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21日中午，我接到深入、详细报道钱钟书先生的任务。
我即与钱先生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办联系。这个时间根本找不到人。我赶紧呼平时联系较多的一位朋友，他不在，是一位叫孙海泉的同志回的电话。
他说：“唉呀，你快来吧，我们也正在商量这两天请新华社和人民**发一个弘扬钱钟书精神的长篇通讯呢。你打个车来，一点半就要向遗体告别了。”最后一句话很重要!我一看表，这时已经一点了。我马上赶到北京医院告别室。门口有几个港台记者被拦住了，不让进。看样子，国内记者就我一人。这很可能是一次独家报道。
孙海泉说：“你先看一看。今天采访很困难，杨绛不同意采访。”钱钟书要求丧事从简，现场没有挽联，没放哀乐，也没有几个前来告别的人。钱先生的外孙在忙着拍照；还有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和几个工作人员。几分钟后，李铁映来了，然后杨绛也来了。他们说了一些话。我想采访杨绛，哪怕请她说一句话，但是这时已经没有时间了，而且看样子对方的心情也不允许。我问了一下殡仪工有关情况。这位姓刘的大爷谈了对钱先生的感想。他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名人，写了很多书，他看过电视剧《围城》。
名人的后事办得这么简单，很少见，他很感动。作为一个普通百姓，能说出这么一些关于一位大学者的肺腑之言，我觉得很有价值。
另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仔细观察，包括灵堂陈设，钱先生的形象，人们的神态动作，尤其是杨绛的一举一动。两点钟，一辆丰田旅行车载着钱先生的灵柩出发了。
我向社科院的同志提出，要跟着去，他们同意了，并让我搭乘王忍之的车。在去八宝山的路上，我和王忍之聊起来，他语气沉重，欲言又止，感情十分真挚。
王忍之谈到了他来社科院四年中，与钱钟书的交往和印象。他说他自己没有水平评价钱先生的学术，但钱钟书的确是一个淡泊、亲切、不求名利的人。他还谈到了钱钟书的一些情况，钱先生住院有四年了，一个星期前才出现病危。
王忍之不是以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的身份来的。他说，他是以钱先生朋友的身份来的。惟其如此，杨绛才同意了。
我更感到，我能来，的确不容易。后来听说，钱钟书逝世后，社科院接到40多家新闻单位要求采访的电话，新闻发言人的回答一律是“没有消息”。
王忍之说话时，我没有记笔记，而是把一切记在脑子里。一边谈，我一边注意前面的灵车。能看见司机后面杨绛的背影，坐得很端正。她始终没有回头看躺在身后的钱钟书。
一路上，车子也跟任何一辆普通车一样，遇到红灯就停下来等待，车速只比其他车稍慢一点，没有市民注意这辆车。
我们后面，跟着港台记者的一辆车。在北京医院，他们虽然没能进去，但在马路对面，用长焦镜头对现场作了拍摄。李铁映来，杨绛来，王忍之来，他们都看在眼里。
看着他们的车，我心里想，作为新华社记者，一定要把今天的新闻报道出去，并且报道好。
采访受阻
车子开了40分钟，到八宝山。火化的事情没有对钱钟书的同学、朋友、学生发任何通知。来送行的，除了亲属，其他人大都是打听到消息后自发来的。这中间有人民**的方成，也是要事先“禀报”，通过传话，才“放”进灵堂来的。
钱钟书的遗嘱说，只希望二三亲属送行。不过，在场的还是超过了20人。到八宝山来的，还有胡绳，中宣部副部长白克明。
现场没有看见港台记者。我想他们一定被坚固地封锁在外面了。国内记者好像也没有。我小心翼翼接近了钱钟书的主治医生李大夫。她四年中一直为他治病，刚才一直搀扶着杨绛。
我说：“听说您是钱先生的医生。”
她说：“是。但我今天是以钱先生的朋友的身份来的。”又反问我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新华社的。她脸色微变，径直走到一个剃着平头的彪形大汉面前，说：“他是记者。”那人也不客气，连搡带推把我拽到灵堂外面。
他审视着我说：“你来干什么?”
我说：“我是新华社记者，我来采访的。”
他严厉地说：“什么记者也不行。你们也不真知趣，也不看看是什么场合。
今天不让采访。你马上走!”
说着堵在门口。又上来另一个人往外推我。
这时，我看见社科院办公厅主任崔智友。我忙打招呼。他才来解了围。
但采访杨绛的企图却完全落空了，甚至都不让接近她。我只能把看到的一切，牢牢记录在脑海里。
近年来，包括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在内的多家新闻媒体曾试图采访钱钟书和杨绛，但都被拒绝了。
火化还要等一会儿。现场很感人。杨绛两次从座位上起来，扶着棺沿细细打量丈夫。神态和身体语言都耐人寻味。
杨绛的坚强留给在场的人很深的印象。钱钟书和杨绛惟一的女儿去年也去世了。
还有胡绳，他和杨绛默默坐在一起，两个显得十分衰老的人，无言地让人们拍照。这些，都是比谈话更感人的细节。但因为稿件容量有限，很多都没有能写进去。
在报道中，我没有提胡绳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官衔，只提了他是“另一位学术大师”。
后来我只跟钱钟书的一位“学生的学生”聊了一小会。她也很烦记者的样子。这些人都继承了钱先生的品行，不愿与媒体打交道，并以沉默来维护钱先生最
后的片刻安静。
火化时，大家都到了炉边。这时，胡绳、白克明、王忍之等都走了。工人先把放在钱钟书头边的几张发票一样的单子拿起来看了看，大概是确认一下。然后把棺椁停在一边，先打开炉道，从里面拉出前面刚烧过的一具尸体，把骨灰铲进一个筐里，然后叫大家退后，他则用一块白布使劲扑打尸床上的余灰。灰很大，一些人咳嗽起来，并开始抱怨。我注意观察杨绛，发现她没有表情，也未捂口鼻，定定地看着工人干活。有人一直扶着她。
然后轮到钱钟书了。炉门关上时，我真切地感到了两个世界的分界线。
杨绛没有看火化炉。她站着不动。有人要让她坐下，她坚决不坐。
有人要她离开，说车准备好了。她说：“不，我要再站两分钟。”她没有掉一滴眼泪。
争取发稿
杨绛和亲属离开后，崔智友过来对我说：“我跟你商量一下，今天不要发稿了。杨先生也不同意。”
我一听急了，不发稿我也不同意埃我说：“必须得发。否则，就没有人记录钱先生这最后的时刻了。”交涉了好一会儿，他最后才答应让我写一个“简单的消息”。
在回去的路上，我有意与钱先生的女婿杨伟成先生、夏衍之女沈宁女士、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同乘一辆车。路上，他们刚开始也不同意采访，说遗嘱都说好了，不希望渲染，他们不能“承担责任”。我便说我是惟一的记者，报道钱先生这最后的时刻，是新华社记者的任务和职责。
我说：“有千千万万人在关心钱先生。我们尊重钱先生淡泊不争、不求名利的品格，但毕竟，钱钟书这个名字已属于全社会。他是虚怀无私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报道呢?”
他们才小心谨慎地讲了一些钱钟书逝世前后的事情，以及对他的评价。尤其是转述了杨绛的一些话。他们其实也希望钱先生的做人和治学风格能影响到整个社会。但他们说，消息越短越好，并且千万不要提到他们。
但这些对于今天的报道来说，已经足够了。我回去后，赶快写了一篇国内消息一篇对外消息，并送审。杨绛一定要看。据说是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她才同意报道。另外，我还写了一篇特写稿对海外播发了。
我决定在钱钟书火化的报道中，不发一句议论，全用白描。这倒并不是出于一定要把行文风格与钱钟书后事从简的实际相配合。我只是一个冷静、客观、注重细节与活生生的现场的表述者，希望今天的人、以后的人、每一个，都能从我的新闻中看到他们想要知道的关于钱先生的东西。让时间和读者去诠释吧。
第二天，几乎所有报纸都采用了我写的消息。崔智友后来对我说：“你成了目睹这一历史时刻的惟一的记者。”但我却感触良多，也有许多遗憾。如果不是竭力争取，这篇新闻可能就发不出来了。长期从事新华社对外报道养成的一种敬业心和新闻敏感，使我在参加钱钟书遗体告别仪式时自始自终强烈地意识到，我必须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忠实记录者。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不能让历史在我的笔端留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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