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正是三年自然灾害让人饥不裹腹的年月。那时候，我刚上小学，正是男孩子能吃的年纪，偏偏赶上了吃不饱肚子的日子。夏天还好说，人们挖点野菜，撸点榆树叶椴树叶的，掺到玉米面里，勉强能对付个七八分饱。可是到了冬天，就只能啃那点供应粮了。
也真赶巧，正赶上爷爷从河北背着一盘手拐石磨到我们家来度饥荒，使本来就不宽裕的口粮，越发的捉襟见肘了。母亲每顿只给爷爷和爸爸一人一个大点的贴饼子，我和哥哥妹妹一人一个小得多的贴饼子，母亲有时候只喝点玉米面糊糊。爷爷在我们家住了两个月，我们家仅有的一点存粮，每天省着吃，也吃出来了。爷爷看我们每天只能吃个半饱，只好又回河北了。
那两年的冬天，真是太冷了，再加上肚子里没粮食，人就更不抗冻了。早上吃完饭，走到学校肚子就空了。中午放学后，往家里走的时候，就觉得腿直发软，勉强走到家，家里却锁着门。我站在大门洞里，像一只冻僵了的小狗似的。这时候，正赶上我们居民小组组长，赵姨从门口路过。她看我冻得脸都变色了，抱起我就回到她们家，把我放到炕上，拿出一条棉被，把我包起来，又吩咐她的大女儿，一个比我大四岁的女孩子。“焕颖，你出去端一盆雪来。”焕颖姐姐端回来一盆雪，那雪似乎在冒着凉气。我想说话，可我已经冻的嘴都不好使了。赵姨把我的手放在雪盆里，使劲的搓起来，搓完左手搓右手，半个小时后，我的手变得热乎起来，好像泡在温水里似的。赵姨又扒掉我的袜子，把我的两只脚如法炮制。终于，我彻底的暖和过来了。看我的脸上有了血色，赵姨给我拿来一张白面饼，那个年代，谁舍得吃全白面的食物啊。可我那时候不懂事，接过白面饼，贪馋的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焕颖姐姐在旁边既眼馋又妒忌的冲我翻白眼。
当我把这件事说给母亲听后，母亲把我紧紧的搂在怀里说：“是你赵姨救了你，要不然，你的手脚就都残废了啊！”母亲为这事，特意去食品商店买了那时候谁也舍不得买的光头饼，带着我去赵姨家，要让我给赵姨磕头，认干妈。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想起赵姨温暖的双手的同时，想起赵姨家香甜的白面饼。可是赵姨拦住了母亲。赵姨说：“干脆，咱们姐俩认个干姊妹吧。”于是，母亲同赵姨成了姐俩，赵姨大，母亲小，我和哥哥妹妹喊赵姨大姨，焕颖和焕甜，一个针扎火燎的和我同岁的小丫头，喊我母亲二姨。
大姨夫在井下掘进工作，工资要比我父亲的工资高出许多，因此，他们家的生活相对要好一些。每当要开学时，母亲都要到大姨家借个十元八元的，可以说常年如此，也可以说，大姨和母亲之间的情意，比亲姐妹还亲。
记得，大姨家在房山头接了一间房，是焕颖和焕甜的居室。每到冬天的星期天，或者放寒假，我跟一些邻居家的孩子，全都聚在这里，连疯带闹的，这屋里串到那屋里，大喊大叫的，尤其是焕甜针扎火燎的叫声，真的挺闹人的，可是大姨大姨夫从来没因为这事反感过。
大姨这个居民小组长，在那个年代，需要经常组织居民活动，后来又增加了学习上级精神的各种会。大姨总是很积极的去组织去发动。有时候组织家属到井口去送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饮料，都是从个人家里拿把暖壶，装上糖水，送到井口去。
大姨总是不厌其烦的在居民小组里忙碌着，从无怨言，而且，做起家属工作来，非常认真负责。
谁家老人去世了，她都要去前后张罗，那小小的个子，忙里忙外的，直到把亡灵送到坟茔地。谁家生孩子啦，她去给找接生员。那时候，生孩子都是接生员到家里接生，我的几个妹妹，都是我大姨带接生员来给接的生。
记得，那好像是我差点冻僵的第二年，不知道大姨从哪儿弄来的豆腐渣票，每个月都给我们家送两张来，两张豆腐渣票，就是四斤豆腐渣，，当时可真给我们家解决老大问题了。虽然豆腐渣吃多了爱闹肚子，可那时候吃起来可真香啊，到现在我也忘不了炒豆腐渣的那种香味。更有意思的是，大姨不知道从哪儿弄那么多土偏方，谁牙疼啦，谁发烧感冒啦，她都能给你出点不用花钱就能治好病的土偏方。别说，她那些土偏方还真管用。让人想不到的是，谁家月科孩子抽风，大姨去给刮刮痧，灌点朱砂，就奇迹般的好了。谁家孩子吓着了，大姨去给烧点纸或者烧张带邮票的信封，叨咕叨咕也能好。
说实在的，大姨这个居民小组长，在我们那二十几家居民中，可真是举足轻重的人，她用自己无私的爱，关心着居民小组中的每一个人，包括刚刚出生的婴儿。她用无私的爱化解夫妻之间的隔阂，化解邻里之间的矛盾。在那个饥荒和动乱的年代，这种亲情，始终让我们那个居民小组所有的居民，都团结和睦的像亲人一样。
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居民委员会还有，可是很多居民都不知道居委会主任是谁。居民小组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可是我仍然怀念已经逝去的居民小组长，我亲爱的大姨，怀念那个被她的爱温馨着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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