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游记》看鲁迅对芥川龙之介的态度

2017-07-11陈玉君 鲁迅

  我们要比较鲁迅之后的作品创作方向,艺术手法及思想特色来进一步推测鲁迅的创作受到了芥川龙之介作品的影响。

从《中国游记》看鲁迅对芥川龙之介的态度

  提到外国作家对鲁迅写作的影响,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芥川龙之介了,众多的对比研究中,大多都是侧重于芥川与鲁迅的作品比较,如芥川的《蜜桔》和鲁迅的《一件小事》,本文则将通过芥川的《中国游记》来探讨鲁迅对芥川的态度及所接受到的影响。

  20年代20年代初,鲁迅先生最早译介芥川的作品。对芥川龙之介在译介中含有保留和批评,最早始于鲁迅,鲁迅在1921年写的《〈鼻子〉译者附记》中,坦率的指出:不满于芥川氏的,大约因为这两点:一是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一是老手的气息太浓厚,易使读者不欢欣。

  芥川的《中国游记》写于1921年,1921年3月30日午后,搭乘筑后丸抵达上海的芥川龙之介,走出日本游船码头后这样描述着眼前的景象。他不断地用“不洁”、“怪异”、“可怕”等词语形容着眼前的人力车夫们,并把“贪婪”的马车夫和“厚颜无耻”的老太婆作为上海以至中国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日本国民的优越感和对中国底层民众的蔑视心理跃然纸上。

  经历了二十一条与五四运动的1921年,中日关系相当紧迫。此时,距鲁迅弃医从文已有数十年,这一年他在校队《嵇康集》的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此前大部分的工作在于译文及古籍校队、研究拓本。但值得注意的是,《狂人日记》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已经问世。

  而芥川龙之介作为日本文坛的一颗新星,在1921年之前早已完成了诸多奠定他小说家无可动摇地位的名篇,如《鼻子》《山药粥》《猴子》《蜘蛛之丝》《地狱变》《邪宗门》等等。在日本留学并深受日本文学影响的鲁迅,看过芥川作品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按理说,在当时的敏感时期直至之后,任何中国人看过芥川的《中国游记》大概都会义愤填膺,如韩侍桁、冯乃超、巴金就有过代表性的评论。而鲁迅,虽然有过上文中提到的对芥川作品的评价,在1921年之后还是不断的介绍译者来翻译芥川的作品。再纵观鲁迅的创作,《呐喊》《彷徨》等重要作品集均是之后印成,而且相比较之前在《狂人日记》中模模糊糊的对社会现状鞭笞的探索,1921年之后的鲁迅杂文则越来越炉火纯青,这一切,或许可以从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的一句话略窥端倪:

  “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这或许可以解释鲁迅之后的杂文创作思想,以及为什么他在读了《中国游记》后依然对芥川作品持有理性态度。在某种程度上,鲁迅与芥川的创作思想是一致的。

  鲁迅以前相信医学能够救国,后来弃医从文,想借文艺的力量来救治中国。作者企图借文艺的力量来改造社会、改良人生,在当时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一大特点就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现实的人生问题,对于日本的社会现实生活更是抱否定的态度,对于生活中的虚伪和丑恶,他在作品中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鲁迅作品的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对芥川龙之介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揭露现实、批判社会、探索人生问题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为人生而艺术”就成为他们的创作共同点。

  而且,他们的主要艺术风格及艺术手法都是幽默与讽刺。日本评论家中村真一郎这样评价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复活了自然主义时期以来日本近代小说所失去的浪漫主义,而且大大发展了日本近代小说的传统。他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司空见惯的、而且消除了庸俗气味的艺术文体。”这就是讽刺与幽默的艺术。芥川龙之介在创作的过程中苦心孤诣地进行艺术探索,他的每一篇小说,题材内容和艺术构思都各有特点,他的文笔俏皮、意趣盎然。鲁迅也是一位杰出的讽刺大师。他竭力暴露现实的黑暗和悲哀,他的讽刺与幽默,是最热烈严正的对于人生的态度。他通过喜剧的和悲剧的笑,来讽刺当时中国的愚昧麻木的人们和他们的种种缺点和错误,表达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说:“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就是把人生没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因而他的讽刺具有强烈的社会和理智的批判的特点。

  1922至1935年间,鲁迅发表了《补天》、《奔月》、《理水》等8篇“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而成的小说,1936年结集时取名为《故事新编》。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道出了他写作这些历史小说的方法:“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而创作时,则“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

  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所选取的历史题材,都有着古书的依据,并且他所选用的历史故事都是特异的,如《罗生门》写老妇人拔死人的头发,仆人扒老妇人的衣服;《鼻子》则写和尚鼻子的变化,等等,都是特异的人和事。但是,古书中的故事,并不具备完整的现代小说形意。所以,使这些历史故事成为现代的小说,并且具备深刻寓意,又和现代的人生发生干系,靠的是作者的加工、改制、点染,对于历史故事进行艺术的再处理。

  同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一样,鲁迅的《故事新编》是将现代的生活融入故事的结构中去,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憎与所爱。鲁迅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是非常重视的。他的《故事新编》同样也显示了深刻的社会意义。他“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反响和抗争”。因此在描写往昔的题材时,也不忘记当前的战斗,仍然压抑不住自己的革命激情。每一篇历史故事,经过鲁迅的新编,都成了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艺术品。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和芥川龙之介这两位艺术巨匠,都是为人生而创作,又都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在艺术手法上都具有共同的特色。鲁迅在读了芥川作品之后得到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游记》的发表或许开拓了鲁迅对当时国民性自省的一个新窗口,通过“外来人”的视角来看当时中国现状,也在某种程度上催使他以后对某些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态度的产生。

  鲁迅是希望国家强盛人民富有的,他如匕首一般锋利的杂文直至现在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鲁迅又是理性及冷静的,所以面对芥川的《中国游记》他不曾做出过如同巴金等人一般的主观评价,而是客观的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由此,也许可以推测鲁迅对芥川及其作品的态度,是中立着保持思考着的状态,而他在日后的创作思路上或许也多少受到了一些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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