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资料及传说

2022-01-29 作文素材

  长城(TheGreatWall)

  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它与天安门,兵马俑一起被世人视为中国的象征。因长度逾万里,故又称作“万里长城”。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全国人口的1/20,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劳动都得靠人力,而工作环境又是崇山峻岭、峭壁深壑。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为了防御别国入侵,修筑烽火台,用城墙连接起来,形成最早的长城。以后历代君王大都加固增修。长城东起辽宁丹东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从东向西行经10个省区市。长城的总长度为8851.8千米,其中人工墙体长度为6259.6千米,壕堑和天然形成长度为2592.2千米。

  长城的历史

  我国北方的长城,开始于战国秦、赵、燕三国。

  长城的起点——老龙头一、秦、赵、燕在北边修筑长城的原因

  秦赵燕为何要在北边修筑长城,这要从战国时期的形势说起。战国时期,是我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随着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加强,诸夏文化与秦、楚、吴、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统一的趋向日益强烈。当时进行封建改革的魏、赵、韩、楚、齐、秦、燕七国强盛之后,进行兼并战争,谋求以武力统一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时,陕北、晋北、冀北和内蒙古草原上的诸少数民族也强大起来,不断掳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境。秦国之北,有义渠,又北为匈奴;赵国西北有林胡、楼烦,北有褴、匈奴;燕国北界东胡。这些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除义渠从事农业外,其他均以游牧、狩猎为生。义渠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强国,自春秋至战国,与秦抗衡百余年。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更是军事素质高,作战能力强。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以游牧、狩猎为生,牲畜以马、牛、羊为最多,其次则为骆驼、驴、骡等。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长城的全部历史资料】长城的全部历史资料。然亦各有分地。”男子从小就学习骑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因此,一到成年,“尽为甲骑”。战国之际,匈奴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并且有了国家政权机构。国王称为单于,其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除左、右贤王外,其余大臣都是世袭。东胡、林胡、褴、娄烦与匈奴基本相同。

  自战国中期以来,他们不断掳掠秦、赵、燕三国北部地区。由于他们善于骑射,长于野战,采取突然袭击,来去飘忽,难于捉摸,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而秦、赵、燕在战国中期的作战部队主要是步兵和战车,穿着宽衣大袖的服装,行动迟缓,日行30——50里,自然不能阻止匈奴、东胡的袭击和掳掠。这不仅使三国北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大大影响了三国的统一事业。针对这种被动局面,三国便先后进行兵制改革和在北部修筑长城。

  秦国自商鞅开始变法,推行富国强兵。军队逐渐改变成步兵和骑兵,并以军功论赏和升迁,因此军队的战斗力增强,所向无敌。惠文王六年(前332)和十年,先后大败魏国,夺取魏西河郡(今陕西洛河流域)和上郡(今陕西东北部)地。为了防止匈奴人南掠,昭王下令于陇西、北地、上郡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并派军驻守。

  赵国于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始改革兵制,实行胡服骑射。自此兵力遂强。二十年,武灵王西略林胡地,至中,林胡王献马降服,才班师而归。二十六年(前300),破中山,攘地北至燕、代(今山西北部),又西北拓地至云中、九原(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至乌加河地区)。于是,下令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乌拉特山)而西,直抵大河(今内蒙古乌加河),而置代郡、雁门、云中郡,以防匈奴南下掳掠。为了专门经营西北,次年,他让位于其子惠文王何,自号主父。惠文王二年(前297),主父出代,至西河(今山西、内蒙古间之黄河),破楼烦王而致其兵。

  燕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弱的一个国家,南临强齐与新起的赵国,北逼于东胡。直到燕昭王即位(前311)以后,发愤图强,招纳各国贤能之士,实行改革,燕国才强盛起来。其时东胡强大,经常南掠燕国北部地区。燕君为了保持北部的安宁,被迫向东胡王媾和,而以大将为人质。昭王时,秦开质于东胡,他智勇双全,东胡王甚信之,因此行动自由,得以了解东胡南部的山川险要、布防情况与军队的活动规律。归国之后,即率大军袭击东胡,大破之,东胡却地千余里。又“度辽东而攻朝鲜”拓地至浿水(今朝鲜清川江)。于是,“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康保县与内蒙古太仆寺旗)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秦、赵、燕之所以在北边修筑长城,其目的是为了防御匈奴、东胡的南掠。

  长城是由城、堡发展而来。作为军事上的防御工程的城、堡,早在原始公社末期就开始了。由于它能起有效的防御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得到了普遍的发展。长城,最早出现于春秋,如楚国的方城(在今河南南阳地区)。到了战国,魏西河郡有长城,赵漳水上有长城,中山国西部有长城,燕易水有长城,齐沿泰山山脉有长城。这些长城,在战争中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北方游牧民族行动迅速的骑兵,行踪莫测,诸国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都无法阻止他们袭击和掳掠。只有修筑长城,加上驻军防守,才有可能阻止他们的南掠。只有在北方修筑长城,才能抽调主要兵力,用于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和保卫战争,才能完成统一大业。

  长城的地形

  “因地形,用险制塞”是修筑长城的一条重要经验,在秦始皇的时候已经把它肯定下来,司马迁把它写入《史记》之中。以后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凡是修筑关城隘口都是非曲直选择在两山峡谷之间,或是河流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地,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和材料,以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修筑城堡或烽火台也是选择在“四顾要之处”。至于修筑城墙,更是充分地利用地形,如像居庸关、八达岭的长城都是沿着山岭的脊背修筑,有的地段从城墙外侧看去非常险峻,内侧则甚是平缓,收“易守难攻”之效。在辽宁境内,明代辽东镇的长城有一种叫山险墙、劈山墙的,就是利用悬崖陡壁,稍微把崖壁劈削一下就成为长城了。还有一些地方完全利用危崖绝壁、江河湖泊作为天然屏障,真可以说是巧夺天工。长城,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

  2001年06月25日,长城作为春秋至明时期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长城超过5000公里的有三个朝代:一是秦始皇时修筑的西起临,东止辽东的万里长城;二是汉朝修筑的西起今新疆,东止辽东的内外长城和烽燧亭障,全长1万多公里;三是明朝修筑的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畔的长城,全长8851.8公里(2009年修订)。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总计起来,在5万公里以上。这些长城的遗址分布在我国今天的北京、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新疆、天津、辽宁、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和山东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仅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就有遗址1。5万多公里。其次是甘肃的长城。

  由于时代久远,早期各个时代的长城大多残毁不全,现在保存比较完整的是明代修建的长城。所以一般人谈的长城,主要指的是明长城。所称长城的长度,也指的是明长城的长度,明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达鸭绿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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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的建筑构造和建筑材料

  长城在中国历史的长久岁月中,许多封建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经对它进行过多次修筑;我国古代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它贡献了智慧,流尽了血汗,使它成为世界一大奇迹。不论是巨龙似的城垣,还是扼居咽喉的关隘,都体现了当时设防的战争思想,而且也标志着当时建筑技术的高度成就。例如,明朝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建筑业也体现了规模巨大的生产流程和比较科学的烧制砖瓦作坊。因此砖的制品产量大增,砖瓦已不再是珍贵的建筑材料,所以明长城不少地方的城墙内外檐墙都以巨砖砌筑。在当时全靠手工施工,靠人工搬运建筑材料的情况下,采用重量不大,尺寸大小一样的砖砌筑城墙,不仅施工方便,而且提高了施工效率,提高了建筑水平。其次,许多关隘的大门,多用青砖砌筑成大跨度的拱门,这些青砖有的已严重风化,但整个城门仍威严峙立,表现出当时砌筑拱门的高超技能。从关隘的城楼上的建筑装饰看,许多石雕砖刻的制作技术都极其复杂精细,反映了当时工匠匠心独运的艺术才华。

  墙身是城墙的主要部分,平均高度为七点八米,有些地段高达十四米。凡是山岗陡峭的地方构筑的比较低,平坦的地方构筑得比较高;紧要的地方比较高,一般的地方比较低。墙身是防御敌人的主要部分,其总厚度较宽,基础宽度均有六点五米,墙上地坪宽度平均也有五点八米,保证两辆辎重马车并行。墙身由外檐墙和内檐墙构成,内填泥土碎石。外檐墙是指外皮墙向城外的一面。构筑时,有明显的收分,收分一般为墙高百分之二十五。墙身的收分,能增加墙体下部的宽度,增强墙身的稳定度,加强它的防御性能,而且使外墙雄伟壮观。内檐墙是指外皮墙城内的一面,构筑时一般没有明显的收分,构筑成垂直的墙体,关于外檐墙的厚度,一般是以“垛口”处的墙体厚度为准,这里的厚度一般为一砖半宽,根据收分的比例,越往下越厚。砖的砌筑方法以扁砌为主。

  墙的结构内容是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而定的,总观万里长城的构筑方法,有如下几种类型:

  (1)版筑夯土墙

  (2)土坯垒砌墙

  (3)青砖砌墙

  (4)石砌墙

  (5)砖石混合砌筑

  用砖砌、石砌、砖石混合砌的方法砌筑城墙,在地势坡度较小时,砌筑的砖块或条石与地势平行,而当地势坡度较大时,则用水平跌落的方法来砌筑。

  长城的防御工程体系

  在冷兵器时代,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作用是卓有成效的。秦时,“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新书·过秦》)汉武帝时,“建塞、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汉书·匈奴传》)

  “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而着称于世的政治家(《史记·匈奴列传》)。事实上,秦皇汉武,包括明初,无不是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优势时修建长城的。这说明,修筑长城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继续进取的谋略。

  修筑长城,是针对西北边地实情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是化被动为主动,因为对于北方的游牧部落,“大兴师征之,则遁逃伏,不可得而诛也;师还则寇钞又起;留卒戍守,则劳费不资,故惟有筑长城以防之。”“然则长城之筑,所以省戍役,防寇钞,休兵而息民者也。”(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第三章)

  而且要强调的是,长城的防御作用不是表现在一般人以为的“不被攻陷”;其真正的用处在于——入侵者或许能集中力量偶尔攻破一两个关口、闯入内地,但只要整段长城还驻守有强劲的军队,入侵者就始终面临被阻击、伏击而无法回家的危险;尤其是,长城扼住了燕山和太行山北支各个交通要道,游牧民族的骑兵纵然破关而入,但只能对内地实施骚扰,而他们的后勤根本无法通过关口输送进来,故而无法在内地立足、从而动摇中华帝国的根基。癣疥之疾再重,也侵入不到膏肓,这是长城存在的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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