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轼的生平及文学成就

2018-04-15结婷 苏轼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一、生平与思想

  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祐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祐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任满,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祐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祐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济时治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他对待人生又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宝绘堂记》)。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抵牾。再加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更受摧折于绍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升沉。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二、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元老侄孙》),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以期“充满勃郁而现于外”(《南行前集叙》)。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不能“屈折拳曲,以合规绳”(《送水丘秀才序》),更不应“使人同己”(《答张文潜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1、诗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苏轼在早年即感受到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发出过“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许州西湖》)的感慨。后来辗转播迁,目睹人民困苦,写了不少“悲歌为黎元”的诗篇。如在凤翔时写的《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描写朝廷摊派苛重徭役,给百姓造成的负担。通判杭州时的《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对百姓为糊口奔走贩盐而身陷囹圄,表示深切的同情。在黄州写的《五禽言》、《鱼蛮子》,借渡河农夫和渔民的一家,控诉了地租剥削的残酷性。这些诗篇都写得情真言挚、朴实无华,有的还以具体描述,留下了人民悲惨遭遇的真切剪影。苏轼的政治讽刺诗,如《李氏园》、《荔枝叹》,都能通过具体事件的描绘,揭露封建统治者为满足个人贪欲享受而不顾百姓死活的罪行。有些政治讽刺诗,其真诚同情人民的思想同不满新法的情绪错综交织,如《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其中虽然难免有夸大新法缺点之处,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写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开发煤矿、创造工具、利用水力,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

  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苏轼一生足迹所至,饱览奇景伟观,创作了大量写景诗。嘉祐中由三峡出川时,作有《江上看山》、《巫山》、《入峡》等诗,描写蜀中的奇绝风光,可说是青年诗人的才华初露。苏轼两度任职杭州,“天教看尽浙西山”(《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写下了《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使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在苏诗中留下了动人的形象。他在密州、彭城、胶东所写的《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晚年远放惠州、儋州,更以浓厚的兴致,再现了岭外风光。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如《新城道中》、《白塔铺歇马》、《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等诗,都写得生机盎然,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苏轼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如《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和陶归园田居》、《和陶赴假江陵夜行》等,更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

  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或表明超脱事物才能看清事物的全貌,或暗喻满意的成果有赖于主客观的统一,或指明大自然的变化并非由于神灵的主宰。这类诗都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在唐诗中比较少见,可以说是苏轼的独创。苏轼性格开朗,他描摹大自然的笔墨,常常满含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如《东坡》、《慈湖夹阻风》,暗示人们不要贪恋捷径坦途,人生难免碰上逆风。《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融情入景,借景写情,显现作者履险如夷、破忧为喜的开阔襟怀,表明诗人在逆境中依然对生活充满乐观和自信。

  此外,苏轼对绘画书法均有很高的造诣,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这类诗歌品题了别人作品的成就和特色,寄寓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见解,在苏诗中也是颇有特色的。

  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如《郭祥正家醉画竹石》:“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借助想象把创作冲动形象化;《登州海市》:“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面对碧海想象到群仙的出没,都是驰骋幻想的名篇。苏轼善于以新颖的比喻刻画事物,如以“西子”比西湖,以“紫金蛇”比闪电,以“赴壑蛇”比年光易尽,以“飞鸿踏雪泥”比人的行踪无定,以“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等一系列形象比徐州百步洪的急湍,都是有名的例子。

  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如《王维吴道子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戏子由》、《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等诗,或论画,或议政,或写怀,文思如潮翻泉涌,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议论化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

  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浩大,变化不测”(《诗人玉屑》卷十七引《吕氏童蒙训》),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如《送李公恕赴阙》、《法惠寺横翠阁》、《送沈逵赴广南》、《雪浪石》等,都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如《寒食雨》、《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等,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如《和子由渑池怀旧》、《初到黄州》、《汲江煎茶》等,都是气韵天成的佳篇。其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2、词: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苏轼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前人有“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之评(《艺概》)。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如〔沁园春〕“孤馆灯青”写青年时代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写贬谪后孤高自赏,不肯随人俯仰的情绪;〔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这些词作都是很有个性特色的。苏轼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为读者提供了一组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农村风俗画。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

  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满庭芳〕);“三十三年,今谁存者”,格力挺拔,语句遒劲。元朝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前人批评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其实苏轼把写诗的笔力句法等带进词作,正可以扩大词体的表现力。

  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作者幻想乘风登月,又不甘心天阙的清寂;〔念奴娇〕“凭高眺远”,写诗人“翻然归去”,飞上“玉宇琼楼”的“水晶宫”;〔满庭芳〕“归去来兮”,融合天孙织锦、王质遇仙的神话,虚构了自己银河滩头巧遇织女的故事,反映了作者处境坎坷、欲远离政治风波的念头。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左庵词话》说:“此老不特兴会高骞,直觉有仙气缥缈于毫端。”正是指这类作品而言。

  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前人多指责苏词“不谐音律”,“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墨客挥犀》),然而当时歌手唱〔水调歌头〕中秋词,宋代词评家赞赏〔水龙吟〕咏杨花“声韵谐婉”(《曲洧旧闻》)、“全章妥溜”(《词源》),都说明东坡词并不忽视音律。不过,苏轼更重视词的文学生命,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

  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正如《皱水轩词筌》评《浣溪沙·春闺词》所说:“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

  3、文: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

  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透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内外矛盾,针砭时弊,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政见;《留侯论》一扫黄石公授书的神秘色彩,论证秦末隐士有意启迪张良促其执行正确的策略,见解新颖,不落窠臼。这些论文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

  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方山子传》、《书刘庭式事》,能借助于生活片断和有代表性的细节显示人物性格。《潮州韩文公庙碑》有叙有议,结合韩愈一生遭遇,评述了他对文学儒学的贡献,写得议论风生,气势充沛。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超然台记》、《韩魏公醉白堂记》,或表达关心稼穑、与民同乐的思想,或体现游于物外、无往不乐的襟怀,或赞扬严于律己、廉于取名的风节,都善于借事寓理寄情,且文意翻澜,发人深思。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写夜泊绝壁奇境,情调森冷,耸人毛发;前后《赤壁赋》,一写清风朗月的秋光,一写水落石出的冬景,描绘逼真,境界若画。这些游记也不单纯留连风月,而总是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

  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苏轼广于交游,笃于友谊,“简易旷达,表里洞然”,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答秦太虚书》、《答参寥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书蒲永升画后》等,都紧紧扣住文艺创作的特征,阐发了对文艺问题的真知灼见。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

  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宋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收有16则,明刊《东坡七集》收有13则,都是史论。其论封建,称“柳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论平王指出其“避寇而迁都”的失策,均很有见地,然其论商鞅等条,借评史攻击变法,则不免有所偏蔽。《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寥寥数十字,烘托出月夜的明净和心境的悠闲,《记游松风亭》通过随地歇脚的细节,写出无往而不适的放达襟怀。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东坡喜爱仇池,诗中多处提到,故以“仇池”名之。其所收条目,部分亦见于《东坡志林》。

  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灌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4、书画及学术著作: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他自称“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次韵子由论书》),在诗文题跋中,有不少谈书法的文字。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故有“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次韵子由题憩寂图后》)之句。苏轼画真迹,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及十帧,传世更少,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

  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东坡易传》是续苏洵未成之作。苏轼论《易》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四库全书总目》)。《东坡书传》对前人之说有纠误,也有立新,被称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四库全书总目》),颇受朱熹称赞。

  5、作品版本及注本:

  苏轼诗文集合刻本有明成化程宗《东坡七集》本。此七集为:《东坡集》、《东坡后集》、《东坡续集》、《奏议集》、《内制集》、《外制集》、《应诏集》;包括附录的《年谱》,共112卷。有清末端方校印本、《四部备要》铅印本。

  苏轼晚年就有人为他的诗作注。自宋至清,诗注本很多。在宋代,有分类注本,即题为王十朋所编的《集注分类东坡诗》(亦称百家注)25卷。有黄善夫刊本、《四部丛刊》影元刊本。有编年注本,即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42卷。有宋嘉泰刊本、景定补刊本,均已残。清有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50卷,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50卷;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其诗注部分为46卷。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由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其卷一至卷四十六即以王文诰本为底本;其卷四十七至卷四十八、卷四十九至卷五十,分别为补编诗、他集互见诗,以冯应榴本为底本;共50卷,书末附有新发现的佚诗。

浅析苏轼的生平及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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