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子女汪朗、汪朝谈其父亲

2017-10-17 汪曾祺

  引导语:《老头儿汪曾祺》这本书籍是汪曾祺子女合著的,回忆了这位作家的生活趣事、人生苦痛、创作历程。我们了解汪曾祺子女是如何谈其父亲的?

  专访汪曾祺之子汪朗

  他的傲是对文学主张与人格的坚守

  记者:汪曾祺先生如果活到现在九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喜欢汪老的读者越来越多,你觉得汪老真正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汪朗:刚刚回父亲的家乡参加纪念活动回来,其实我们和老头子从小太熟了,他有篇文章是《多年父子成弟兄》,他在我印象里从来就不是什么大作家,更不是什么大名人,我们那时都叫他“老头子”。

  他的作品现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说明他的东西与当代人的心理有更多相通之处,可以打动人心。其实老头子对这一点生前也一直很自信,还没什么影响时他就说他会进文学史,我们当时都逗他:“你别臭美啦!”特别是我,是经常(开玩笑地)打击他的。

  记者:汪老的写作也被认为较好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古典精神,其中更有一种悲悯的意味,但仍有一些人认为汪曾祺是隐逸与闲适的,您如何看?

  汪朗:他绝对不是隐逸与闲适,只不过有些东西他看得比较透,也看得比较开而已。老头子年轻时就比较傲气,到老了依然,这种傲并不是看不起人,而是对自己文学主张的坚守——这是他傲的根本,他说他有多少传统士人的骨气,那也未必说不上有多少,但他起码知道自己哪些可以干,哪些不可以干。如果非让他写为政治服务的小说散文,他绝对是写不来的,所以他在相当长时间里宁愿放下笔,再去找些事做做,他有一段时间对文物研究也很多的。

  记者:黄裳先生应早报之约刚写了一篇回忆他们年轻时在上海的文章,汪老生前有没有对您谈及在上海的往事?

  汪朗:也说过一些,但不是太多,他离开昆明时我祖父在镇江,本想给他找份在银行的事做,但父亲不愿意,所以就留在了上海,先与他的同学朱德熙同住,后来找不到工作,才写信给沈从文,最终由李健吾介绍在一所民办中学教书。那时他与黄裳、黄永玉关系非常好,与黄裳认识好像是因为巴金吧。

  记者:小说《星期天》对上海生活的记述挺多的,是实情吧?

  汪朗:虽是小说,但都是实情,只是人名不同而已,比如里面提到痛打美国兵的赫连都就是电影明星中叔皇,就在那个时候父亲跟着中叔皇学会了跳舞, 1980年代还表演给我妈看过。他在上海教过的`一位学生的小孩到北京上学时还来过我们家。

  记者:汪老生前一直有着极强的创作力,您觉得如果他还在世,会有什么创作呢?

  汪朗:70岁以后他一直在构思小说《汉武帝》,起初是想写中篇,但后来又想写长篇,收集了很多资料,但写这样的小说工程量太大了,他一直没有动笔。和一般人的想法不同,他是想把汉武帝写成一个“变态狂”,但这一构想是不是立得住,他一直在琢磨。不过我一直想象不出如果他真写《汉武帝》,会是什么样的面貌。

 

  专访汪曾祺女儿汪朝

  为了纪念父亲,汪曾祺的子女汪朗、汪明、汪朝曾经合著了一本书:《老头儿汪曾祺》,回忆了这位作家的生活趣事、人生苦痛、创作历程。在“九十汪老”系列纪念活动举办之前,记者电话联系上了身在北京的汪老二女儿汪朝,通过生活里的一些小事,向读者展示了汪曾祺生活中更加生动的一面。

  父亲汪曾祺

  记者:几十年来,您和父亲相伴的日子,有哪些小事仍让您记忆犹新,并深深影响着自己?

  汪朝:在家里,我父亲脾气好,很随和,母亲在我们面前还有点威信,他是一点“地位”都没有,和孩子完全平等,我们都叫他“老头儿”。他名气大了之后,还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跟最基层的老百姓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但他并不总是冲淡平和的,遇到不平之事也会拍案而起。我们楼里一个开电梯的小姑娘被一个住户打了,我父亲非常生气,认为应该让打人者道歉,这事最后没有结果,因为打人的是一个蛮不讲理的愣小子,没人会去惹他。父亲把这件事写进散文《胡同文化》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父亲很喜欢两句宋诗:“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他的平民意识除了来自于自身性格和家庭影响,更多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受到的民主、自由风气的影响。还有,父亲虽然是个老作家,创作跨越现代、当代两个文学领域,但他从不以

  “老”自居,思想一点都不保守,他在文学界有很多年轻朋友。他给一些他认为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写评论,写序,为他们推介。他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为他们开路。父亲的文化底蕴、文学修养我们是望尘莫及的,但他和母亲那种心境平和、待人平等,不以己悲、不以物喜的生活态度对我们有很深的影响。

  记者:很多读者关心作家子女的职业选择,父亲是否也影响了您现在所从事的工作?

  汪朝:我们都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在职业上基本没有可供选择的机会。我们是个很民主的家庭,父亲对我们从事的任何职业都充分尊重。而且,父亲在实际生活中能力很差,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具有指导性的切实可行的意见。我们兄妹三人的文字表达能力都还算通达,应该和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不过我们三人从事的职业倒和文学没有直接的联系,大哥在经济日报工作,姐姐现在在人民大学从事教务工作,我的职业是新华社图片编辑,去年刚退休。

  作家汪曾祺

  记者: 《受戒》、《大淖记事》,这两部小说曾深深影响着一代人,清新的文风开创着一个时代的先河,作品字里行间也展现着高邮的农村风光,在您的理解中,家乡对父亲整个创作生涯的影响有多深?

  汪朝:我父亲19岁离开家乡,再回乡已是61岁的老人了。在生活中,他很少谈到高邮。只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父亲的记忆力惊人,小说中的一些精微细腻的描写,非常生动准确。40多年后写出来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差分毫。而且汪曾祺不善于虚构,他的人物、事件都是有原型的。这让一些家乡人也觉得不可理解,所以有人问,他是不是老带着个小本本,把什么都记下来。其实父亲是个很马虎的人,很少记笔记。父亲的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写家乡的。最精彩的,多在这一部分。有一些题材,他年轻时写过,到了老年,对人生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又重新再写。他对家乡充满了感情。可以说,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和了解高邮的,是汪曾祺。

  美食家汪曾祺

  记者:汪老爱做菜,这是大家所知道的,父亲给孩子们做的菜,现在想起来是个什么味道呢?

  汪朝:有十几年没有吃过父亲做的菜了。他的美食家的声誉,是从他谈吃的文章中得来的。不过我们回到高邮才发现,高邮菜真好吃,高邮人真是讲究吃,食不厌精。父亲做的那些菜,拿到高邮来可坐不到头几把交椅。父亲从家乡得到了特别发达的味蕾,爱吃,会吃,各地的风味特色他都要尝试一下。其实他更感兴趣的,是美食后面的风俗习惯、地理人文等文化现象,这和他的文学追求有间接的关系。我母亲一辈子都不怎么会做饭。父亲做菜是责任,也是乐趣。我们喜欢吃什么,他都知道,看着我们吃他做的菜,他常常会露出一种满足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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