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底，四十五岁的陆游接到朝报，以左奉议郎为通判夔州军州事。由于陆游其时正在山阴养病，故而没有立即赴任。次年闰五月，他才启程前往夔州。此次入蜀之旅始于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十八日，终于是年十月二十七日。他在此次旅途中除了写作诗歌以外，还按日作记 ② ，成《入蜀记》六卷。对于这部游记性质的笔记，陆游本人是相当看重的，曾叮嘱其子将《入蜀记》编入文集:“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 ③ 果然，《入蜀记》不但成了陆游的散文创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部分，而且成了宋代笔记体散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后人非常重视陆游在巴蜀的生活经历对其诗歌成就的影响，却很少认识到巴蜀之游对陆游散文创作的巨大作用。陆游曾说:“古乐府有《东武吟》，鲍明远辈所作，皆名千载。盖其山川气俗，有以感发人意，故骚人墨客得以驰骋上下，与荆州、邯郸、巴东三峡之类，森然并传，至于今不泯也。” ④《入蜀记》就是在自浙东至于巴东的数千里“山川气俗”的感发下写成的一部杰作，它与作者安坐在故乡书斋里所写的散文作品有着不同的艺术风貌。
作为游记作品，《入蜀记》首先关注的是沿途所见的山川风物。陆游此行的路线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先沿着运河从山阴到临安，再经嘉兴、苏州、常州，到镇江后进入长江。第二段路程全是在长江中行进的，沿途经过的重要地点有建康府(今南京)、太平州(今当涂)、芜湖、池州(今贵池)、江州(今九江)、黄州、鄂州(今武汉)、岳州(今岳阳)、江陵府(今沙市)、夷陵(今宜昌)、秭归、夔州等。由于第一段路程中的地点都是陆游曾多次经过的，其山川风景是他非常熟悉的，所以不很能引起他的写作兴趣。《入蜀记》中仅用不足一卷的篇幅来写第一段路程，当因此故。第二段路程却在陆游面前展开了一幅全新的江山画卷，除了镇江一带的江山算是故地重游以外，其余的地点都是首次经历。而且自镇江开始溯江而上，两岸的奇丽风光接连不断且变化无穷，镇江的金山、焦山可算是渐入佳境的起点。《入蜀记》中泼墨如水地进行大笔濡染的写景即始于镇江，多半是出于这个原因。
与一般仅注重写景的游记散文不同，《入蜀记》对沿途山川的描写是多角度的，举凡地貌特征、地理沿革、郡国利病、名胜古迹、地方物产等各个方面，都被映入了作者的眼帘，而且娓娓道来，富于文学意味。试各举一例:
(十月)八日，五鼓尽，解船过下牢关。夹江千峰万嶂，有竞起者，有独拔者，有崩欲压者，有危欲坠者，有横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洼者，有罅者，奇怪不可尽状。初冬，草木皆青苍不凋。西望重山如阙，江出其间，则所谓下牢溪也。 (卷六)
七月一日，黎明，离瓜洲。便风挂帆，晚至真州，泊鉴远亭。州本唐扬州扬子县之白沙镇，杨溥有淮南，徐温自金陵来，觐溥于白沙，因改曰“迎銮镇”。或谓周世宗征淮南时诸将尝于此迎谒，非也。国朝乾德中升为建安军，祥符中……建军曰真州。 (卷二)
(七月)七日……同登石头，西望宣化渡及历阳诸山，真形胜之地。若异时定都建康，则石当头仍为关要。或以为今都城徙而南，石头虽守无益，盖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横贯城中。六朝立栅断航之类，缓急不可复施。然大江天险，都城临之，金汤之势，比六朝为胜，岂必依淮为固耶? (卷二) (八月)五日，郡集于庾楼。楼正对庐山之双剑峰，北临大江，气象雄丽，自京口以西，登览之地多矣，无出庾楼右者。楼不甚高，而觉江山烟云，皆在几席间，真绝景也。 (卷三)
(九月)十一日……又有水禽双浮江中，色白类鹅而大，楚人谓之天鹅。飞骞绝高，有弋得者，味甚美，或曰即鹄也。 (卷五)
第一则写船过下牢关后所见之景。下牢关位于夷陵之西，从此溯江西上，即是长江三峡的第一峡西陵峡。陆游从江汉平原行来，陡然看到那遮天蔽日的崇山峻岭，而长江即从山阙中奔泻而来，不免产生惊愕之感。此段文字虽然甚为简洁，但是在对千奇百怪的山峰形状之描写中透露出作者对自然伟力的赞叹膜拜之情，所谓“崩欲压者”、“危欲坠者”等等，都用拟人化的写法，正是对自然伟力的传神写照。在这种伟力面前，人的渺小无力是不言而喻的。故而这一则在字面上虽然仅有写景而无抒情，事实上作者的赞叹之情即渗透在写景之中，这正是古文高手的不凡表现。
第三则写作者在建康府登临石头城的情景，重点在于论述将建康作为抗金重镇乃至作为南宋首都的理由。在宋、金对峙的形势下，陆游一向反对建都于临安，而主张迁都建康乃至关中，因为那样退可以恃关山险阻以抵抗金兵，进可以号召中原，在时机适当时北上收复失土。隆兴元年(1163)，陆游曾上书朝廷，建议迁都建康:“某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而他都者。……何哉?天造地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也。” ⑤ 如今他来到建康其地，实地考察了建康的门户——石头城的形势，更加坚定了迁都建康的想法。他甚至想到了一旦战火燃烧到建康，宋军应如何防守的问题。这则文字既及地理，又是政论，言之有物，正气凛然，是掷地有声的好文章。
其它三则对所经地方的地理沿革、名胜古迹和特殊物产作了生动的描写，也都富于文学意味。
当然，就文学性而言，《入蜀记》最值得注重的.是它的写景。虽然作者并未着意把本书写成纯粹的山水游记，但是全书中优美的写景片断在在皆是，这些片断常常只是寥寥数语，却画龙点睛式地展现了长江沿岸的壮丽风光。例如:“(七月)十四日，晚晴。开南窗观溪山。溪中绝多鱼，时裂水面跃出，斜日映之，有如银刀。” (卷二) “(七月)十六日……城壕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昼，影入溪中，摇荡如玉塔。始知东坡‘玉塔卧微澜’之句为妙也。” (卷二) “(七月)二十二日，过大江，入丁家洲夹，复行大江。自离当涂，风日清美，波平如席。白云青嶂，远相映带。终日如行图画，殊忘道途之劳也。” (卷三) 至于那些篇幅较长的片断，则俨然就是一篇完整的游记佳作，例如:
八月一日，过烽火矶。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当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抛江过其下，嵌岩窦穴，怪奇万状。色泽莹润，亦与它石迥异。又有一石，不附山，杰然特起，高百余尺。丹藤翠蔓，罗络其上，如宝装屏风。是日风静，舟行颇迟。又深秋潦缩，故得尽见杜老所谓“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也。过澎浪矶、小孤山，二山东西相望。小孤属舒州宿松县，有戍兵。凡江中独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类，皆名天下。然峭拔秀丽，皆不可与小孤比。自数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云霄，已非它山可拟。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态万变，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极于荒残，若稍饰以楼观亭榭，与江山相发挥，自当高出金山之上矣。 (卷三)
这一则写从船上眺望江上孤峰的情景。在长江接近鄱阳湖口的江面上，有好几座孤岛，其中以小孤、大孤最为著名。此则写小孤及烽火矶、澎浪矶以及无名的一块独石。这些江上孤峰都是陡然耸起于江面上的，其共同特点是独立孤耸，但是陆游对它们的这个共性的描写却绝不雷同，烽火矶是“突兀”，无名独石是“杰然特起”，小孤山是“巉然孤起”，文字也与所写对象同样的变化多姿。此外，烽火矶的特点是石色晶莹并多洞穴，无名独石的特点是藤蔓萦络，而小孤山的特点则是高耸入云，真可谓千姿百态，争奇斗艳。如此简练的一段文字，却把几座山峰写得各具面目，各显精神，即使独立成篇，也是一篇精妙的山水游记。而这样的段落在《入蜀记》中至少有二三十段，可见陆游在写景方面的高超手段。可以说，即使《入蜀记》的文学成就仅仅体现于写景，它也足以与唐宋古文名家的同类作品媲美。然而事实上《入蜀记》的文学成就绝不仅止于写景，其中对历史的思考、对民生的描摹等部分同样具有深永的文学意味。
二
从运河到长江，陆游入蜀所经历的都是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的地方。多少英雄人物曾在那里叱咤风云，多少骚人墨客曾在那里挥毫泼墨。尽管风吹雨打，浪淘沙沉，但是历史文化的印痕早已与江山风月融为一体，使自然的美景蒙上了浓郁的人文色彩。陆游精于史学，对前代的史实了然于心。当他亲临曾经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点或目睹前代英杰的遗迹时，当然会情不自禁地发思古之幽情。他在路经武昌时作诗云:“西游处处堪流涕，抚枕悲歌兴未穷。” ⑥ 引发这种激情的当然不是江山风月而是历史遗迹，于是《入蜀记》中涉及历史的内容非常丰富，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入蜀记》中涉及历史而又富于文学意味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类:缅怀历史人物、评说历史事件、考证历史事实。现各举一例:
(八月)十九日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有屋三间。一龟头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堂中有苏公像，乌帽紫裘，横按筇杖，是为雪堂。堂东大柳，传以为公手植。正南有桥，榜曰“小桥”，以“莫忘小桥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无渠涧，遇雨则有涓流耳。旧止片石布其上，近辄增广为木桥，覆以一屋，颇败人意。东一井曰“暗井”，取苏公诗中“走报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齿，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与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亭名见苏公及张文潜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号南坡，今已残伐无几，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国寺，亦苏公所尝寓。兵火之余，无复遗迹。惟绕寺茂林啼鸟，似犹有当时气象也。 (卷三) (七月)十一日……采石一名牛渚，与和州对岸，江面比瓜洲为狭，故隋韩擒虎平陈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风辄浪作，不可行。刘宾客云:“芦苇晚风起，秋江鳞甲生。”王文公云:“一风微吹万舟阻。”皆谓此矶也。矶即南唐樊若冰献策作浮梁渡王师处。初，若冰不得志于李氏，诈祝发为僧，庐于采石。凿石为窍，及建石浮图。又月夜系绳于浮图，棹小舟急渡引绳至江北，以度江面。既习知不谬，即亡走京师上书。其后王师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隋炀帝征辽，盖尝用此策渡辽水……然隋终不能平高丽，国朝遂下南唐者，实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献南征之策……然若冰所凿石窍及石浮图皆不毁，王师卒用以系浮梁。则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 (卷二)
(八月)五日，郡集于庾楼。楼正对庐山之双剑峰，北临大江，气象雄丽。自京口以西，登览之地多矣，无出庾楼右者。楼不甚高，而觉江山烟云皆在几席间，真绝景也。庾亮尝为江、荆、豫州刺史，其实则治武昌。若武昌南楼名庾楼，犹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晋特柴桑县之湓口关耳，此楼附会甚明。然白乐天诗固已云“浔阳欲到思无穷，庾亮楼南湓口东”，则承误亦已久矣。张芸叟《南迁录》云:“庾亮镇浔阳，经始此楼。”其误尤甚。 (卷三)
对于苏轼，陆游一向怀有最高的敬意，这不仅仅是由于苏轼的杰出文学成就，也是由于苏轼崇高的人格精神。陆游曾称誉苏轼说:“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 ⑦ 他在入蜀途中对苏轼的流风遗韵极为留意，仅在《入蜀记》中提及苏轼的就有十二处之多，上引第一则就是其中之一。黄州是苏轼的贬谪之地，也是苏轼的文学事业首次大放异彩的地方，他的别号“东坡居士”就得名于黄州的一处地名。而今陆游亲临当年苏轼啸傲风月的地方，怎能不思潮澎湃呢?“东坡”、“雪堂”，自是当年苏轼的经行憩息之地。连“小桥”、“暗井”这种极为常见的地名，竟然也是得名于苏轼的名章迥句。陆游每到一处，即将所记诵的苏轼名句与眼前景象对照勘察，仿佛是随在苏轼的杖履之后一路经行，难怪他要感慨万千，流连忘返了。整段文字中充溢着对昔贤的景仰之情和对时代变迁的沧桑之感，读来娓娓动人。
第二则是对南唐史事的感叹、议论。陆游是南唐史专家，对南唐一朝的史事了然于心。当他来到采石矶，目睹了当年樊若冰暗测江面留下的遗迹，不免要对这件与南唐亡国直接有关的事件评论一番。陆游是宋臣，对本朝平定南唐当然是拥护的。然而他对樊若冰因个人不得意遂卖国投敌的行为却不以为然，故再三强调宋朝灭南唐事出天意，不是樊若冰个人的举动所能决定的。不但如此，他还在此节之末引北宋张耒《平江南议》的意见，认为宋朝对樊若冰应该“正其叛主之罪而诛之”，并评论说:“文潜此说，实天下之正论也。”南宋虽是南唐的敌国北宋之沿续，但在面临来自北方强敌的威胁而将长江视作边防要地的形势上却与南唐非常相像。在陆游所处的年代里，尤其需要号召国人忠君爱国、抵御侵侮的精神，所以陆游对樊若冰那种投敌求荣的行为持批判态度，不足为奇。此外，陆游对南唐君臣文恬武嬉终致亡国的史实也深为慨叹，如果联系南宋小朝廷的黑暗现状，“暗且怠”三字难道不正是实有所指的微言大义!在指点江山之中评说历史，正是此段文字在内容上的特点。
第三则对江州“庾楼”的景观作了描绘，并考辨此楼不应以晋人庾亮命名。陆游指出庾亮当年任江、荆、豫州刺史，其治所是在武昌，所以只有武昌的南楼才能称为“庾楼” ⑧ ，而前人白居易、张芸叟等人的诗文将江州之楼称作“庾楼”都是出于误传。陆游在此处充分发挥了他长于史地考订的长处，先指出庾亮作镇之地不在江州，再说明眼下的江州治所在晋时仅是一个小镇，此处的一座楼当然与庾亮没有什么关系。此类以考订见长的文字在《入蜀记》中相当常见，这是这部笔记受到后人重视的原因之一。而我在本文中对此予以重视，则是由于它们思路灵动多姿，文笔清丽可诵，绝不同于枯燥烦琐的纯考证文字，故而具有较浓的文学意味。
《入蜀记》中更引人入胜的是那些融写景、论史与抒情于一炉的段落，有些片断简直就是一篇独立的小品佳作，试举一例:
(十月)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门关，仅通一人行，天下至险也。晚泊巴东县，江山雄丽，大胜秭归。但井邑萧条，邑中才百余户。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无片瓦。……谒寇莱公祠堂，登秋风亭。下临江山，是日重阴微雪，天气?飘，复观亭名，使人怅然，始有流落天涯之叹。遂登双柏堂、白云亭。堂下旧有莱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复，秀丽可爱。白云亭则天下幽奇绝境，群山环拥层出，间见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栏外双瀑泻石涧中，跳珠溅玉，冷入人骨。其下是为慈溪，奔流与江会。予自吴入楚，行五千余里，过十五州，亭榭之胜，无如白云者，而止在县廨厅事之后。巴东了无一事，为令者可以寝饭于亭中，其乐无涯。而阙令动辄二三年，无肯补者，何哉? (卷六)
作者在萧瑟秋风中登上“秋风亭”，缅怀当年名臣寇准贬谪至此的事迹，遂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叹。又想到江山如此秀美，却因地僻人贫，竟然无人愿意来此作令，更是慨叹不已。应该说，前后两种慨叹本是有矛盾的，可是由于作者是触景生情，兴之所至，笔亦随之，所以反而显得真切动人。寇准本是陆游景仰的前贤 ⑨ ，他当年被谮远谪而流落至此。如今陆游离乡万里来到此地，又适逢“重阴微雪”的萧条天气，怎能不生天涯流落之感?可是巴东的江山之美毕竟唤起了陆游的极大好感，想到这里地僻政简，作令者正可优游逍遥，便又对“阙令”之事表示不解。前者是一个离乡万里游宦至此的陆游的真情实感，后者则是一个富于诗人气质且热爱山水的陆游的真情实感，两者通过穿插在文中的景色描写和谐地融合起来了。这正是《入蜀记》这种特殊文体所独有的优点:它只是逐日记事的笔记，而不是精心谋篇的独立篇章，故而自由挥洒，随意行止，读来分外觉得亲切。
三
如果只有上述两类内容的话，《入蜀记》也许与其它宋代笔记的题材没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事实上它还有相当丰富的其它内容，体现了陆游观察生活的独特视角，那就是作者对普通的人民也很关心，对沿途的风土、民俗乃至生产、生活情形都觉得趣味盎然，与此有关的片断是《入蜀记》中最富有生活气息的部分。
首先，《入蜀记》中有一些为普通人所画的人物素描，例如:
(毛)德昭极苦学，中年不幸病盲，而卒无子。……其盲后犹终日危坐，默诵六经至数千言不已，可哀也。 (卷一，六月六日)
庙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完颜亮寇边时，自河朔从义军，攻下大名，以待王师。既归朝，不见录。且自言孤远无路自通，歔欷不已。 (卷一，六月二十五日)
有嘉州人王百一者，初应募为船之招头。招头者，盖三老之长，顾直差厚。每祭神，得胙肉倍众人。既而船户赵清改用所善程小八为招头，百一失职怏怏，又不决去，遂发狂赴水。予急遣人拯之。流一里余，三没三踊，仅得出。 (卷五，九月二十八日)
第一则写终身潦倒而苦学不已的读书人，第二则写曾抗金立功但没有得到任何封赏的战士，他们都是默默无名的失意之人，陆游对这两类人物都很看重，故笔下充满着感情，自不必多言。第三则写一个性格急躁的船工，失去“招头”(即水手长)的职务后，竟至投江自尽。寥寥几笔，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栩栩如生。此类内容，也许是那些自视高雅的文人墨客所不屑措意的，可是它们被写得何等生动有趣!
其次，《入蜀记》中对沿途所见的风土民俗的叙写相当常见，随意点缀，涉笔成趣。例如下面这种比较罕见的生产情景:
抛大江，遇一木筏，广十余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臼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祠，素所未睹也。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于筏上铺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复能入夹，但行大江而已。 (卷四，八月十四日)
妇人汲水，皆背负一全木盎，长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大抵峡中负物率着背，又多妇人，不独水也。有妇人负酒卖，亦如负水状。呼买之，长跪以献。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 (卷六，十月十三日)
运河水泛溢，高于近村地至数尺，两岸皆车出积水。妇人、儿童竭作，亦或用牛。妇人足踏水车，手犹绩麻不置。 (卷一，六月八日)
第一则写飘浮在江中的大筏，居然有数十户居民居住在筏上随波逐流。这当然是没有土地的贫民的无可奈何之举!二、三两则写劳动妇女的生活情景，前者展现了一幅三峡沿岸的劳动妇女的画卷，她们背负重物之情状以及其发髻装饰皆历历如画;后者写运河边的妇女同时进行两种劳作，其辛苦劳顿不言自明。
其三，《入蜀记》中也记载了其它有趣的生活插曲，例如下面两则:
(六月)二十五日，早以一豨、壶酒谒英灵助顺王祠，所谓下元水府也。祠属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无他祝史。然榜云:“赛祭猪头，例归本庙。”观者无不笑。 (卷一)
(六月)二十六日，五鼓发船，是日始伐鼓，遂游金山。……山绝顶有吞海亭，取毛吞巨海之意。登望尤胜。每北使来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与焦山相望，皆名蓝，每争雄长。焦山旧有吸江亭，最为佳处，故此名“吞海”以胜之，可笑也。 (卷一)
金山寺与焦山寺是镇江的两处名刹，也是该地的两处名胜。寺庙僧人本应六根清净，与世无争，然而金山寺的僧人却不但垄断了水神庙的祭神猪头，而且出榜公示。佛门净地居然收进去许多猪头，难怪观者要大笑了。该寺的僧人还为了与焦山寺争胜，为亭子取名“吞海亭”来压倒后者的“吸江亭”，这哪里像是遁入空门中人的作为!陆游并不反对佛教，他此次路经金、焦二寺时还曾与焦山长老定圜、金山长老宝印相晤，只是当他看到僧人们的世情俗态时，便不免忍俊不禁了。这种生活气息浓厚的小插曲，使《入蜀记》宛如一幅千里长江的风俗画卷，读来饶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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