能在云南这块土地上还有野水牛田或猪田。即使是到现在，在傣族的备耕中，还有一种传统的方式就是“踏田”。“每年早稻一收获，傣族人民就把十多头甚至几十头水牛赶进水田，由人吆喝着辗转往复，在田里踩来踩去，直到把谷茬杂草埋于泥泞深处，把泥踩化为适度。一般要踩两道，用木耙平整以后方可栽秧。晚稻收获以后，又要立即‘踩田’关水，为来年的早稻栽插作好准备。傣族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出，‘踩田’优于犁田，因为‘踩田’杂草谷茬入深易腐，泥化肥田，粮食产量高于犁耕。”[vii]
和云南一样，在我国广大的南方稻作文化圈中，使用牛踏耕作为一种耕作方式，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且不说在所有的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中，几乎都有牛骨骼遗骸的出土，就是从文献记载和民族学调查材料来看，许多民族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都曾有过牛踏田。如清代黎族中，据张庆长《黎岐纪闻》载：“生黎不识耕种法，亦无外间农具，春种时用群牛践地中，践成泥，播种其上，即可有收。”又永不足斋的《琼黎一览·琼崖黎岐风俗图说》称：“生黎不知耕种，惟于雨足之时，纵牛于田，往来践踏，俟水土交融，随手播种粒于上，不耕不耘，亦臻成熟焉。”历史上，布依族曾以水牛滚田作“耕田”方式。有一则布依族故事说，布依族祖先古时迁徙，水牛找到水源，在水塘中滚水，后来里面长出来的几株稻秧又粗又壮。祖先们便形成了用水牛滚田再栽秧的习俗。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也认为，“在水稻栽培型的初期是用牛、人来踏耕的。”[viii]
[i] 详见祜巴勐：《论傣族诗歌附录》，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
[ii] 何斯强：《傣族文化中的稻和竹》，《思想战线》，1990，第5期。
[iii] 刘江：《阿昌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56－57页。
[iv] 详见卢朝贵：《哈尼族哈尼支系岁时祝祀》，载《云南民俗集刊》（第四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云南分会、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编，第10页。
[v] 见《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vi] 黄惠焜：《从越人到泰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6、9、14页。
[vii] 《元阳民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32－133页；转引自《高扬的文明 —— 哈尼族梯田文化的历史渊源及民族精神》，收入李期博主编的《哈尼族梯田文化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
[viii] 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编：《西南民族研究 —— 苗瑶研究专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28页。
对于上述踏耕情况，游修龄先生系统考察后认为，踏耕系百越民族首创，早期的踏耕分布于浙东至闽、粤、滇及越南红河下游、泰缅南部等处。百越先民起初或利用野象践踏的泥泞地播种稻谷，或自养象驱之入田反复踩踏，后来发展到利用饲养的牛群，模仿象耕鸟田，驱赶牛群到放水的田块中来回踏踩，把杂草压入土中腐烂，土壤踩成泥浆，这种耕作方法俗称“牛踩田”。在百越民族中，踏耕早于犁耕，至今云南个别地方的傣族及泰国有些地方仍然是踏耕和犁耕并行，这说明踏耕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不能笼统地说，踏耕就是很原始的耕作技术。[i]
[i] 详见游修龄：《百越农业对后世农业的影响》，载《国际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二、 从耜耕到锄耕
从无农具的徒手而耕以及驯化动物进行踏耕到发明石刀、蚌刀等收割工具及石磨等加工工具，学会用石斧、石锛砍伐地上的树木杂草，放火烧光灌木杂草进行撒种，即步入了原始农业的早期。在原始农业的早期，尚未出现典型的翻土农具。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明了石锄、石铲、耒耜一类的典型翻土农具，开始对土地进行有效的利用与加工，并提高土地的连续耕种年限时，人类才真正进入了原始农业的发展阶段。为此，过去人们笼统地把原始农业称之为锄耕农业。
其实，民族学和考古学材料告诉我们，在锄耕农业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专门的耜耕阶段。耒耜的原型是采集、狩猎经济时代用以挖掘植物的尖木棍和刀耕火种的点种棒，经过不断的发展，终于变为复合式的工具，代替了以前天然的短杈。在传统的尖头木棒上绑上一根脚踏横木，就是最初的耒。把木棒的一端削成扁平刃，或安装一块木质或骨质的板状刃，就是最初的耜。耒耜作为犁耕发明以前的一种典型农具，它类似现在的锹和铲，主要用来平整土地、修治沟洫，并且适宜于深耕，在翻土、掘沟的作业中可以发挥良好的效果。但由于木质的耒耜不易保存，考古发掘出土的多是将动物的肩胛骨或石器用来改装木质耜刃部的复合农具 —— 骨耜[i]或石耜。
从考古发掘来看，我国黄河流域的磁山遗址中已发现木耒的痕迹。半坡窖穴及房址中的印痕有些应是木质耒耜所留下的。半坡出土606件骨锥和角铲，部分可能是安装在竹木柄上的耒尖。半坡又出土81件骨铲，有管状、半管状和长条形等形式，长10多厘米，宽2－4厘米左右，无疑也是安装在竹木柄上使用的。这些所谓骨锥和骨铲实际上是耒耜的刃部。从全木质耒耜发展到安装骨角刃的复合工具是一种进步。在磁山遗址中所发现的木制或骨制的耒是单齿的，耜刃也很窄。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双齿木耒已广泛使用。[ii]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时期，已经发展到耜耕水田农业阶段。
[i] 骨耜和骨耒系用偶蹄类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成，外部基本保持动物肩胛骨的自然形态，体形厚重，在肩胛骨的中部或下部穿两孔，此外还有在肩臼部横穿一孔或不穿孔而修磨成凹弧形，然后绑上木柄。
[ii] 详见李根蟠等：《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82、90－91页。中国各地出土的木、骨耒耜——1骨耜（河姆渡），2、3骨耒（河姆渡），4木耜（河姆渡），5木耜（湖北大冶），6组合耜（河姆渡），7木耒模型（湖南长沙伍家岭203号西汉墓）
“耜耕农业”是火耕的进一步发展。在此阶段仍然用火来烧掉野草杂树，也用石斧之类的工具来砍伐树木，也使用石锄之类的挖土工具，使用蚌、石制成的刀和镰来收获谷物，并发明了石磨盘来加工谷物。即已经发明了用于整地、收获和加工的农具，但尚未发明播种、中耕和灌溉之类的农具。“耜耕农业”的特点是，由于耒耜翻土可将土地挖松，改善了土壤的水分、养分、空气、温度等状况，有利于植物根系伸展。同时，用耒耜翻土也会把表面的草木灰翻入地里，可以提高地力，加快土壤的熟化过程，这时对土壤的利用率较“火耕”时高，同一块地可以种一至二年，但因为没有施肥和中耕、灌溉，土地的肥力还是很有限的，需要以抛荒来恢复地力。
“耜耕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为适应增加耕地利用年限而产生的横斫式的锄类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相应的中耕、灌溉、施肥等耕作技术的掌握，土地的肥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类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锄耕农业阶段。锄耕农业的特点是，由于将生地变为熟地技术的使用，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了。
从地下发掘资料来看，云南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进入了锄耕农业阶段，且这个过程延续很长，一直到西汉时期都还是以发达的锄耕农业为主。如在滇池区域成批出土的青铜农具中，有用于砍伐树木、开辟耕地的铜斧，用于起土、铲地、中耕锄草的铜锄、铜钁、铜臿，还有用于收割的铜镰，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但未见用于牛耕的犁的出土。云南进入牛耕阶段是西汉以后的事。
虽然在东汉初期，云南部分地区出现了牛耕，然而对于山区面积占耕地绝大部分的云南而言，数千年来，锄耕方式在山区的农业实践中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三犁耕
我国犁耕始于何时，过去学人最多只推测到商代，但是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石犁和破土器的出土，把我国耕犁史上溯到原始农业的最后阶段。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已知最早的石犁发现于浙江吴兴邱城遗址崧泽期的四号墓中，形体较小。良渚文化时期石犁出土逐渐增多，且形体也较硕大扁薄。这些石犁有的全器长达50厘米，呈等边三角形，前锋夹角一般在40－50度之间，中间常穿有一孔至数孔，多用片状页岩制造，背面平直，保存着岩石的自然断裂面，正面稍稍隆起，正中平坦如背面，两腰磨出锋刃，并有磨损痕迹。[i]针对这些石犁及其配套工具，卢勋、李根蟠结合现存的民族学资料进行考证认为，耕犁在长江下游原始农业中一定程度的使用，并早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与原始稻作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耒耜比较适用于旱地，而原始犁比较适应于水田，所以在原始稻作的发展中出现耕犁是有其必然性的。[ii]
虽然犁耕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但最初的耕犁应该是用人力牵引的，不大可能使用牛耕，这在西南地区的民族学材料中多有反映。
据彝族传说，大约在五、六千年前，彝族进入了“希姆遮”时代，即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在此时代，相传“萨咪”部落中有一个叫“阿依秀”（意为“智慧的圣人”）的能工巧匠，在森林中转悠时，发现一棵弯腰栗木。他砍下树干，并在树干的一端保留一个树杈，再将这个树杈削尖，由几个年轻人在田地里牵引树干前进，于是便在地上“犁”出了一条深沟，妇女们便在这条“沟”里点种，其结果，比“点种棒”强多了。人们称这种“犁”为“素俄”。后来，“素俄”这个名词被彝人用来泛指不同类型的“犁”，以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形式的耕具。[iii]
又据卢勋、李根蟠等先生调查，云南碧江县俄科罗村的傈僳族和普米村的怒族老人都说，他们的祖先因开地开多了，用锄头翻土翻不过来，就用两个人拉一个树杈耕地，以后在树杈的入土的尖上裹上铁片，开始是人拉，后来改用牛。又据托克扒村的怒族老人介绍，他们大约距今一百年左右开始用犁耕，最初用削尖的树杈套上小铁锄的刃套作犁。用竹篾绳连接犁柄和犁杠，两人用“顶头绳”（该族背竹篓用的）背着杠的两头，手拄棍子一步步前进，后面一人扶犁，这种尖树杈即犁的雏形。[iv]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藏门隅地区犁水田用一种青杠木做的人字杈，由两人抬杠牵引，一人扶杈，每天能犁水田三、四分。四川甘洛县的藏族有一种人拉的木犁，叫“西戛朵布俄”，系由两根木杈制成，操作时前面由一至二人用绳索拉，后面一人扶犁。[v]
由上材料，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居住在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环境的云南各民族的先民们，基于各自不同的生态环境及土壤条件，在漫长的稻作实践中理应发明过许许多多各种不同样式的“犁”，并用人力牵引之，在地上划沟耕种。
令人遗憾的是，在云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中，至今尚未发现有石犁。据说大理洱源西山一带，古代曾使用石犁，拉犁的不是人也不是牛，而是羊，叫做“山羊拉石犁”。檀萃《滇海虞衡志》载：“羊于滇丰盛，俗以养羊为耕作。”由此看来，洱源西山的传说还是可信的。然而既然是羊耕，那么即非石器时代的“人拉石犁”可以同日而语了。[vi]
到了青铜时代，在滇池区域出土青铜农业生产工具中，有一种整体像一片上阔下尖的树叶，刃部呈尖状，有銎突出于器身正中的类似中原地区犁铧的工具，原始的发掘报告把之定为铜犁，认为是破土犁田的工具。但在后来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从器形的形制和功能上进行详细考证认为，这不是犁，而是一种尖叶形铜锄或尖叶形铜钁。又，在云南数量众多的青铜器上，牛的图案最为丰富。如江川李家山文物上动物图像296个，其中牛图像97，占总数的33%。[vii]但未有一件把牛和犁地耕田联系在一起的实物和图像，这不是青铜制造者的疏忽，它反映的实情是，当时的人们不识牛耕，尚未开发牛的犁地耕田的功能。[viii]
尽管在西汉云南的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牛耕的实物证据，但从考古发掘材料和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结果来看，至迟在东汉初期云南就已经有了代表传统农业耕作技术发展最高水平的牛耕，以后迅速推广和普及开来，到了南诏时期还出现了颇具盛名的“二牛三夫”犁耕法。如今以水牛、黄牛亦或驴、马为畜力，无论在云南的山区还是坝区都是一种最主要的耕作方式。
从徒手而耕到踏耕、锄耕再到犁耕，是我们以农耕主要的生产工具及耕作方式的特点为依据所勾画出来的稻作农耕演进的一个基本的脉络。然而，由于云南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稻作农耕的各个演进环节并不是完全相扣的，在很多地区常常出现并存发展的现象。目前，云南少数民族的稻作生产，从农耕生产工具来看，一类是以刀耕火种、锄耕为主，辅以牛耕地区，这类耕地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5%，有效灌溉面积约占7%，复种指数109%，基本上一年只种一次，单产量仅有坝区的65%。一类是以畜力为主，辅之以水力和电力加工机械的内地坝区和边疆宽谷地带。这类地区耕地约占民族地区的80%，有效灌溉面积约占40%，复种指数150%，单产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一类是机耕加上牛耕和人力薅锄、收割地区。[ix]
参考文献：
[i]牟永杭、宋兆麟：《江浙的石犁和破土器》，《农业考古》，1981，2期。
[ii]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7页。
[iii]详见张福：《彝族古代文化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iv]李根蟠等：《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60页。
[v]严汝娴：《藏族的脚犁及其制造》，载《农业考古》，1981，2期。
[vi]尹绍亭：《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上），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42－143页。
[vii]张兴永：《云南春秋战国时期的畜牧业》，载《农业考古》，1989，1期。
[viii]详见李昆声：《云南牛耕的起源》，载《考古》，1980，3期。
[ix]参见杜玉亭主编：《传统与发展——云南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之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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