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王阁序》的赏析及“四杰”的崛起

2022-06-23 滕王阁序

  王阁为唐永四年(653)高祖子王李元婴为洪州都督时所建,以封号为名,故址在今江西南昌市赣江滨。上元二年(675)九月,王勃往南海省亲,途中路经洪州,逢都督阎公在王阁大宴宾客,遂在宴会上挥毫写成此《秋日登洪府王阁饯别序》(简称《王阁序》)。

  这篇临别赠言虽为即兴之作,但堪称古代文中的精品。在严格的体形式束缚下,作者充分发挥文特有表现手段,融对偶、声韵、事典、辞藻于一炉,又运散文之气于偶之中,严整中呈行云流水之势。

  全文层层扣题,文思缜密,运思谋篇,无不统于题目之下。第一段历叙洪州地势之雄伟、物产之珍异、人才之杰出、宾主之尊贵,扣题中“洪府’’二字。第二段由趋名楼,登高阁,写到近览楼阁之状丽,远山川之胜景,展示出一幅流光溢彩的王阁秋景图,扣题中“秋日”、“登王阁”六字。

  第三段正面写王阁宴会,由参与宴会的逸兴,引出人生遇合的感慨,扣题中“饯”字。

  第四段自叙遭际,说明有幸躬逢盛会,自当应命作序,扣题中“别”字,复出“饯”字。

  统观全文,由地及人,由人及景,由景及情,步步递进,紧扣题意。文因饯别而作,但对于宴会之盛仅略叙数笔带过,而倾全力写登阁所见之景,因景而生之情,这就脱去了一般饯别文章颂扬、应酬的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作者善用灵活多变的笔法描写山容水态,表现楼台壮观,从而把读者带入身临其境的审美境地。

  其一,色彩变化之美。“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这两句不囿于静止的画面色彩,而着力表现水光山色的色彩变幻:寒潭之水因积水退尽而一片清明;傍晚的山峦因暮霭笼罩而呈警色。上句设色淡雅,下句设色浓重,在色彩的浓淡对比中,突出秋日景物的特征,被前人誉为“写尽九月之景”。

  其二,远近错落之美。作者笔下,诸般景物纷至沓来,依次展现,既各尽其美,又有层次的远近变化。 “鹤汀凫渚”四句写王阁周围景物,是近景;“山原旷其盈视”二句写山峦、平原的广阔和川流、湖泽的迂回,是中景;“云销雨霁”以下则是水天浩的远景。

  笔墨由近及远地铺展开去,把远近景物编织在一起,组成一幅富有层次感和纵深感的全景图。

  其三,上下浑成之美。“层台耸翠,上出重;飞阁翔丹,下临无地”,这四句由两组镜头剪辑而成:上有层台碧瓦攒刺云,下有飞架的阁道丹彩欲流,借视角的俯仰变化,使上下相映成趣,突出了危楼高耸的壮观。“落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_天一色”更是写景名句,青天碧水,天水相接,上下浑然一色;彩自上而下,孤鹜自下而上,相映增辉,构成一幅色彩明丽而又上下浑成的绝妙好图。

  其四,虚实相映之美。作者登高临远,不仅骋目八方,而且思接千里。文中既实写目见之景,又发挥想像,构想出目力难及之景。“渔舟唱晚’’四句,即凭借听觉联想,用虚写手法传达远在“彭之滨”、“衡阳之浦”的渔歌和雁声。如此虚实相间地模山范水,既使读者对景物有具体的感受,又引导读者开拓视野,展天联想,登山临水,视通万里。

  在着意铺叙景色之美后,作者以腾挪跌的笔势,述志言情,由逸游的豪兴,陡引出宇文新州及自己途路坎坷的感慨,表白了报国无门却壮志不坠的执著态度。 “望长安于日下”四句,明写南、北,暗藏东(云间)、西(昆仑),抒写远离京城、失意流落之情,接着从关山难越,念及英雄失路, 连用屈原、贾谊、冯唐、李广四人的典故,借历代怀才不遇的人物,表达有志难伸的悲慨,同时也流露出“时运不齐,命运多舛”的消极情绪。至“所赖”一提,振起全篇。“老当益壮”几句,勉励宇文新州莫因年华易逝和处境困顿而自暴自弃,片言居要,为全篇警策。接着再用《庄子-逍遥游》典,以大鹏作比,表明扶摇直上九的凌云之志;用《汉书-冯异传》“失之东隅,收之桑”的成句,表示早年虽然失意,但拯时济世的信心并未泯灭。同时又反用“贪泉”、“涸辙”、阮籍之典,说明处困顿而清操不移,逆境中壮志弥坚。作者正是自如地驱遣历史典故,以跌之笔述志言情,事典多但贴切达意,气势充畅而语约意丰,展示了抑扬升沉的情感发展轨迹,披露了交织于内心的失望与希望、痛苦与追求、失意与奋进的复杂感情。

  唐初的体文还有齐、梁余风,“搞句绘章”,以形式上的华美掩盖内容上的空虚。王勃此又却用体表现了比较丰富的内容,流露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历史上的王阁虽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名字依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为祖国的江山增辉,这不能不归功于王勃的这篇千古传诵的名篇。

  初唐四杰的崛起

  当宫廷文士仍把诗歌当作点缀升平的风雅玩物时,诗坛上逐渐崛起了一批锐意变革的新进诗人。他们志同道合,互通声气,使诗歌重新担负起歌唱人生的使命,而展现出新的时代风貌,唐诗由此获得了真正的转机。他们就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卢照邻(约630--680后,有《幽忧子集》)、骆宾王(约638一? 有《骆宾王文集》)、王勃(649--675,有《王子安集》)、杨炯(650—693后,有《盈川集》)。

  “四杰”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以年辈言,卢、骆大约比王、杨年长二十岁左右。在他们之前,诗坛上也曾出现过不与宫廷诗风合流的人物,如太宗贞观年间的王绩就是一例。

  他有感于隋唐丧乱之际变故迭生,无意于仕途争逐,遂在隐逸生活中追求桃花源式出世理想的满足。他的一些吟咏村居生活的诗篇,语言质朴,不事雕琢,显示出与宫廷诗迥然不同的特色。如《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以即日触兴的写实手法,描绘田园生活的恬静,透露出对乱世的隐忧。但王绩的诗在当时只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且其风格主要踵武陶渊明,缺乏“四杰”那种开拓一代新风的内在力量。

  初唐四杰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骆宾王生七岁即能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十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十六岁时,被太常伯刘祥道称为神童而表荐于上,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卢照邻二十岁即为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张《朝野佥载》)。但是在仕途上,他们又都是坎坷不遇的。

  四人中,仅杨炯官至县令。年少志大,才高位卑,这种人生经历与我们在《说》中已有说明的时代特点相结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

  初登诗坛,他们就表现出古今的锐气和勇气。卢照邻说:“圣人方士之行,亦各异时而并宜;讴歌玉帛之书,何必同条而共贯?”(《南阳公集序》)“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此乎!”(《乐府杂诗序》)王勃说:“孔夫子何须频删其诗书,焉知来者不如今;郑康成何须浪注其经史,岂觉今之不如古。”(《感兴奉送王少府序》)这种强烈的自信心,当然得之于时代的激发。他们看到“虞、李、岑、许之,以文章进;王、魏、来、之辈,以才术显;成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 (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激起了他们敢作敢为的热情。

  “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 (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 “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 (卢照邻《行路难》),这些出自他们笔下的诗句,表现了社会中下层人物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期待。他们正是由此展开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四杰”不仅以诗文兼长齐名海内,而且相互呼应,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改革文学风气,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王勃《山亭思友人序》)自命。他们的攻击矛头,集中指向当代的宫廷文学。从杨炯的《王勃集序》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态度:“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蔽,用光志业。”所谓龙朔初载的“文场交体”,是指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又称“上官体”),其特点是“绮错婉媚”(《旧唐书》本传),致力密宋散文选读教师教学用书

  于修辞性装饰性的美,而缺乏诗歌所应有的激qing和生气。这其实也是宫廷诗歌的通病。

  “四杰”一方面汲取前人之长,一方面对诗坛陈旧保守的遗风陋习发起挑战,在这过程中,以刚健壮大的审美主求,开始改变唐诗的面貌。

  初唐四杰拓新了诗歌的主题和题材,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

  他们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的贵族社会,否定了贵族社会秩序的永恒价值。 (略)

  他们以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为诗歌注入了高情壮思和倜傥意气。(略)

  他们拓宽了诗歌的视野,使之从官苑台阁走向江山和塞漠,从而便于容纳丰富得多的感情内容。(略)

  在前人偏于游戏性和应酬性的题材中,他们也注入人生热情,表现出自我的个性。(略)

  “四杰”则往往托物寄慨,使之带上了诗人鲜明的个性投影。(略)又如赠别之诗,“四杰”也力去应酬文字的陈套,而每每和游宦不成的悲凉之情、客子深沉的乡思结合起来。王勃这一类作品最多,其中《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尤为炙人口: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歧路分手,他乡送别,本来令人感伤,诗中却以豁达爽朗的感情出之,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曹植的诗句: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胡应《诗》评此诗日“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这里所说的“兴象”知“气骨”,正是 “四杰”对唐诗最重要的贡献所在。

  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上的力求振拔,不仅表现为内容的拓展和充实,而且也表现为形式的创新和完善。他们要以新的章法和节奏,来表现新的情绪,在诗歌语言上也作出了向生活靠近的努力。大体而言,卢、骆喜作五、七言长篇,其功尤在七言歌行一体;王、杨则以五言律、绝取胜。

  七言歌行本是梁、陈以来七古和赋交互影响、渗透的产物,由于它吸取了六朝乐府中的蝉联句式,和近体的对偶与声律,逐渐形成了工丽整炼而又婉转流走的风格特色。卢、骆创造性地发挥了这种诗体之所长,大大加强了它的抒情性,丰富了它的表现力,使之成为“极能发人才思”(《诗》语)的新体制。例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章法上是以体物铺张始,而以抒情议论作结;在句法上是以为主,以散行;在用韵上多四句一转,且平仄相间,丝毫不爽,形成一种紧锣密鼓式跳荡起伏的明快节奏,凡转韵处又多用蝉联法接字而下;在用语上则不仅运用大量的叠字、叠词,而且往往用俗语虚词加强语调,以传神情。骆宾王的歌行还参以汉代大赋的笔法,因而无论是规模还是容量都呈现出耸入耳目的壮观。他的《帝京篇》和《畴昔篇》长达二百多旬,前者类京都大赋之制,后者类赋中纪行、述志的综合。但以赋入诗不只是为了张大气势,其中自有激荡的情思和磊落的风神在。

  如《畴昔篇》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诗人富于戏剧性的坎遭遇和豪侠凤,在回顾少年意气、诗苑盛会、吴楚风物的同时,又时时穿插以节序之悲、失路之叹和衔冤之恨。这首诗可说是李白《忆旧游寄郡元参军》、《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梁园吟》一类作品的张本。经卢、骆之手,七言歌行“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官商;开合转换,成中肯”、 (《诗》),成为以后李。白、李顾、高适、岑参一路诗人所喜用的形式,其开拓之功是不容轻忽的。

  王勃、杨炯今存的诗以五言律、绝为主,仅王勃有一首七律。这和同时代的文章四友略同,而与稍后的沈、宋相异,这证明七律较五律成熟要晚。值得注意的是,王、杨较之卢、骆,诗歌语言更趋明净凝练,由工密趋于流,六朝以来绮藻的流调已得到进一步的洗削。尤其是王勃的五绝,情景交融、含思蕴藉,用语不口出而情韵丰厚,推进了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如《始平晚息》:“观阙长安近,江山蜀路赊。客行朝复夕,无处是乡家。”《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在短小的篇制中做到了神固气完,说明唐诗的语言已经走向成熟。

  初唐四杰以他们重刚健、重气质的创作实践,在诗坛上起到了解放诗歌的作用。“长风一振,众萌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后进之士,然景慕,久倦樊笼,成思自释。”(杨炯《王勃集序》)他们构成了唐诗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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