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咏柳的诗意

2024-03-18 曾巩

　　在平平淡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一定没少看到经典的古诗吧，古诗作为一种诗歌体裁，指的是与近体诗相对的古体诗，又称古风、往体诗。你所见过的古诗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曾巩咏柳的诗意，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咏柳》

　　作者：曾巩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译文：

　　杂乱的柳枝条还没有变黄，在东风的吹动下狂扭乱舞。

　　把它的飞絮想蒙住日月，但不知天地之间还有秋霜

　　注释

　　①倚--仗恃，依靠。狂--猖狂。这两句形容柳树在春天绿得很快：柳条似乎还没有发黄，但趁着东风吹暖，一下子便飞快地变绿了。

　　②解把--解得，懂得。飞花--柳絮。

　　③这两句的意思是：不要只看到柳絮飞扬，遮天蔽日，要知道还有清霜临降、柳叶飘零的时候啊!

　　创作背景

　　这首诗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春，当时曾巩在齐州（今山东济南）任知州。与欧阳修、王安石不同，曾巩对宋代现状是相当满意的，认为宋兴以来，“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因此没有提出什么改革主张。他与王安石交谊深厚，对熙宁变法也没有表示过具体意见。他写此诗的目的只是讽刺骤然得势的小人。

　　赏析一：

　　这首诗把柳絮飞花的景色写得十分生动。柳絮在东风相助之下，狂飘乱舞，铺天盖地，似乎整个世界都是它的了。抓住了事物的特色。使之性格化了，使人看到一个得志便猖狂的形象。

　　“未变初黄”，准确地点出了早春季节，此时柳树枝上刚吐新芽，正是“且莫深育只浅黄”的新柳。第一、二句写凌乱柳枝凭借东风狂飘乱舞，第四句以“不知”一词，对柳树的愚蛮可笑加以嘲讽。诗中把柳树人格化的写法，以及诗人对柳树的明显的贬抑与嘲讽，使这首诗不是纯粹地吟咏大自然中的柳树。咏柳而讽世，针对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势利小人。将状物与哲理交融，含义深长，令人深思。

　　赏析二：

　　历代的咏柳诗，或爱其柔条拂古堤的婀娜身姿，或感其藤蔓系离情的缠绵意绪。曾巩面对倚风狂舞的春柳而文思萌动，看着漫空飞洒的柳絮而触绪成章。他笔下的柳独异诸家，称得上“文不按古，匠心独妙”，意新句奇。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柳芽新吐，其色淡黄。纷披凌乱的枝条还未改变淡黄的颜色，但依仗着东风的势力，它杨枝甩条，张狂已极。这两句含蓄蕴藉。春到人间，千花百草都承恩于春风春雨。四季更替，万物枯荣，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在诗人笔下，却为其注入人的感情色彩。诗人并非借柳直抒胸臆，而是托物拟人。这里的一“乱”一“狂”，平平常常的两个字，便把诗人对柳的贬抑之意和盘托出，为全诗的咏柳喻人定下基调。“乱”“狂”二字可谓陈字见新，凡字见奇。它们一反历代咏物诗对其柔丝扶风的轻盈多姿体态的描摹，一洗人们记忆中对柳“嫩于金色软于丝”的美好印象。在曾巩的笔下，那牵丝弱柳当其“乱条”拂风之际，正是得志猖狂之时。“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逐层深入，写其得志忘形之态。柳树只懂得飘花扬絮，成团成片的白花狂飞乱舞，铺天盖地，遮天蔽日。在得志之时，它不会想到，待春夏过去，秋风送爽，严霜降临时，它便叶萎枝枯了。

　　这首小诗，从“乱条”写到“飞花”，明为咏柳，实则喻人。诗人采用白描手法，层层设喻，层层揭示其本质。“倚得东风势便狂”的柳，“解把飞花蒙日月”的柳，“不知天地有清霜”的柳，正是一幅一旦得势便不可一世、欺上瞒下的势利小人的画像。“乱条犹未变初黄”，暗喻这些人能力低下，初黄未变，竟倚势凌人。只会飞花蒙日月，势利之徒的本质，揭露无遗。诗人的笔锋直刺生活中的小人，但也旁扫了有权者。如果没有为他们撑腰的“东风”，那些小人也未必敢兴风作浪。“日月”，暗喻高高在上的上层人物。他们不辨是非，偏听偏信，也正为小人们创造了投机的条件。结尾一句既是对得志小人得意忘形、不计后果行为的刻画，又是铮铮有声的警告。诗人义正辞严地警告那些依靠权贵的小人不要不知天高地厚，为非作歹，尽管可以蒙混一时，一旦失去凭借的势力，终究难逃惩罚。

　　全诗意旨严正，比喻形象，寓意深刻，富于哲理。诗人以“不知”和“解把”对比来写，更加突出它（他）们的猖狂和愚蠢。写“柳条”，但情调奇特；亦写“飞花”，而意味全殊，是一首别具一格的咏物诗。

　　曾巩生平简介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

　　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嘉佑二年（1057）进士。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官至中书舍人。曾巩出自欧阳修门下，完全接受了欧阳修先道而后文的古文创作主张，而且比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因此，曾巩的散文在八大家中是情致和文采都较少的一家。但曾文长于议论，他的政论文，语言质朴，立论精辟，说理曲折尽意。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等都纡徐委备，近似欧阳修文。记叙文亦常多议论，如《宜黄县县学记》、《墨池记》都于记叙中纵谈古今。曾巩亦能诗，今存诗400余首，以七绝成就较高，但为文所掩，不大受人重视。著作今传《元丰类稿》50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

　　幼年聪慧，十二岁作《六论》，一挥而就，言简意赅，气势雄浑，得到欧阳修的赞赏，从此名闻四方。青年时，多次外游，和王安石友善，常有诗文往来，并将安石推荐给欧阳修。嘉佑二年（1057）中进士后，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翌年，召回京师，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先后在齐、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守正不阿，颇有政声。元丰三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看法不同。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炼，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入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扫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四百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五古《追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后人有曾巩能文不能诗之说，其实不是不公正的。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

　　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

　　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足见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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