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消费冲动与休闲景观的论文
一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身在茅屋想世界"的年代，物质的极其匮乏和精神的畸形夸张，使中国百姓既须承受物质的不可随受之轻，亦须承受精神的不可承受之重。那时候，观念的封闭和眼界的促狭，使人们的想像力曾十分苍白的而又贫乏；今日某些老板们尚感委屈的康居楼（他们抱怨说活动空间狭小，没有场院）和渐入家庭的小桥车（中款们愤愤于买起车养不起车，抱怨道路拥堵啦、管理混乱啦），那时甚至还未曾进入百姓夜有所梦的想像域；眼下成为当今都市浪漫修饰的时装风采，那时还未被打入人们未来幸福的期望值。几亿人穿一色的衣服，一件衣服要穿几十年。那不是因为人们愚鲁无知或浑蒙未开，而是"生活"从严没有成为时代主题，从来没进入我你他的意识视界。斗争呀，运动呀，不断革命呀，斗私批修呀，人们惶恐于早年曾穿过旗袍高跟鞋，戴过戒指金项链，寝食不安。甚至一张婚纱礼服的结婚照，也可能引来灭门之祸。那时候，时代崇尚手上的老茧，身上的臭汗。一身绿色装是铁姑娘们想像中的美的极致，发白的劳动服成为当日青年最浪漫的"时尚"。甚至虱子跳蚤也成了"革命虫"── 一种同工农结合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志。那是一个"理想"疯狂的年代。
乌托邦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个基本信念便是：工作即是生活，职业即是事业，干好某一职业就是人生价值的全部，当好革命事业的螺丝钉就是革命规定的一切人的终极理想、生存意义和人生内容。所以，所有的人都须坚守为世界上三分之二劳苦大众谋幸福的伟大信念和对永恒价值的遥远承诺，自愿承受贫穷、匮乏、专制和思想钳制。那是一个将政治信仰、人生理想、道德典范与职业规范、工作规范、个人生活完全混为一谈的年代，那是一个在观念中消弥了日常生活的时代。如同样板戏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全部"高、大、全"到鳏即寡，光芒四射到不吃不喝，出尘拔俗到无亲无故一样。
当永恒价值的宏伟承诺在现实生存中失效，乌托邦时代的虚幻的理想光环消散时，变革的时代就不期而至。人们学会了区分各种不同的生命空间，学会了将宏伟政治、国家经济与自身职业、劳动岗位区别开来。人们重新发现了生活。他们开始感到：作为一个现代人，他获得人生满足的源泉和社会理想行为的标准，并不唯一地是工作劳动本身了，也许更重要的是"活着的方式"。对于不少人来说，社会的流动，职业的多向选择，兼职的可能，尤其是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和个体人身的"单位所有制"的逐步解除，使他们越来越将职业视为生存的手段，而生活自身则自然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实惠实利实际实用的物质主义和轻轻松松潇洒走一回的感性享乐成为不少人今日的生活准则。解除了空幻虚拟的"宏伟理想"模式，百姓的生存个人化、物质化、浅显化了。人们不想再玩深沉，而想活出自己来，过出自己来。
消费成了文化。衣、食、住、行走到前台，成为服饰文化、汽车文化、饮食文化、住宅装修与旅游文化。
二
休闲消费文化是俗文化的狂欢节。其最典型的表现方式是城市迪斯科与老年大秧歌，其最具批判性的力量来自其"卡拉OK"的特性，也即非神非圣、无主无从、自我参与、共娱共乐的存在方式。它具有无表演的真实、无程式而自由、无等级而同乐、无语言而交流的特点。
所谓无表演而真实，是说这种休闲消费文化无须表演给什么人看，也不需要看别人表演，因而无须掩藏、遮盖些什么，也不必刻意表演些什么，不紧张、不做作，让真实的本我自然裸露，无心理负担，也无顾忌拘牵。所谓无程式而自由，是说这些消费休闲方式大都极简单易学，速学速会，无须太多的排练、准备或积累，也无什么严格不改的程式必须遵守，而是最大限度地容许你自由发挥、 性而为。所谓无等级而同乐是说在当代休闲消费中心，精神的等级、政治的等级、伦理的等级、文化的等级全都消泯了。如果不是非要常常打高尔夫、天天玩保龄球，一般的休闲娱乐中连经济的差别也被抹去。如在迪厅，经理老总与一般职员、达官名流与百姓庶民，文化巨擘与市井俗子，均一样蹦迪，无了区分。特别像中老年大秧歌等形式，更是人人得而参与，个个感到满足（至少是自我感觉良好）。在这里，人们之间无高低差异，贵贱区分，相互间既亲近又疏远。正是在这种共娱共乐的轻松休闲的氛围中，人们达到一种情绪的泄导、感情的交流。而这种交流往往不通过语言来进行，而是一种感官式的直接交注：无语言而获得直接回应，在瞬间达成情绪的交流。无疑，休闲消费文化是一种快餐式文化，而不是钦点御定的"满汉全席"。但快餐文化可以人人得而食之，而"满汉全席"则只有皇家贵官方可享用。的确，休闲消费文化不再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神往的那种天马行空、精神高 的文化艺术品位，但它又有一种强大的风俗化、惯例性的力量，漫漫滋养，无所不在。它也没有过去政治文化所具有的那种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神圣与崇高，但却蕴含着一种中国文化积淀中缺少的自我独立的批判性人格力量。
休闲消费文化是当代都市文化的伴生物。在这个快节奏、高频率、加速度、大压力的都市生活的"跑马场"中，人们一直处于紧张的"耗尽"状态。你一旦进入当代社会生存的"跑马场"，就如同驾车驶上了高速公路的快车道，你只有高速行业，在精神与体力深度透支的时候寻找下一个公路出口。这是一驾现代都市文化的旋转的木马，骑上去就只好随之俯仰起落。因此，跨上木马来的时候就特别需要放松筋肉，娱乐休憩需要渲泄情感、松驰神经，需要抚慰与熨贴内心的精神。
因此，以休闲消费文化跨以崛起的基点来玩，它不需要崇高，以及伟大圣明的精神导师，不需要高远深邃的旷世巨著，自然也不需要高不可及的文化巨擘与艺术大师。它只需要平常。每一历史事物的产生发展不是依据于永恒不变的所谓真理正义，形而上学的普遍性；而是产生自于彼时彼地的特定历史语境，特定社会要求，特定文化需求。
所以，90年代中国当下的以休闲消费文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它表明了市民社会对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表明了小康时代大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合理性，以及它处于上升期的内在动力和相应的批判意识。它的非政治、非道德价值、非艺术、甚至非审美的某些现象特征正是对过去时代极端的政治价值观的反拨和对先前政治──伦理一元价值结构的冲击。但这种消解性的反拨和冲击并不采取与主流意识形态激烈对抗的姿态，也拒绝采取80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途径，而是在一种一种温馨、舒适、轻松、惬意的日常生活流中，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既相互疏离又相互包容的策略，但它又很顽强地要求市民社会自身的文化利益和基本权利。从流行歌曲到影视肥皂剧，从武侠爱情小说到好莱坞大片，从KTV到通俗的感官享乐，它看似漫漶而混沌，实际上具有相当坚定的力量。它的背后是经济的无形的手在拨弄。
三
当代休闲消费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其滋长漫漶的现实性，并不表明它同时具备了现代文化的完满性或唯一性，也不证明其负面影响的消失或消解。即使在其处于自身发展的上升通道中时，它的消蚀性、局限性仍彰现无遗。它的与生俱来的市场文化的趋利本性，它对高蹈的精神文化的冲击，它对文化的历史深度的消解，对人类存在意义探寻的漠视，都使我们看到休闲消费文化的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它的合理发展必须有强大的批判否定力量与之伴行，必须有新的健康向上的精神信仰力量不断将之提升，必须有多元的文化选择展开现代文化的多样化层面，还必须有强有力的制度性、法律性力量对之予以监督和制约。(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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