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汪曾祺作为中国当代名家，以其颇具特色的小说和散文独立文坛，有如一抹淡远的风景飘然独立，淡然的风姿洋溢在其作品人物命运和风物描写中，他的作品如其人温和、淡静，读他的作品浮躁的心灵在他如水般的平淡中享受一份难得的静谧。
一、 平淡之美源于题材的选择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的加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作品似乎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当别人仍沉溺于 “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审美情趣时，他却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发出呼唤，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色。从文人雅士到贩夫走卒，从殷实富户到升斗小民，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古朴、善良的自食其力的小人物。汪曾祺作品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他在《泰山片石》中说： “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写高达穷奇之山，殆矣。”①
他的作品没有惊天动地的重大题材，没有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更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受戒》里的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纯美朦胧的爱情;《大淖记事》里的小锡匠和巧云的生死恋，《异秉》中王二和他平静如水的卖卤味的生活，《鉴赏家》中卖果子的叶三和画的故事，《徙》里的高北溟，《看水》中的小吕等等，这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未必能使读者泪如泉涌，纯洁的爱情和平淡如水的生活也未必能让读者的心加速跳动，而是让读者的心在淡静平和自然的叙述中去体会那种难以言传的平淡之美。《大淖记事》中接近末尾的那几句的对话，看似风轻云淡，给人的感受却是一种本真之美。巧云问他：“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你要我说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么?”“我值。”“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好，亲你!”多么直白平淡的对话，但纯美之感留于唇边，回味无穷。
作品的平淡之美之所以能打动人，还在于作品在题材上注重真实的描画，正是有了对真人真事环境深入的了解体会，才会使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汪曾祺在谈到《〈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时，又一次回忆了儿时的大淖、小锡匠及美丽的“巧云”，给自己留下很深的印象，并“使我向往”。“虽然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如果没有早年“向往的真实”，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大淖记事》。②我们常说“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因为“真”，艺术才会呈现生活、生命、世界的原始的、单纯的美。小说《天鹅之死》落款是：“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泪不能禁。”作者这分真情也是融于小说文本中的，因其“真情真意”，小说文本才流于自然，不尚虚饰，不事雕造，呈现出清真的艺术境界。应该说“真”是汪曾祺小说平淡自然之美的第一个层次，倘没有小说文本的“真”，生命的原生态则被灌注人工巧智而失天然本色。
纵观他的作品忠实于、顺服于命运，关心在命运中辗转挣扎的平凡人物的内心，和这些平凡人物一起“思想”，一起体验属于自己的生活。读汪曾祺的小说，看不到居高临下的启蒙者对黥首下愚的面命耳提或施舍怜悯，也看不到逆子谪臣的忧天悲悯与顾影自怜，只看到无数小人物和汪曾祺一起呼吸，一起说话，一起或悲或喜。写作品就是将日常生活中平淡的事写出韵味，写出情致，因而成就了他独特的叙事风格。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说我淡化，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但是‘你不能改变我’，我就是这样，谁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③
二、平淡之美在于意境的构置
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能够让人体会到一种静的美。他的小说和散文淡雅，极少有个人的痕迹，如同一股清泉，除尽了所有的混浊和杂质，显示出一种恬静与平淡。在小说中，这种平淡表现得不是寡味与无题，而是蕴藏深厚的感觉。耐人寻味，让人不自主地想到小桥流水，清泉石壁。这种平淡给人以无尽的美感，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如《受戒》结尾两段：“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中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写出了特有的纯洁、烂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大淖记事》则写十一子和巧云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恋，美如秋月，韧如蒲苇，透明似水晶。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凄凉，没有忧郁，没有深沉的影子。更没有大喜大悲这样浓烈的感情。这与他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在他的散文《我的创作生涯》中，有这样的解释，“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④另外，作品中的平淡之美与沈从文先生的创作风格有密切的关系。平淡才可以表现生活。汪老描写的是苏北的高邮世界，在湘西之外的又一个世外桃源。明海本来是不能恋爱的，但在《受戒》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又划了一气，看见一片芦花荡子了。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扒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要不要?”明子的眼睛鼓得大大的。虽然仅有几句简单的话，却表现了心中的那份激情。语言简单，朴素，而且开门见山。用平实的语言刻画了村姑与小伙子的对话，温馨、恬淡，充满了田园牧歌的抒情色彩。汪曾祺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往往营造出一种平和柔静、静康乐观的氛围。作品中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没有紧凑的情节，描画出了一个慢节奏的田园似的景象。笔下的人物，没有慷慨激昂，没有情感暴发时的宣泄，总是那样的温和恬淡，让人感到平平淡淡的真切。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师承的原因使他的小说在语言上显出奇特的情味，呈现出平淡的味道，于平淡中显示出珍奇，给人美的感受。
汪曾祺的作品还善于写些民俗，信手拈来，娓娓而谈。更为作品的意境增添了平淡之美，《岁寒三友》中就有这样一段：“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买小吃的都来了。买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卖紫皮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都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眯着;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知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时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在欢快之余感受到他善良的品格。让这种平淡达到了题材、语言形式和情境共融的佳境。
三、平淡之美显于语言的锤炼
文学创作要求作家必须有语言意识，语言是构成作家创作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汪曾祺来说，他对语言的运用就是存在于他的生命和血液之中的，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是将语言放在首位的，他表示：“语言就是内容。”⑤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平淡之美与他的作品的思想及题材有连带关系，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汪曾祺找到一种与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与感情内容”相符的“表达形式”，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汪曾祺在小说中想表现出一种中国传统式的趣味、和谐。这趣味、和谐是通过对风俗以及体现在其中的健康人性、和谐人性的描述与讴歌完成的。具体落实到语言上，就要求小说中的语言要朴实、流畅、清晰，充满情致与韵律。一言蔽之，就是要让读者读着舒服!汪曾祺的语言言简意赅，如行云流水潇洒自如;注重炼字，雅致、平稳、精准;时而掺杂着四字句等古文句式。
我们先看一段风景描写，《大淖记事》中的一段：春初水暖，沙洲上窗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婆篇，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获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桔黄了，就被人刻去，加到自己的及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 文字质朴明净，青红白绿，酸甜鲜香，写的是植物，说的是四季，但文字背后是动人的情趣。著名作家王安忆说他的作品语言“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合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贾平凹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他的语言朴实自然,雅致含蓄,耐人品味。他的散文《葡萄月令》就体现了这一特征。《葡萄月令》这篇文章初看像是一篇介绍葡萄生长过程的说明文,细品则发现它的语言可不同一般。全文语言富含诗意,不斧凿,不堆砌,力求准确、简洁,崇尚朴实、自然,显得疏淡、雅致而含蓄。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多用短句,朗朗上口。通过阅读,我们发现本文的语句不是那种臃肿的长句,而是多用短小精练的短句。如:“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紧，用细铁丝缚住。”这些短句不仅有效地保持了语气的停顿,读来朗朗上口,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节奏。文中有的句子更有短得夸张的:“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 分别堆放在旁边。”这里模拟着一种口语化的现场感,读来给人一种凝练而又轻盈跳跃的感觉,让人回味无穷 “?汪曾祺擅长用短小精简的语句来结构文本，很少用长句;他的语言很少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一切都是不加修饰的;他小说的语言没有华丽的词藻，全是一些平实的词汇;另外，他还注重在文本叙述中汲取民间语言的精华，让文本的叙述语言更具特色。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很多小说都以类似这样简短句子作为开头： 一枝素烛，半罐野蜂蜜。(《复仇》)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受戒》) 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异秉》) 这个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大淖记事》)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鸡毛》)我在七里茶坊住过几天。(《七里茶坊》)傅玉涛是“写字”的。(《子孙万代》)
这样的例子，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是举不胜举的。这种简洁平淡的开头，一方面为接下来的文本语言奠定了一个叙述的基调，还有就是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干净、简约、恬淡的语言风格。所以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文本语言的叙述从文本开头起就像一条流淌在草原上的河流，不紧不慢的淌着，读起来舒畅、自然。
在汪曾祺的语言中，并不是所有的语言叙述都这样，在文本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语言，如：“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受戒》)显然，这是一句反语。
“八千钱是八千个制钱，即八百枚当十的铜元。当地以一百元为一吊，八千钱也就是八吊钱。按当时的银钱市价，三吊钱兑换一块铜元，八吊钱还不够两块七角钱怎么能起了家呢?为什么整整是八千钱，不是七千九，不是八千一呢?(《八千岁》)这是专门写的拗口的句子。”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除了这些当然还有其他的句式，这就是他在平淡中造就的奇崛。这些语言在文本平淡的语言中并不显得鹤立鸡群，反而为文本的总体造就了一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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