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王安石出生于宋代，是政治家家，文学家，改革家。苏东坡即苏轼，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历史名人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故事，欢迎查阅。
苏东坡与王安石是一对仇敌
说到苏东坡的敌人，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苏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苏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王安石的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祐六年(1061年)，二十六岁的苏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苏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苏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苏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苏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苏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苏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苏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苏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苏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苏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拓展：王安石与苏东坡的私交
王安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苏轼兄弟丁忧服满，刚回京城。那时，兄弟俩踌躇满志，很想有一番作为。可是，苏东坡不识时务，对改革说三道四。王安石很不高兴，就让他到开封府审案子。京城的案子盘根错节，随时都会碰到山头。他希望苏轼深陷其中出不来，无暇指点时政。没想到，苏东坡是断案高手，三下五除二，就把案子办得干干净净——王安石的警告落空了。
第二年上元节，皇帝想买灯，苏东坡劝谏皇帝别浪费这种“耳目不急之玩”，皇帝从善如流。苏东坡喜不自胜，就像初学写作的人发表了文章而激起更强的写作劲头一样，苏东坡接连又作了《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向改革全面开战。于是，政敌开始收集苏东坡的“黑材料”，想把他整垮。可是，结果一无所获。但是，这已使苏东坡心惊胆战，后怕起来。于是，他请求外调，以离开政治的漩涡，避祸全身。
就这样，苏东坡与王安石走到了对立面。此后，苏东坡就开始了他连年外贬的宦海沉浮。但是，在王安石下野之后，他却亲到金陵去看望王安石，并次韵王安石的《北山》诗，道是：“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当时从黄州平调到离京较近的汝州，可是仕途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他之所以要去探访王安石，一则是路过;二则同是天涯沦落人，已不复有当年的意气用事，况且他对改革也有了新的理解，不再简单地全盘否定，而王安石也已退出官场，两人见面就轻松多了;三是，当年“乌台诗案”发作，有人欲置自己于死地，王安石曾道“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施以援手，并没有因为是政敌而落井下石。不能不说，两人在私下是互相倾慕的。本着惺惺相惜，苏东坡去看望王安石就变得不难理解了。而当王安石得知苏东坡来拜访他时，竟穿着便服骑驴到船上来看望苏东坡了。苏东坡也不戴帽子，赶紧作揖迎接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两人相见甚欢，别有一番滋味。
苏东坡的到来，让寂寞的王安石一下子又有了知音的感觉。两人谈诗论文，谈禅说佛，很是契合。王安石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也许，正因为此，王安石情不自禁地请苏东坡就在金陵买田为宅，两人也好时常见面。苏东坡也有相见恨晚之感，故而有“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句。有人以为这是客套，乃至虚与委蛇。我看，苏东坡未必这样乡愿，若要与王安石周旋，也犯不着远道来访。此时，两人已没了世俗的距离，同抱赤子之心，又怎会互相设防?王安石的邀请是真诚的，晚年能得遇如此人物为邻，岂非美事?而仕途险恶，又何必汲汲于道呢?王安石是过来人，不能说没有劝退之意;而苏东坡也历尽坎坷，未必没有林下之想。
故而，一说即合，以致后来人到了江北，依然盘桓不去。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好一个扁舟往来!若真成功，则苏王诗酒唱和，不啻是文坛佳话也!只是，苏东坡毕竟还是公家人，一时之想，望梅止渴而已，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人啊，就是这么奇怪，一面孜孜以求声与名，一面却又回望着自己的来时路。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年二次拜相时，曾作《泊船瓜洲》，道是：“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人离钟山，却依然一步三回头。因为他知道，仕途崎岖，世事难为。但是，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又催逼他勇于任事。与小人的得意忘形不同的是，王安石对于拜相，并没有欣喜若狂。当年他初拜相位之时，就曾私下与至友题诗明志：“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政事虽是大功业，但却不是自己的安魂之所。
那么，何处是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园呢?大概是在渔樵之间、诗酒之中吧，大概是在“思接千载，神游八荒”的大自由中吧。而在这样的大自由中，还会有小路上的碰头和小河里的争流吗?脱离了世俗的羁绊，沐浴在文化的阳光之下，就会消解僵硬的对立，融化冰封的情意，就会有涓涓细流润泽枯冷的心田，就会有三月春阳照耀心头的湖山。如此，则相比于当下文化上的互相唱和和相敬相慕相得相知，当年在政事上的互相攻讦和相离相弃，不能不说是多么可笑和不明智啊。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惜，人世总有太多的纷扰。苏东坡与王安石已冰释前嫌，可是司马光对王安石却耿耿于怀。王安石死后，苏东坡为王安石说过几句公道话，只是，时移世易，已没人听了;而形格势禁，还得罪了保守派——得罪不起我躲得起，于是，又请求外放，结果越贬越远，差点回不了中原。若王安石地下有知，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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