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论文

2018-12-04 鲁迅

  本讲所要讨论的是:由女师大风潮所引起的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这场论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近年有很多人都根据鲁迅在与现代评论派论战中的表现,来判断鲁迅是“不宽容”的,“心地狭窄”等等。在我看来,这场论战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鲁迅自身思想的发展上,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场论战引发了鲁迅的很多思考,使他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后半部,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续编续编》里的杂文,实际上构成了鲁迅创作的一个高潮。大概就在1925、1926、1927年这三年,从五四时期的鲁迅到最后十年的鲁迅,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研究鲁迅后期思想的发展,恐怕先要理清他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这个环节。

  (一)

  先从女师大风潮说起。大家知道,从1924年秋天开始女师大就开始闹学潮了,但鲁迅却是在1925年5月,也就是学潮发生了七八个月之后,才作出反应的。这是很符合鲁迅特点的,他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要慢半拍:他要看一看。大概是1924年2月,杨荫榆从美国留学回来,被任命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据说这是第一次由一位女学者担任女校校长,所以非常引人注目,学生也对她抱有希望。但很快就失望了,因为杨荫榆虽然是个洋学生,但她对学生的教育还是相当传统的。鲁迅后来写过一篇《寡妇主义》,说“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们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却)已经失去青春的本来面目,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的人物。”1这话说得自然有些挖苦,但还是说出了一个事实:杨荫榆是用婆婆管媳妇的办法来治理学校的,这就必引起正处在五四之后、思想解放热潮当中的女学生的反感。而引发冲突的,是1924年的夏天,南方发大水,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杨荫榆要整顿校风,就在学生回来以后通过一个校规,说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又没有完全按照规定办,关系比较好的学生就轻轻放过,平时不听话的学生则严厉处分。这就引起了女校学生的反抗,发动了一个“驱杨”运动。鲁迅和许广平开始对这件事情是持谨慎态度的。从这一时期许广平与鲁迅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许广平作为在校的学生,亲眼看见学生运动中的许多弊病,因而很感失望;鲁迅则告诉她:“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2鲁迅对学校、教育,以至学生运动的弊端是看透了的,所以他尽管怀有同情却不会轻易介入。后来杨荫榆公开站在北洋军阀政府这一边,禁止学生悼念孙中山,并扬言要“整顿学风”,在国耻纪念会上与学生发生冲突以后,又在一家饭店里召集支持自己的老师、职员开会,用学校评议会的决定,把六个学生自治会的成员开除。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鲁迅就不再沉默了。这时候他写有两篇文章,说明自己介入的缘由与心情,很值得注意。一篇文章题目叫《忽然想到》,他是这么说的——

  “我还记得中国的女子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佣了‘捋袖擦拳’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胁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同学们么?”3

  而在《“碰壁”之后》一文中,更写出了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

  “我为什么要做教员?!……我本就怕这学校,因为一进门就觉得阴惨惨,不知其所以然,但也常常疑心是自己的错觉。后来看到杨荫榆校长《致全体学生公启》里的‘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也当体贴尊长之心’的话,就恍然了,原来我虽然在学校教书,也等于在杨家坐馆,而这阴惨惨的气味,便是从‘冷板凳’里出来的。可是我有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就是偶尔要想想。所以恍然之后,即又有疑问发生,这家族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

  “然而又想,结果毫无。幸而这位校长宣言多,竟在她《关于暴烈学生之感言》里获得正确的解答了。曰,‘与此曹子勃豀相向”,则其为婆婆无疑也。

  “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

  其时再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凌,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这都是很奇特、很可怕的联想。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阴惨惨”的感觉?他发现,中国的女子原来受压制的,现在有了权力、地位之后,反而又压制“毫无武力的同性”,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婆婆又来压制新的媳妇。这种婆媳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在现代教育里面,重新出现了。他发现了一个历史的循环:中国的现代妇女终于不能摆脱“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备受蹂躏的“运命”!——正是这样的发现如梦魇般压在鲁迅的心上,使他感到恐怖。

  他更产生了这样的幻觉——

  “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叠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鬼,牛首阿旁,畜牲,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

  “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我想取作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4

  这又是一个可怕的发现:在现代教育的教育家、校长、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中,鲁迅发现了谋害与屠戮,他发现教育家变成了杀人者!也就是说,他发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现代教育中的“重现”。传统的野蛮的吃人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而现代绅士却是“在杯酒间”、“于微笑后”吃人,这就更加令人憎恶。吃人的筵席一直排到现在,而且以这样卑劣的方式排到了最高学府,鲁迅怎能不有身处“地狱”的感觉!——正是在这现代教育的地狱里面,年轻的一代“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一呻吟就被杀戮了!”这样的血淋淋的联想,是很有鲁迅特色的,可以说是非鲁迅所不能有。对鲁迅来说,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学校的丑恶,他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历史的黑暗,整个中国现实的黑暗,这个现实也是历史的一个循环。如果形象一点说,鲁迅从女师大风潮中所感觉到的,所面对的,正是那个“黑暗的闸门”,他之所以有“碰壁”之感,就是那个“黑暗的闸门”在中国依然存在着。正是这一点,使鲁迅更加深刻的反省自己:“我和这种现代教育吃人制度,有什么关系?”他一再追问:“我为什么要做教员?”甚至“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就是因为他痛苦地意识到,这吃人的筵席与地狱并非和他无关,就像《狂人日记》所说的一样,“我也在其中”。正因为鲁迅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黑暗,而且这个黑暗和他自己有关,他就必须站出来支持那些被谋害的青年学生。这是一些想呻吟而不能呻吟,“无叫唤”的青年,而作为一个享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只要自己还能说话他就必须说话,只要自己还能呻吟他就必须呻吟。他是出于这样一个动机,这样一个心理的动因,与女师大学生站在一起的。他正是在履行自己在五四时期的诺言:“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指青年一代——引者注)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5

  应该说,鲁迅参与女师大风潮并非出于一时的义愤,而是有着极为深广的思虑的,其背后有着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的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的深刻体认,并且有着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与心理、情感反应,这在当时的中国,或许在今天的中国,即使不说超前,也是十分特殊的,因此他在女师大风潮中所表现出来的决绝态度,就很难为一般人(包括某些今人)所理解,本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不被理解也是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宿命。

  (二)

  但鲁迅仍然没有料到,他刚刚起草一个《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联合了一批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教授,出来为学生说话,证明那六个被开除的学生自治会成员在品行和学问上,都没有问题,竟引起了他的同事,北京大学“现代评论派”的教授们的另外一种反应,并引发了一场轰动一时而影响深远的论战。

  所谓“现代评论派”教授,又因为他们主要居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又称为“东吉祥诸君子”,这是一批欧美归来的年轻教授,大部分是《现代评论》杂志的骨干。《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2月,正是胡适创办的《努力周刊》1923年10月停刊一年多以后,一般认为《现代评论》是《努力周刊》的继续,“现代评论派”的教授与胡适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6但《努力周刊》以评论政治为主,《现代评论》则基本是一个以学术文化为主的刊物。引发冲突的是《现代评论》1卷25期发表的西滢(陈源)的《闲话》,后来结集出版时就加了一个标题叫《粉刷茅厕》。任何读这篇文章的人,都很容易看出,陈源的立场,是不赞成学生的,认为她们“闹的太不像样了”。举出理由有二,一是“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即学生意见不一致,暗示反对校长的只是少数人;二是“学生把守校门”,校长在校内不能开会,这就“不像样子”,“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在陈源这些教授看来,学校要有个“样子”,有一个固定的秩序,比如学生必须规规矩矩读书,一切听从师长等等,现在学生要反抗,把校长赶出去,这就“不像样”,不成体统,“教育当局”就应该加以“整顿”,而且“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这就很有点杀气腾腾的味道了。这背后是隐藏了这些教授的一种教育理念的,就是要运用校长与“当局”的权力维护学校的既定的秩序,并不惜采取严厉的“整顿”措施。另一方面,在陈源这些教授眼里,学生们闹事,是一种“群众专制”,因此要“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这里当然指的是身为校长的杨荫榆——引者注)说几句公平话”。7这里确实可以看出两类教授的不同立场:在鲁迅这样的坚守“下者、幼者、弱者本位”的具有反叛性的教授看来,这是校长压迫学生,鲁迅说得更为严重,这是“在杯酒间”谋害学生;而那些坚持“上者、长者、精英本位”立场,以维护秩序为己任的教授们看来,这是学生捣乱,是群众对校长进行专制。在对待学生,校长,以及校长背后的政府当局的不同态度就造成了北大的两类教授之间的分歧与分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正常的,学生运动一旦发生,学校的老师就会有不同的态度。

  如果仅是意见与态度不同,后来的争论或许不会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陈源尽管自己明显地站在校方这一边,已经对学潮中的是非作出了明确的判断,不但指责学生“不像样子”,而且呼吁当局“整顿”学校,“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但却要作出毫不偏袒的公允姿态,宣称“女师大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同时,又把责任推给“某籍某系的人”“暗中挑剔风潮”,并指责他们“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却又不明说,而是“听说……可是……未免……可惜……还是……但是……”,文字极尽曲折之能事。这大概是出乎鲁迅意料之外的,却激起了鲁迅反击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于鲁迅发现自己面对的可能不是陈源这样具体的一个人,而是一个代表,一种典型。径直说,鲁迅觉得陈源可以进入他的杂文了。鲁迅后来谈到他的杂文的特点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又说“盖取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8在他看来,陈源是一个很好的标本,是可以借此来解剖中国知识分子某一个侧面,或者某一类知识分子的一些特点的。鲁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不是对某一个人(例如陈源)作出全面评价,而是将其一时一地(例如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言行,作为一种类型现象来加以剖析。他所采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抓住其有普遍意义的某一点,而有意排除了为这一点所不能包容的某个人的其他个别性,特殊性。如陈源,按今天的认识,他确实也有很多可取之处,即使他的《闲话》也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后来鲁迅在写《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时,不是以杂文家身份,而是以学者的身份来说话,对“现代评论派”的文学,包括陈源夫人凌淑华的小说,都给予了充分的评价。而现在,鲁迅关注的是陈源在女师大风潮、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中的具体表现中所显示出来的倾向性,如瞿秋白所说,这时候陈源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作普通名词读”9,并不是对他个人的“盖棺论定”,至多只是针对具体论争中的是非作出判断。鲁迅后来说他的这些杂文里,“没有私敌,只有公仇”,正是强调这一点。但鲁迅的“战法”又是很有特点的;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说,鲁迅总是“直接借用对方文章中一些‘关键词’,抓住不放,大作文章,显得十分坦然,又往往击中要害”10,并借此把问题的揭示引向深入。下面,我们就想通过这些关键词语的分析,来看看鲁迅发现与剖析的是怎样的一种知识分子类型。

  首先我们看,鲁迅怎样为这类知识分子“命名”,这可以说是鲁迅论战的基本方法,有点像绍兴师爷喜欢给对方起绰号,绰号一取,一辈子都逃不了。鲁迅对于“现代评论派”有两个命名,首先是“特殊知识阶级”。这倒不是鲁迅的发明,而是他们自己说的。1925年,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准备成立国民会议,胡适这批教授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有些英美留学生还专门组织了“国外大学生毕业参加国民会议同志会”,向善后会议提请愿书,声称“国民代表会议之最大任务为规定中华民国宪法,留学生为一特殊知识阶级,无庸讳言,其应参加此项会议,多多益善”。《现代评论》1卷2期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的文章,说在当前中国政治上有三大势力:军阀,有兵权;政治家,有政治势力;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在社会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因此,善后会议必须有“智识阶级的领袖”参加,这些“物望所归之中坚人物”将以其“政治上之实力与人格上之权威”在中国政治中发挥指导作用。11正像后来鲁迅所批评的,这班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大学教授“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12仿佛他们留过学,就应该享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徐志摩就在一篇题为《汉姆雷德与留学生》的文章中说:“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13这样强烈的知识权力意识与因背靠着外国势力而产生的精神优越感,自然会引起鲁迅的强烈反感。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分歧:这班留学英美的教授的自我定位是现代中国的设计者、指导者和中坚力量;而他们的现代中国的设想又是很简单的,就是把英美的东西全盘搬过来。而鲁迅恰好要对这样的“现代中国的设计者和指导者”提出质疑,鲁迅始终抓住“特殊的知识阶级”不放,这可能是更为内在的原因。

  鲁迅给这些“现代评论派”的教授的另一个命名,叫作“正人君子”,有时也称之为“文人学士”。根据计算机的统计,“正人君子”的概念在鲁迅著作里出现了59次,“文人学士”概念出现29次,都是相当频繁的。“正人君子”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称谓,是和“小人”相对立的,指的是那些自认有学问,有道德的,而且又是在政治权力周围的知识分子,既是道德家,学问家,同时又与统治阶级有一种依附关系。在鲁迅看来,“现代评论派”的这些教授一方面是“特殊知识阶级”,以受西方教育为资本,以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为理想,骨子里又是中国传统的“正人君子”。鲁迅通过这样两个命名,发现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所谓中国的新派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内在联系。他再一次发现了“旧”在“新”中的复活,或者说,在新绅士的躯壳里看到了旧道学家的鬼魂。鲁迅于是又开始了伟大的灵魂的拷问,当然,也在同时拷问着自己。这就是说,鲁迅在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并不着眼于对陈源们所提出的英美自由主义理念本身的批判,而更关注于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运用到中国的现实中——例如,在中国教育当局与学生的对抗中——,他们所持的态度,实际所发生的作用,以及由此而暴露出他们灵魂深处的一些东西。

  1《坟.寡妇主义》,收《鲁迅全集》1卷2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

  2《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二》,《鲁迅全集》11卷,14页。

  3《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3卷,60——61页。

  4《“碰壁”之后》,《鲁迅全集》3卷,68——69页,72——73页。

  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1卷,140页。

  6但胡适本人却没有参加这场论战,并且曾一度试图对双方进行调解。他写信给鲁迅、周作人和陈源,说自己“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折”,只是“深深地感觉到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他因此希望双方停止论战。信见《胡适书信集》上册,374——3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西滢:《闲话》,载《现代评论》2卷40期,1925年9月12日出版。

  8《〈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5卷,4页。

  9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12页,青光书局,1933年版。

  10参看阎晶明:《无所顾忌的作家与教授——我看鲁迅与陈西滢的笔墨官司》,载《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7期。

  11周鲠生:《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载《现代评论》1卷2期,1924年12月20日出版。

  12《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8卷,193页。

  13徐志摩:《汉姆雷德与留学生》,载1925年10月26日《晨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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