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一天能卖多少钱。
“一毛钱三十条，能卖多少!块数来钱，两块，闹好了有时能卖四块钱。”
“不少!”
“凑合吧。”
我问他这蚯蚓是哪里来的，“是挖的?”
旁边有一位钓鱼的行家说：
“是贲的。”
这个“贲”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只能记音。这位行家给我解释，是用蚯蚓的卵人工孵化的意思。
“蚯蚓还能‘贲’?”
卖蚯蚓的人说：
“有‘贲’的，我这不是，是挖的。‘贲’的看得出来，身上有小毛，都是一般长。瞧我的：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是挖的。”
我不知道蚯蚓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在哪儿挖的，就在这玉渊潭?”
“不!这儿没有。——不多。丰台。”
他还告诉我丰台附近的一个什么山，山根底下，那儿出蚯蚓，这座山名我没有记住。
“丰台?一趟不得三十里地?”
“我一早起蹬车去一趟，回来卖一上午。下午再去一趟。”
“那您一天得骑百十里地的车?”
“七十四了，不活动活动成吗!”
他都七十四了!真不像。不过他看起来像多少岁，我也说不上来。这人好像是没有岁数。
“您一直就是卖蚯蚓?”
“不是!我原来在建筑上，——当壮工。退休了。退休金四十几块，不够花的。”
我算了算，连退休金加卖蚯蚓的钱，有百十块钱，断定他一定爱喝两盅。我把手圈成一个酒杯形，问：
“喝两盅?”
“不喝。——烟酒不动!”
那他一个月的钱一个人花不完，大概还会贴补儿女一点。
“我原先也不是卖蚯蚓的。我是挖药材的。后来药材公司不收购，才改了干这个。”
他指给我看：
“这是益母草，这是车前草，这是红苋草，这是地黄，这是稀莶……这玉渊潭到处是钱!”
他说他能认识北京的七百多种药材。
“您怎么会认药材的?是家传?学的?”
“不是家传。有个街坊，他挖药材，我跟着他，用用心，就学会了。——这北京城，饿不死人，你只要肯动弹，肯学!你就拿晒槐米来说吧——”
“槐米?”我不知道槐米是什么，真是孤陋寡闻。
“就是没有开开的槐花骨朵，才米粒大。晒一季槐米能闹个百儿八十的。这东西外国要，不知道是干什么用，听说是酿酒。不过得会晒。晒好了，碧绿的!晒不好，只好倒进垃圾堆。——蚯蚓!——蚯蚓来!”
我在玉渊潭散步，经常遇见的还有两位，一位姓乌，一位姓莫。乌先生在大学当讲师，莫先生是一个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我跟他们见面也点头寒暄。他们常常发一些很有学问的议论，很深奥，至少好像是很深奥，我听不大懂。他们都是好人，不是造反派，不打人，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议论有点不着边际。他们好像是为议论而议论，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像那些钓鱼的人，意不在鱼，而在钓。
乌先生听了我和卖蚯蚓人的闲谈，问我：
“你为什么对这样的人那样有兴趣?”
我有点奇怪了。
“为什么不能有兴趣?”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人属于低级价值。”
莫先生不同意乌先生的意见。
“不能这样说。他的存在就是他的价值。你不能否认他的存在。”
“他存在。但是充其量，他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填充物。”
“就算是填充物，填充物也是需要的。‘填充’，就说明他的存在的意义。社会结构是很复杂的，你不能否认他也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哪怕是极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界的需要维持生态平衡，我们这个社会也需要有生态平衡。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人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需要的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呼啸着前进的，身上带电的人!而这样的人是历史的遗留物。这样的人生活在现在，和生活在汉代没有什么区别，——他长得就像一个汉俑。”
我不得不承认，他对这个卖蚯蚓人的形象描绘是很准确且生动的。
乌先生接着说：
“他就像一具石磨。从出土的明器看，汉代的石磨和现在的没有什么不同。现在已经是原子时代——”
莫先生抢过话来，说：
“原子时代也还容许有汉代的石磨，石磨可以磨豆浆，——你今天早上就喝了豆浆!”
他们争执不下，转过来问我对卖蚯蚓的人的“价值”、“存在”有什么看法。
我说：
“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这样的人在北京还不少。他们的成分大概可以说是城市贫民。糊火柴盒的、捡破烂的、捞鱼虫的、晒槐米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用你们的话说，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吃什么，我知道一点。比如这个卖蚯蚓的老人，我知道他的胃口很好，吃什么都香。他一嘴牙只有一个活动的。他的牙很短、微黄，这种牙最结实，北方叫做‘碎米牙’，他说：‘牙好是口里的福。’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四个炸油饼。他中午和晚上大概常吃炸酱面，一顿能吃半斤，就着一把小水萝卜。他大概不爱吃鱼。至于他想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或者知道得很少。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这个卖蚯蚓的粗壮的老人，骑着车，吆喝着‘蚯蚓——蚯蚓来!’不是一个丑的形象。——当然，我还觉得他是个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至少不是社会的蛀虫。”
这时忽然有一个也常在玉渊潭散步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插了进来，他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我听了你们的谈话。从生物学的角度，是不应鼓励挖蚯蚓的。蚯蚓对农业生产是有益的。”
我们全都傻了眼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