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回国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时代现象。那时的中国，贫穷落后，百废待兴。这些在美国和欧洲工作、留学的中国学者、学生，原本有着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优越的工作环境，但面对祖国的召唤，却能自愿舍弃，义无反顾、百折不饶地选择了回国，从而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代栋梁。，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朱亚光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有颗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朱亚光
导读
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掷两枚震惊世界的原子弹，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同时也唤起了中国人制造原子弹的梦想。
1946年，年轻的朱光亚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以全A的成绩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
新中国成立没多久，身在海外的朱光亚热血沸腾地期盼着回到祖国。1950年初，他联合51名旅美留学生，起草了著名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
1950年2月28日，即寄出《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的第二天，朱光亚登上了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邮轮从旧金山出发，途经洛杉矶、夏威夷、日本的横滨、菲律宾的马尼拉等地。
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的52人中，许多人与朱光亚一起同行。许慧君因为还有一个学期才结束学业，她与朱光亚约定，半年后回祖国去找他。
此前，朱光亚已得到通知，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合作署提供的救济金，可以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但朱光亚拒绝了。他的心已经飞回了祖国。同时，他也预感到美国政府的政策正在改变，一股敌视人民中国的反共潮流正在形成，必须赶快离开，回到祖国去。
朱光亚庆幸自己能够顺利回国。在漫长的航行途中，这些回国者经常聚在一起，畅谈对祖国的怀念和回国后的打算。朱光亚是畅谈时的中心人物，因为他收集了不少新中国的资料，交谈时让大家感到很新鲜。
有时，他们也会聚在一起唱歌，那首《赶快回国歌》是大家百唱不厌的歌曲。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回国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时代现象。那时的中国，贫穷落后，百废待兴。这些在美国和欧洲工作、留学的中国学者、学生，原本有着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优越的工作环境，但面对祖国的召唤，却能自愿舍弃，义无反顾、百折不饶地选择了回国，从而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代栋梁。
是什么信念和力量支撑着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为什么这样强烈?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为什么能够延续不断?
这些问题，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去思考。朱光亚曾言简意赅地回答说：忠诚报国。
回到祖国的感觉真好
1950年4月1日，“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抵达香港。
按照事先的约定，朱光亚在香港短暂停留，去香港大学拜访曹日昌教授。
曹日昌是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由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任职香港大学，并受党委派，秘密联络和争取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及中国学者，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朱光亚与曹日昌见面后，曹日昌交给了朱光亚来自北京大学的一份聘书。北京大学曾是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大学之一，因此，也算是朱光亚的母校。归国前，朱光亚给母校写信，表达了自己想到母校工作的愿望。
这封聘书由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签署，聘任朱光亚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当时，朱光亚才25岁，在北大物理系教授、副教授中是最年轻的。从中可以看出，新中国对人才的渴望和重视。
1950年4月3日下午，朱光亚一行离开九龙后，到达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却是新中国的大门。
迈进国门，大家不约而同深深地作了一次长长的呼吸。那是祖国的空气，真甜!
在深圳稍事休息后，朱光亚一行又乘车去广州，抵达时已是次日的凌晨。
朱光亚在给远在美国的许慧君的信里写道：
四月三日中午我离开九龙，到达深圳，已是晚饭时节，换车再往广州，四日清晨到广州东车站。因为警备未解除，我暂在东站旁中央酒店内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休息，到早上六点才住入安排好的太平南路新亚酒店。沿途疲乏，本拟在新亚休息，躺下去却睡不着，只得逛大街。广州的市面很冷淡，大商店都关了门，而路旁人行道上的地摊却不少。吃的东西都买得到，价钱却不低。四日那天到旅行社去买票，弄了半天也没有弄妥，最后约好五日再去。下午来了一次空袭警报(新中国成立之初，盘踞台湾的国民党空军，经常轰炸大陆的沿海城市——作者注)，解除后到中山纪念堂去瞻仰，因为空防的缘故，六时以前赶回新亚，皋园也没去成。
重回故乡，难舍亲情
1950年4月7日13时45分，火车到达武昌东车站。
朱光亚自1938年夏还是少年时离开武汉，已有12年之久。朱光亚不由得想起了唐朝诗人贺知章所写《回乡偶书》中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眼睛禁不住地湿润了。
当时，武汉三镇之间还没有长江大桥，来往要靠渡轮。下火车后，朱光亚登上由武昌至汉口的渡轮。望着滚滚奔流的长江水，儿时的记忆，顿时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地在他脑海里闪现。
对朱光亚回来，全家人异常兴奋。朱光亚在给许慧君的信里深情地写道：
这次回家，有两件憾事。第一，不能在家多住些时日，我得立刻北上;第二，因为旅途的不方便，没有买什么东西回来分送给大家。离美时，本计划到香港后再买，到香港后才知道，由陆路走东西不能多带，馈礼更不能多买。没有法子可想，只得把为自己置购的和以前旧用的一些日常用品拿出来分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随身用的钢笔现在已只剩了一支了，连我最喜欢用的一支Esferbrook牌旧笔都送了人，由此可见我之狼狈情形。
原本，朱光亚想在家里好好地待上几天，尽心侍候父母，尽情享受亲情的幸福与温暖。然而，一封来自北京大学的加急电报催他尽快到职任教。
1950年4月10日上午，朱光亚离开武汉，乘火车赴北京。
前后算来，朱光亚在家只待了两天半。望着病中的父亲和已显苍老的母亲，朱光亚的眼睛再次湿润了。
短暂的相聚，难舍的亲情。朱光亚的心里很是歉疚。他在日记中写道：“游子离家多年，如今又要远行，总是不能伺候年老的双亲，深感内疚。”
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
1950年4月12日上午，朱光亚来到北京。
这是朱光亚第一次来到这个北方大都市。武汉已是春光明媚，但这里还有几许寒意。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朱光亚就给许慧君写信。信中写道：
北京城比我想象的还大许多许多，昨天早上车由东面入城至东车站，八时三刻到达，有北大教员徐叙瑢和三位学生代表在车站伫候。徐君是我西南联大同班同学，毕业后就在北大服务，他告诉我饶毓泰老师卧病，正盼望我来协助系内的功课教授工作。我们同乘车来北大理学院，系里已为我预备好两间小房，就在理学院院内，和办公室、课室俱在一处。
当时，北大物理系位于北京一个名叫沙滩的地方。这里离故宫、北海、景山等地不远。因教学楼是红砖红瓦，大家称之为红楼。如今，红楼已成为著名的历史文物，受到国家保护。
朱光亚在信里还写道：
北大理学院都是些旧宫殿式的小平房，环境安静可爱，念书、做学问，真再好也没有了。记得我对你说过吗?我是一个爱静的人，能有一些想看的书，在一个恬静的地方住下来，我会感到很快乐的。心境静下来了，也才能踏实地做一点工作。
到北京大学理学院报到时，朱光亚给理学院带去了他在美国采购的一批用于物理实验的器材。这是他用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为学校购买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1950年4月14日下午，北大物理系召开了一个有部分师生参加的欢迎会，欢迎朱光亚到北大任教。朱光亚在给许慧君的信里，写下了当时的心情：
郑华炽先生告诉我，今天下午物理系师生有一个聚会，算是欢迎会，要我出席。心里惶恐得很，不知道到时候该说些什么。以前也教过中学生，学生群中比我年岁大的也有;出国前在联大也教过大一的学生。只是时隔四年，现在再作人师，一切都好像有了许多变化似的。
这一两年，在工作上真要加倍地努力，上面说过，这一路来北京，感触很多，一时也真说不了。新的中国在诞生;回到家看见年轻的一群，有的加入了团(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者注)，有的还在努力学习，都了解了一些劳动创造世界、为人民服务的真谛，真令人兴奋。回想到当初在中学时代，理想、抱负都有一些，哪能赶得上他们?然而，另一方面，又感觉到革命过程中新生一代与衰退的一代之间的冲突日益深刻，不愉快的现象也与日俱增。感觉到自己的负荷很沉重，也感觉到还该拿出更大的勇气。
这是朱光亚当时真实的思想写照。朱光亚时年25岁，虽然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但与那些年轻的学生一样，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青年一代，有着梦幻般的革命理想，洋溢着积极向上的革命激情。难能可贵的是，朱光亚还有着冷静的思考，显得更为成熟。
朱光亚虽然是副教授，年龄却比学生大不了几岁，与学生们相处得很好，就像个和蔼的兄长。他讲的课很受学生欢迎。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肖庆当年是朱光亚的学生。他回忆道：
1950年4月，只有25岁的朱光亚从美国学成回国。他带着在国外采购的有关物理实验的材料赶到北京任教，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系最年轻的副教授。在北大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朱光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第一线，同时讲授光学和普通物理课程。他以一贯的认真、精细和踏实准备好每一堂课，还在教学中旁征博引，枯燥的物理学概念经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也变得生动了。
朱光亚的宿舍，简朴、干净。最多的物品是书籍，都是朱光亚从美国带回来的。还有就是唱片，有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亨德尔等著名音乐家的。这算是最“养眼”的了，让人想起“主人”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后来，一些喜欢音乐的学生，常常来到这里，看看书，聊聊天，欣赏着这些音乐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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