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禹锡早期的社会角色来探讨其文学活动论文

2018-08-10秤红 刘禹锡

  刘禹锡一生职事活动丰富,以“永贞革新”为标志,其社会角色转换差距很大,处于强弱势的变化之中,思想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文学活动。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刘禹锡早期的职事活动与文学的关系着力较少,对其贬谪之后的职事活动与文学关系研究较多,萧瑞峰先生所言颇具代表性,“刘禹锡一生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发展时期……至于谪居郎州前,因作品寥寥无几,且为浮泛的应酬之作,似可略而不论。”从思想的延续性而言,刘禹锡思想性格的形成,与其早期职事活动有很大关系,并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发生较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分析刘禹锡永贞革新以前的职事活动与文学关系。本文所涉刘禹锡职事经历皆据卞孝萱等著《刘禹锡评传》,所涉刘禹锡诗文皆从瞿蜕园校点《刘禹锡全集》。

  1.崇文馆太子校书与其早期诗文才华的显露。

  刘禹锡早年勤学诗文,才华出众,一试登第,后又应博学宏辞科,并以文登吏部取士科,卞孝萱先生考证,贞元十一年(795),刘禹锡“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唐六典》卷二十六载,太子校书(郎)从九品下,负责校勘书籍。唐代校书郎见于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集贤殿、司经局,虽为九品文官,但任职者多为文采出众之人。有统计显示,唐代从校书郎起家的诗人或文士当中,就有三十五位官至宰相。校书郎一职可以广涉经籍,提升文辞才干、增长学养。刘禹锡对任职校书郎很自豪,对未来仕途也充满信心。

  太子校书郎是崇文馆官员,崇文馆属太子东宫,《唐六典》载其职责是培养学生以应科试,“其课试、举送如弘文馆”;其实是贵族型大学,因而备受重视,一度以宰相为学士教授诸生。刘禹锡入职时,崇文馆归左春坊管辖,地位自不如之前宰相为学士、总馆事之时,但其所属东宫、贵族学校的特性仍在,而且科举及第率高,《唐会要》卷二《吏部考功员外郎》规定“弘、崇生虽通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亦不拘常例”,可见弘文馆、崇文馆的学生多为未来之官员。才华出众的刘禹锡入职其间,受到这里读书人的景仰;另一方面而言,希望“特达”的刘禹锡也结交贤达、展示文才、指点后学,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云“官司闲旷,得以请告奉温情。是时年少,名浮于实,士林荣之”。

  2. 幕府掌书记与其劲健诗风、深厚学养的渊源关系。

  至德以后文人看重入幕成为风气,文人辟于幕府、升于朝廷成为规律,并从重视边幕转向重视内地幕府。如“淮南”一镇,曾有李翰、杜佑、梁肃等人先入幕、次升朝廷,“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亦不甚枚举,如权德舆、裴度、杜佑、令狐楚等皆位至宰相。这里古文大家梁肃的入幕经历可能对刘禹锡会有更为直接的影响,《新唐书梁肃传》云“杜佑辟淮南掌书记,召为监察御史”。建中元年,梁肃登科后被授予太子校书郎,又授右拾遗,丁母忧,免丧后入杜佑幕,旋入朝为监察御史,转翰林学士等。刘禹锡登科后亦为太子校书郎,旋丁父忧,与梁肃当年的经历何其相似!而熟知刘禹锡的史学家杜佑刚好时任淮南节度使兼领徐泗濠节度使,刘禹锡入杜佑幕、效梁肃之举当为上上之选。刘禹锡入杜佑幕府为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数月后去扬州,为淮南节度使掌书记。

  掌书记,掌理使府表奏书檄之事,戴伟华先生《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对其职责有准确的界定,“掌书记”负责写作“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以及军事、政事文书等,足见其于幕府的重要性。刘禹锡入杜佑幕,为其撰写了许多文书,从《刘禹锡全集》可以统计出相关表、状的数量:其中,为淮南杜相公佑修的表章有二十一首,状一首(《为淮南杜相公论新罗请广利方状》);相关的还有两首状,《为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长安至长乐驿谢赐酒食状》、《为杜相公谢就宅食状》。

  除了掌书记文辞之事外,刘禹锡在杜佑幕府中还历经了一段戎马生涯。贞元十六年(800),徐州军乱,杜佑统兵讨伐,刘禹锡跟随从军并为杜佑撰写《请赴行营表》。戎马生活壮怀激烈,迥异于传统文士所见所闻所感。刘禹锡身处其间,为军营气氛所染,为战场角逐所触,改变了儒雅风气,丰富了激昂、劲健的气质,成为其后来形成劲健诗风的重要因素。

  刘禹锡在杜佑幕府中还接受了浓厚的经学、史学熏陶,容易形成重视学养的秉性。杜佑主政淮南幕府之前,扬州经学氛围浓厚,戴伟华先生《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考证,“大历八年至兴元元年,赵匡、陆质为淮南幕僚……至大历乙卯(大历十年)而成《春秋篡例》”,《春秋篡例》在淮南节度使幕府中形成定稿,幕主陈少游推崇赵匡、陆质,由此可以推断,在扬州幕府中自然会掀起崇经崇学之风。史载杜佑贞元六年上任淮南节度使,距兴元元年不过六年的时间,而且杜佑崇史崇学,理应培植、保存乃至继续发扬扬州良好的经学精神。不过他主要致力于编著《通典》,《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推断了《通典》上献朝廷的时间为贞元十七年(801)年上献朝廷。刘禹锡入杜佑扬州幕时,正是《通典》定稿前期的关键时候。刘禹锡入幕,太子校书出身的他,最适合校勘定稿工作,自然是修订《通典》的不二人选。杜佑的《通典》内容丰赡、博大深广,刘禹锡在杜佑幕研阅、整理、校勘《通典》的过程中,自然也增加了学养、丰富了学识,其后来所著的诗文名篇,对典章礼乐、历史沿革、门第源流,皆能尽其详并随手而至,当是与接触《通典》有很大关系。

  3. 京城任职与其致君及物的远大理想。

  先是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贞元十八年(802)初,刘禹锡调回京城任渭南县主薄,其职责是监察县里官吏,《唐六典》卷三十云“(此职)正九品上……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纠正非违,监印,给纸笔、杂用之事。”次升任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闰十月,刘禹锡入为监察御史,《唐六典》卷十三,“监察御史十人,正八品上……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刘禹锡文才出众,但显然其志不在文,《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云“故起文章为大臣者,魏文贞以谏诤显,……元和初,玄宗遵圣祖故事,视有宰相器者贮之内庭,繇是释笔砚而操权化者十八九。”由此可知其志在乎“以文而贵”。当时的刘禹锡也特别注重结交重臣时贤,除了杜佑,还有韦夏卿、韦执谊、李汶、王叔文、武元衡等等,《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云“(吕温)年益壮,志益大。遂拔去文学,与隽贤交,重气概,核名实,歆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这是政治家的理想,其实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这一时期刘禹锡诗文创作也极少。

  4. 永贞革新带来的思想情感之巨变。

  屯田员外郎,兼判度支盐铁案。贞元二十年(804)正月,顺宗即位,随后进行人事调整,杜佑由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领度支盐铁使,王叔文任副使。贞元二十一年(805),刘禹锡为工部屯田员外郎,兼判度支盐铁案,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天下财政,地位显赫。

  刘禹锡从监察御史(兼署崇陵使判官)陡升为屯田员外郎,抱负凌云的刘禹锡一下子猛获晋升,迎来做梦都想不到的政治机会!而且“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旧唐书刘禹锡》),可以想见其“尽诚”、“徇公”之切,于是鼎力协助王叔文等人,迅速掀起“永贞革新”,痛改时弊。“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书尺,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盆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此时的刘禹锡达到政治事业的顶峰,一心致君及物”,是其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可惜好景不长,一百四十六天之后,永贞革新失败了。刘禹锡被贬为远州(连州)刺史,《资治通鉴唐纪卷五十二》载“朝议谓王叔文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途中再贬为远州(郎州)司马,刘禹锡一下子跌入政治深渊,连品行也遭时人非议,从此开始了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

  永贞革新前后是刘禹锡人生发生巨变的分水岭,社会角色的重大变化致使刘禹锡思想发生根本的变化,永贞革新前是强势政治的代表,革新失败遭受贬谪之后则是弱势政治的体现,巨大的落差形成强烈的情感,成为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思绪,并不时显露于其诗文中,是其劲健诗风的重要思想来源!著名的《上杜司徒书》,作于其遭受贬谪之时,是刘禹锡为数不多的长篇诗文之一,全文 2502个字,处处透着悲愤,“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泄,故见乎词”。而最能体现其遭受巨变情感的诗作则是游玄都观的两首诗,诗云“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马自力先生分析,这是中唐文人“郎官”意识的体现。贞元二十一年,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时曾来玄都观,那时他意气风发而观里尚无挑花。贬谪十年后招还京师游玄都观看到娇艳桃花,感慨万千;旋出牧十多年,再返京师重见桃花,又增新的感慨。这些感慨集中到一点,就是诗人睹物思旧,想起当年在永贞革新时指点江山的豪迈,但后来不仅壮志未酬,还身陷“飞谤”,直至“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再观桃花,情何以堪!

  参考文献:

  [1]瞿蜕园校点,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言,1999:4.

  [2]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黎文丽.唐代校书郎与文学[D].陕西师范大学2011 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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