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清乾隆年间无锡人孙洙(别号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是一本优秀的诗歌选本，是迄今为止公认的选诗最精、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唐诗选本。编选者的初衷，“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远胜《千家诗》，显然是充分兑现了的。这一选本问世后，陈婉俊、章燮等人精审简明的注释，更使它如虎添翼，风行天下，经久不衰。
孙洙的《唐诗三百首》共选入唐朝77位诗人的311首作品。根据孙洙的《自序》，他之所以不多不少，只选了300多首唐诗，跟一句民间谚语有关。谚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清康熙年间，由曹寅、彭定求、沈立曾、杨中讷等奉命编撰的《全唐诗》，共收录唐代2529位诗人的诗作42863首。《全唐诗》问世后，先后有日本学者上毛河世宁(市河宽斋，约当我国乾隆时期)、中国当代学者王重民、孙望、童养年、陈尚君等，根据历史文献，缉补了许多被《全唐诗》遗漏的作品。如今已知的存世唐诗，涉及作者3700多位，作品达55000多首。这还不包括陈尚君近年缉补的一些作品和1992年夏天长沙出土的唐窑瓷器上的几百首唐诗，据悉，其中不少是“《全唐诗》中没有收进去的”。
要在数千位诗人、数万首作品中选出70余位诗人、300余首作品，无异于大海寻针、披沙拣金，谈何容易;加上文艺的优劣评判，又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准，见仁见智，众口难调。孙洙的《唐诗三百首》所达到的水平，所取得的成绩，怎么称赞都不会过分。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种公认的优秀选本，也不免有遗珠之憾。
《全唐诗》的一种版本，清光绪十一年(1885)四藤唫社本，刻印者不满于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孙洙只收录其中两首，“不免絓漏”，于是将其余三首也一并收录。
根据当今文学史家的一般看法，以及我们对唐代诗人诗作的了解和认识，不难发现，还有若干诗人诗作，是该收而没有收的。笔者一时想到的，就有如下几位诗人及其作品：李贺、寒山、王梵志。
李贺，在如今多数文学史著作中，差不多已经跻身“准二流”行列，虽然还难望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项背，或许逊色于孟浩然、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杜牧等，但完全可以跟李益、张籍、元稹、贾岛、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等相比肩，至于《唐诗三百首》里都有作品收入的王建、张祜、钱珝、崔涂等，比起李贺来，似乎有所不及。
从诗歌内容、风格上说，在唐代如林的诗人、佳作中，李贺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李贺虽然不到三十岁便英年早逝，但他诡谲的想象力和呕心沥血的创作态度，使得他在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诗坛名流辉映争鸣的时代，也能别开生面，自成风格，没有被淹没掉。
从作品及传播上看，李贺的《李凭箜篌引》、《金铜仙人辞汉歌》对于少年儿童而言，不免晦涩难懂，但《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还是不妨一读的。论拓展少年儿童的文学想象力，提高其词语色彩的`组织运用能力，李贺的诗作，恐非一般唐代诗人所能同日而语。
寒山、王梵志，都是侍僧。他们的诗歌，内容多介于世俗与佛教之间，具有浓厚的民歌风味。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新发现的诗人。五四时期，因为提倡白话文，胡适在其著作《白话文学史》中，将寒山、王梵志、王绩并列为唐代三位白话大诗人。从此，寒山、王梵志及其诗作进入大众视野，声名鹊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寒山诗歌，远渡重洋传入美国。美国“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将寒山奉为偶像，他的诗歌一夜之间风靡欧洲。寒山的诗歌被翻译成英语和法语之后，读者众多。据说，一时之间，在欧洲，寒山赢得了比李白、杜甫还要高的声誉。
王梵志的诗歌，据佛理教义劝诫世人行善止恶，讽刺揶揄之际，往往带有生活哲理，幽默诙谐。文学史家强调其有助于后人了解初唐社会，有助于研究白话文学的演变发展，我却认为，王梵志更值得今天人注意的是他张扬个性的主张，“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一种很自在的生活态度和审美主张。即使是在今天，它也具有可贵的精神启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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