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诗词翻译赏析

2019-01-21 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作者为宋朝诗人苏轼。其古诗全文如下: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前言】

  苏轼、苏辙兄弟分别七年后相聚的时候,苏轼为了开解苏辙,作《水调歌头 安石在东海》,表达自己决不会热衷于仕途不知进退,展望的未来情景就是待二人退休后,过上悠闲隐居生活。

  【注释】

  去岁:去年。

  东武:西汉初年置县,始称东武,隋代改称诸城,宋、金、元属密州。明、清称诸城。建国后设诸城县,1987年撤县建市。

  子由:苏辙(1039-1112) 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水调歌头,词牌名,又名“元会曲”、“凯歌”、“台城游”等。上下阕,九十五字,平韵(宋代也有押仄韵的)。相传隋炀帝开汴河时曾制《水调歌》,唐人演为大曲。大曲有散序、中序、入破三部分,“歌头”当为中序的第一章。双调九十四字至九十七字,前后片各四平韵。宋人于前后片中的各两个六字句,多夹叶仄韵。也有平仄互叶几乎句句押韵的,共八体。

  安石:谢安(320年-385年),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汉族,浙江绍兴人,祖籍陈郡阳夏(今中国河南省太康)。历任吴兴太守、侍中兼吏部尚书兼中护军、尚书仆射兼领吏部加后将军、扬州刺史兼中书监兼录尚书事、都督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兼假节、太保兼都督十五州军事兼卫将军等职,死后追封太傅兼庐陵郡公。世称谢太傅、谢安石、谢相、谢公。

  丝竹:弦乐器与竹管乐器之总称。亦泛指音乐。《礼记·乐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

  功成名遂:功绩建立了,名声也有了。 出处 《墨子·修身》:“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

  西州:唐在今新疆境内所置三州之一。贞观始置﹐天宝﹑至德时改名交河郡。领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五县﹐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故城﹐即哈拉和卓古城)。宝应元年(762)後改高昌为前庭。

  轩冕:借指官位爵禄。《庄子·缮性》:“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

  沧洲:滨水的地方。古时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 三国 魏 阮籍 《为郑冲劝晋王笺》:“然后临沧洲而谢 支伯 ,登 箕山 以揖 许由 。”

  【翻译】

  当年谢安隐居在东海,出仕做官鬓发已霜秋,中年难与亲友别,唯有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就,准备返归东海,谁料抱病入西州。做官困扰了隐居的雅志,遗恨寄托于田园山丘。

  既已年高衰朽,便当及早划筹,要做百姓穿粗裘。返回故乡遵迢千里,选取佳地长住久留。酒醉放歌君相和,醉倒在地君扶我,只有醉时忘忧愁。任凭刘备笑我无大志,我却甘愿身居平地,仰看他高卧百尺楼。

  【赏析】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八月,“相从彭门百余日”的苏辙打算离开徐州,赴南都(今河南商丘)留守签判任,临行前作《水调歌头》词告别。苏轼“以其语过悲”,便写下了这首和作,对其弟加以宽慰。

  上阕咏史,写东晋谢安的经历,意在“以不早退为戒”。发端明点“安石”,领起上半阕。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而结果却是“扶病人西州”,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词中的“困轩冕”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

  下阕述怀,设想早日“退而相从之乐”。换头“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岁暮”当指年华老大,“早计”是对“遗恨”而言,其内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辞官归隐,过平民生活。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相从之乐”的夙愿。“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极写想象中“退而相从之乐”的情态,简直是对二人的“合影”。篇末“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

  同《南乡子》(东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携如昨)、《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等词作一样,这首词着重表现了苏轼前期思想的另一面,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嘉祐五年(1060)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即有“夜雨对床”,“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头约定,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不过,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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