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父亲究竟是罪人还是侠客

2018-07-09 李白

  话剧中的李白

  李白的父亲名叫李客,据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称:

  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

  从这段话里,人们很难看清李客的真实面貌不过研究者们也从这段话里,各自对李客绘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画像

  李客是窜谪西域的罪人吗?

  陈寅恪先生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认为,范传正所说“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的说法不令人信服陈先生说,李白父亲之所以名客,是因为“西域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因以胡客呼之”在这里,陈先生是以李白祖上系西域胡人为立足点而发覆的陈先生还说,李白先人是因罪而窜谪至西域的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不赞同陈先生之说他认为,细检有关李白家世的文字(如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并序》李阳冰《草堂集序》),其实并无李的祖上曾因罪窜谪西域的事实尽管《草堂集序》中有“中叶非罪,谪居条支”的话,但古代(这里指上古至中古)“凡由汉民族居地移往外域”,都可以说成是“窜谪或降居”;再说唐代并没有将伊犁附近作为“窜谪罪人之地”(唐代窜谪之地主要在岭南或贵州四川)因此李白的先人移居碎叶并非“因罪窜谪”,而是“被某种社会环境所迫,自行流亡”

  李客是陶渊明式的隐士吗?

  对前引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并序》里的“逋”字如何解?今人有不同的看法通常按字面上的意思,“逋”当作“逃亡”解所谓“逋客”就是“逃亡的人”孔稚圭《北山移文》说:“请回俗士驾,为君谢逋客”,即此不过,“逋”也可引申为“隐避”,这样,“逋客”释为“避世之人”或“隐士”,如耿湋《赠韦山人》诗曰:“失意成逋客,终年独掩扉”

  蒋志先生的《李白家世诸说评议》一文,就是按“逋”的引申义来解释范传正在《李公新墓碑并序》里的那一段话的他认为“李白出身寒微,其父是陶渊明式的隐士”

  蒋先生说,尽管李白祖上在西域已住了几代,但华夏的文化传统并未丢掉,李白的父亲李客是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隐士其于神龙初(公元705年)潜还广汉,“因家于绵”,“高卧云林,不求仕禄”,所表现出的“放形”作风,并不是“任侠”,而是看破红尘,纵情于山水李客后来自西域举家迁回四川,也是出于这种原因李客在隐居中对子女教育倾注了全部心血从后来李白自述可见,李客是一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对子女教育严格的人

  李客是商人地主吗?

  陈寅恪先生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里虽说李白的先人“因罪窜谪”,但又说他们是“胡商”而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尽管批驳陈寅恪关于李白先人是“西域胡人”的说法,却又认定“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而且还是“一个商人地主”

  郭沫若先生讲,李家的商业规模相当大,它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分设有两个庄口,一方面把巴蜀的产物运销吴楚,另一方面又把吴楚的产物运销巴蜀;又说,李白名叫“李十二”,说明李白兄弟辈,有一大家子人,由此证明“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够携带着那么多的人作长途羁旅”;还说李白的家在经营商业,这在李白作品中也有痕迹可寻郭沫若先生写道:

  ……可见李白的家世,同中国唯一的女帝武则天的家世,有点相仿佛……正由于有这样类似的家境,便赋予李白以双重的性格一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门第以获得一定的权势,这一意识便结想而为凉武昭王九世孙的传说另一方面又使他能保持着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层的民众接近,有时仿佛还能浮云富贵而粪土王侯又庸俗而又洒脱,这就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

  与郭沫若先生这一观点相似的著名学者,还有王瑶詹瑛麦朝枢等

  李客是任侠杀人的侠客吗?

  清代学者王琦《李太白年谱》上有这样一条记述:

  《杜诗补遗》曰:范传正《李白新墓碑序》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

  安旗先生在所著《李白纵横探》一书据上述材料,断定李白父亲是一位“侠士”安先生还将此说与李客于神龙初年(公元705年)逃归于蜀的有关问题相联系而作论说,认为李客不是“正大光明回到故乡”,而是“逃归”“潜还”,是因为“任侠杀人”而“避仇”,“其仇家属于可畏的豪门权贵”,所以他才讳莫如深,在他的诗文里只字不提父亲李客,其亲友介绍他的家世亦不得不用曲笔安先生写道:

  李客任侠杀人的详情虽不得而知,但从他避居穷乡僻壤,隐姓埋名,终其一生看来,绝不属于欺压贫贱,侵凌孤弱是可以断定的……李客的任侠杀人是属于扶危济困或伸冤雪仇,而不是仗势欺人

  比较上述李客“窜谪”说“隐士”说“商人地主”说,我们认为,安旗先生提出的李客“侠士”说较为符合有关李白的身世记载与李白本人的性情言行

  第一,李白诗文中多次热情讴歌历史上的侠客义行我们看他在《侠客行》里所歌吟的: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

  我们想,诗中的赵客,实际就是李白的父亲李客李白托名于赵客而行歌颂李客之实,对父亲充满了深情的怀念和热烈的崇敬

  第二,李白本人也是率性任侠,曾在青年时代在家乡从赵蕤学《长短经》,修纵横术与兵法;又曾“学剑来山东”,一生都以侠客自居,以好剑任侠自许他的学生魏颢在为他的诗文集所作《李翰林集序》里对李白形象作有下列刻画:

  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少任侠,手刃数人

  所谓虎父无犬子,李白的任侠,看来是继承自他父亲

  李白与汪伦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的这首《赠汪伦》诗,因为编进了小学语文课本,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无人不知。但是,要问一下,诗中的这位主人公,他的来龙去脉,他的履历行状,恐怕就鲜有人说得上来了。因为,汪伦是一个普通人。

  关于汪伦其人,据《李白集校注》,另有《过汪氏别业二首》(其一:游山谁可游,子明与浮丘;叠岭碍河汉,连峰横斗牛;汪生面北阜,池馆清且幽;我来感意气,捶炰列珍羞;扫石待归月,开池涨寒流;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其二:畴昔未识君,知君好贤才;随山起馆宇,凿石营池台;星火五月中,景风从南来;数枝石榴发,一丈荷花开;恨不当此时,相过醉金罍;我行值木落,月苦清猿哀;永夜达五更,吴歈送琼杯;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日出远海明,轩车且裴回;更游龙潭去,枕石拂莓苔),据称也作《题泾川汪伦别业二章》,似可参证。然而,即使这首诗,也没有什么汪伦的细节介绍。只知这位汪伦可能很富有,也很好客,因此有条件邀请李白到他家小住。而且他还拥有别墅,在泾川的山清水秀处,正合诗人的雅兴。两人虽然初次见面——“畴昔未识君,知君好贤才”,因此,诗人与汪伦相当投契,一见如故。而且,主人家的高规格接待,也让诗人感动。“我来感意气,捶炰列珍羞”,看来,唐朝的“徽菜”,就相当考究了。

  从诗句“相过醉金罍”,“吴籥送琼杯”看,李白在汪氏别业小憩,吃得固然开心,喝得好像更加开心。诗题下有校者注:“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酝美酒以待白,伦之裔孙至今宝其诗。”

  汪伦善酝,他的家酿美酒,自然是上乘的佳醪,着实令好酒的诗人,迷恋陶醉。从两首诗中,“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两次同用“酒酣”一词,我估计是诗人手不释杯的结果,老先生喝高了,来不及推敲,才犯了诗家的重复之忌。由此也证明“李白斗酒诗百篇”的那种米酒,在长安酒肆里出售的,由漂亮的胡姬斟进他杯子里的,大概酒精度较低。如果是二锅头那样的烈性酒,一斗下肚,就该学阮步兵,作三月醉了。

  但这首李白的诗,却使附丽于诗中的汪伦,与诗一齐不朽。正如王勃那篇《滕王阁序》一样,一句“都督阎公之雅望”,那位洪州牧阎伯屿,也跟“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同在《古文观止》的这篇文章中,被人吟诵朗读。历朝历代,在南昌任地方官者,可有一位被人记住,被人提起?

  一首好诗,一篇美文,能起到这样的效用,是出乎作者预料的。本是名不见经传的,本是极一般人的汪伦,却在李白的诗中,留下来深情的名声。

  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对汪伦之约,有一段记载:“唐时汪伦者,泾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诡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大笑,款留数日。”

  我特别欣赏“李大笑”这三个字。

  因为今之李白,很难做到大师那样的豁达坦荡。当代作家笔下的贵族化,和当代作家精神的贵族化,碰上袁枚所说的汪伦式的这种老百姓玩笑,究竟有多大的承受力,会不会勃然大怒,会不会扭头就走,真是说不好的。也许因为追求这种贵族化的结果,势必要疏离于那些平常的,平凡的,普普通通的大多数人。同样,这些平常的,平凡的,普普通通的大多数人,不再是文学的忠实读者,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因此,在车载斗量的当代作品中,要想读到李白这样情真意挚的,表现普通人的诗篇,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了。

  李白与酒的不解之缘

  杜甫有一首诗《饮中八仙歌》,写了唐代的八个酒仙,其中李白的形象尤为突出。“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后的李白豪气纵横,狂放不羁,桀骜不驯,傲视王侯。这样的李白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仰慕!

  李白的生活中时刻有酒相伴。在月下,在花间,在舟中,在亭阁,在显达得意之时,在困厄郁闷之际,李白无处不在饮酒,无时不在深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只要有美酒,只要能畅快痛饮,李白甚至可以“认他乡为故乡”。

  诗与酒往往是一体的。李白既是诗仙,又是酒仙。酒可以麻醉人,也可以释放真!

  李白的《将进酒》应该是人生与酒的最好阐释。人高兴时要喝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人激愤时要喝酒,“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人排遣寂寞时要喝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人郁闷时要喝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尔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有一首《襄阳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泼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醉意朦胧的李白朝四方看,远远看见襄阳城外碧绿的汉水,幻觉中就好象刚酿好的葡萄酒一样。啊,这汉江若能变作春酒,那么单是用来酿酒的酒曲,便能垒成一座糟丘台了……忘情于清风之中,放浪于明月之下,酒醉之后,像玉山一样,倒在风月中,该是何等潇洒痛快!李白醉酒后,飞扬的神采和无拘无束的风度,让人领受到了一种精神舒展与解放的乐趣!

  醉酒后的李白狂态毕现,疏放不羁,往往产生惊天奇想。“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他竟要铲平君山,让湘水浩浩荡荡无阻拦地向前奔流。君山是铲不平的,世路仍是崎岖难行。李白甚至在醉态之下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李白正是借这种奇思狂想来抒发自己的千古愁、万古愤吧!

  李白借酒抒发自己的旷放豪情,表明对不合理的社会人生的藐视。“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上高楼”(《梁园吟》),何等洒脱!李白用酒向世人表达自己的激烈壮怀、难平孤偾,发泄自己的郁勃不平之气和抑不住的万千悲慨。“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玉壶吟》),何等悲怆!李白借酒展示自己裘马轻狂的青年时代,描述自己恣意行乐的放诞生活。“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何等痛快!李白借酒向青天发问、对明月相邀,在对宇宙的遐想中探求人生哲理,在醉意朦胧中显露自己飘逸浪漫、孤高出尘的形象。“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且停杯一问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何等潇洒!李白借酒抛却尘世的一切琐屑和得失,忘情于山水,寄心于明月。“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何等逍遥!

  沉迷酒的李白当然与善酿酒者交情甚笃。他有一首《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李白痴情的想象:黄泉之下的这位酿酒老人会仍操旧业,但生死殊途,夜台没有我李白,你酿好了老春好酒,又将卖给谁呢?虽然这是荒诞痴呆的想法,但却表明李白与纪叟感情深厚,彼此是难得的知音。

  在“一杯一杯复一杯”中,在半醉半醒之间,李白笑傲度过一生,但毕竟是“举杯销愁愁更愁”。酒和诗、花和月、山和水,郁结与旷放、失意与孤傲构成了整个李白!

  李白《丁都护歌》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

  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

  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

  一唱督护歌,心摧泪如雨。

  万人系盘石,无由达江浒。

  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

  诗风豪放飘逸的李白,除了大量山鬼人神,惝恍莫测的瑰丽诗篇外,还有不少以写实笔法创作的朴实无华,自然流畅的现实主义作品。李白痛骂那些幸臣权贵是“鸡狗”,耻于同他们为武。他对权贵是桀骜不驯,飞扬跋扈,而对于劳动人民的态度却是亲切、谦逊的。这是李白创作中不可忽略的另一面,《丁都护歌》即为其中的代表作。《丁都护歌》是南朝乐府《吴声歌曲》中的曲调名,声调悲切,所以李白采此题来写纤夫的痛苦。

  此诗是李白于天宝六年(747)游经丹阳横山时,亲眼目睹统治者为了满足一己私欲,驱使船夫们在酷暑中拖运太湖石(假山石)的悲惨情形而挥笔写就的。可以说是李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首诗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残酷无情,表现了诗人同情人民疾苦的人道主义感情。

  诗共十二句,押仄声韵,可分三个层次。

  开头四句为第一层次,极写船夫暑天拖船之苦。“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两句叙事,交代事情发生的地点和环境。“云阳”,在今江苏丹阳,靠近盛产太湖石的太湖,在当时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线上,秦以后该地称曲阿,天宝元年改名丹阳。交通方便,商业繁荣,所以两岸多商贾,并以两岸商贾市肆的豪华写出当时的时代背景。“上征”,是逆水溯行。严羽说过“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沧浪诗活》)此处亦为—例。天宝年间,虽然唐代社会危机四伏,统治者自恃国力强威,却仍一味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当时江南出产的太湖石多孔穴洞眼,玲珑多姿,是都市园林庭院的装饰珍品。他们便多方罗致,求索无厌,征调大批江南船人,日夜兼程,拖着满载巨石的船队千里迢迢北上。我们从诗的开头仿佛看到一队队衣衫褴褛、弯腰曲背的船夫背挽纤绳,粗气直喘,一步一步地朝着遥远的运河上游走去。“饶”是多的意思。这里,诗人将拉纤船夫的逆水拖船与运河两岸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放在一道,形成了鲜明对照。唐代商业经济发达,富商巨贾牟利既多,生活十分奢侈。稍后于李白的张籍便有“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内”(《野老歌》)的诗句。这贫富苦乐的天地悬殊,两相对比,更反衬出船夫的艰辛,也起了渲染环境气氛的作用。

  “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二句写劳动的艰苦,巧妙指出了拖船的季节,将船夫之苦又推进了一层。“吴牛喘月时”代指炎夏,形象贴切。南方夏季炎热异常,水牛畏热,看见月亮也疑为太阳,吓得喘气。这个典故出《世说新语》,用这个典故入诗,有力地表现出暑热的程度。在苦热难当的酷暑天气,烈日灼人,船夫们却还要在一无遮蔽的运河岸边负重而行,其苦状是可以想见的。诗人面对此情此景,一声“拖船一何苦”的感叹顿时从胸臆冲出。这是他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呼声,一个“苦”字,表现了深切同情船夫命运的诗人一腔悲愤之情,也是贯穿全诗之关键。

  中间四句为全诗第二层次。主要写船夫劳动条件之恶劣,生活之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二句写生活条件的恶劣。酷暑拖船,舌燥口干,最需要的是水,而水却浑浊得变成泥浆,无法下咽。一是述说船夫们拼命拖船,汗流如雨却连清水也喝不上,无奈只好强咽下那半是泥浆的浊汤;二是暗示其时天热久旱无雨,河水拈竭,舟行不易。天热水浅,也是“拖船一何苦”的重要原因。不幸的船夫们就是在这样难以忍受的条件下挣扎着。

  “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二句写纤夫们心境的凄苦。“都护歌”这里双关劳动号子。在沉重的劳动和非人的生活条件摧残下的纤夫,伴随着每一沉重的步伐哼出劳动号子的时候,都不禁从心底里感到悲酸,而泪下如雨了。由船夫纤歌透露出他们的凄苦心境,也触发了诗人一洒同情之泪。千百年来离乡背井跋涉在河堤水边的船夫们为了协调步伐,发抒内心情感,总是传唱着各种各样的《水夫谣》、《号子歌》,走向天南海北。而在这群拖运石船的人们中,传出的是凄清委婉的《丁都护歌》。这如“如雨”之泪是船夫之泪,也是诗人之泪。伴随着这支古老曲子的是船夫们感情上引起强烈共鸣后滚滚而下的伤心之泪。这一幕,更令诗人肝胆摧裂,止不住泪流纵横,整首诗到此情绪达到了高潮。诗到这里为止,还只是写纤夫拖船之苦并没有触及牵挽运送什么?

  最后四句为第三层次。前两句“万人系盘石,无由达江浒”陡然揭出缘由,再写船夫劳役之繁重,并叹其苦难永无止境。运石人数之多,运石之艰。“盘石”是大石,“江浒”即江边。原来是将石工采凿的大石头,运往江边。万众石工源源不竭地凿出的石头,都将落在他们的纤绳上。这些被开采出来的大石无疑是用作华美建筑材料,或点缀园林景观,为了满足统治者奢侈生活的需要,不必多言,官家不顾人民死活的面目已经昭然若揭了。诗笔到此没有止住,由“万人凿盘石”,又推向石头的产地:“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芒砀”是形容石头又大又多的样子。看看那采伐不尽的石头矿床吧!在此以前,不知已有多少代统治者采运过,已有多少纤夫经历过同样的命运,尔今尔后,又不知还会有多少代统治者将继续采运,还要有多少纤夫遭遇同样的命运。把古往与方来也包括进来,所以说“悲千古”,诗境又大大推进一步,“掩泪”是擦抹泪水,即流泪之意。“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二句与开头遥相呼应,眼看江边这堆积如山的湖石,船夫们要历尽多少艰辛才能将其运抵目的地啊!路途漫漫,苦难重重,船夫们的不幸哪年哪月才有尽头?面对采贡湖石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诗人又一次洒下了千古伤心之泪。他以无比沉痛的语言,发出了对统治者的大胆控诉!

  这首诗,鲜明地体现了李白深切同情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可贵思想感情。纵观李白一生,尽管政治上历尽坎坷,未能实现理想,但他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在诗中还足有流露的。《丁都护歌》即直接抒写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字里行间倾注的正是诗人对在苦难中挣扎的船夫们的满腔同情。由于生活经历和才性气质的不同,李白反映劳动人民的诗作,无论从量还是质上看,都比不上杜甫。但前人唯独认为此诗“落笔沉痛,含意深远,此李诗之近杜者”(《唐宋诗醇》)。

  李白写这首诗,用的是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手法。乐府诗,向来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虽然“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并非李白肇始,但李白在这方面的成就还是不可忽视的。李白乐府诗中,除少数是“古无此体,自太白始”(见杨齐贤注李诗《三五七言》)的自创乐府外,大多乃沿袭古题写作,他现存九百余首诗中,乐府诗有一百四十来首,几乎袭用所有乐府古题,但李白并非一味拟作。“青莲拟古乐府,而以己意己才发之”(王世贞《艺苑巵言》)。他常结合反映时事的需要,灵活地对古题加以改造、发展。《丁都护歌》即为一个明显的例子。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唐以前的《丁都护歌》有六首,从宋武帝刘裕开始,表现题材不出征夫思妇内容,形式都是五言四句小诗,李白却借其题而改其义,用来吟咏拖船纤夫劳动之苦,并且拉长了篇幅。一曲古老委婉的民歌,到了李白笔下,就成了揭露李唐王朝荒淫,倾诉对人民同情的针砭时事之作,成了一支悲苦衷怨的船夫曲。胡震亨曾称誉李白这一手法为“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唐音癸签》卷九)。

  这首诗结构谨严,叙事抒情有机结合,辉映成色。三个层次层层深入,环环推进,每个层次中大致前景后情,先叙事后抒情。叙事中紧紧抓住一个“苦”字,如“上征”逆水溯行,逆水拖船,特别吃力,可谓一“苦”;“吴牛喘月时”是说在酷热难当烈日灼人、赤脚裸背的纤夫们负重之苦,二“苦”也;船夫生活条件之恶劣,诗中独取“水浊不可饮”的细节加以表现,收到的便是以小见大、以具体表现一般的效果。更苦的是盘石既大且多,难上加难。抒情中紧紧围绕一个“悲”字,天热难熬,水枯难行,运石难行,无一不激起诗人之悲,悲极而泪下。“心摧泪如雨”、“掩泪悲千古”,诗中先后两次出现“泪”字,更将其悲苦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一泻无遗,可谓声泪俱下,感人至深。

  李白、杜甫创作比较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文学取得极高成就的时期;盛唐(一般指玄宗开元元年至代宗永泰元年)乃是唐诗的黄金时代。李白、杜甫的出现标志着唐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李白、杜甫是中国古代文学银河中的两颗巨星。“阖辟纵横,变幻超忽,疾雷震霆,凄风急雨,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走月流云,轻车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

  盛唐精神哺育了李白,盛唐之衰又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期望,理想和现实的尖锐矛盾迸发出激情的火花,构成了李白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基本内容。

  杜甫早年也深受盛唐文化的熏陶,生活态度基本是盛唐的,诗歌创作也受到了“盛唐气象”的影响,高唱自己的理想。但由于社会矛盾的巨流把他卷入生活的底层,使他接触到“安史之乱”的现实和苦难的人民,再加上谋官的失败,使他从追求理想的生活境界,逐渐转向对人生的现实思考,沉郁的心境代替了他早期的自豪,最终磨练成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成了盛、中唐转折期一位承上启下的伟大诗人。

  (一)

  “开元全盛日”、“天宝承平时”,讲的是盛唐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繁荣昌盛状况,如政治开明,思想比较开放,社会秩序稳定,人口增加,经济繁荣,各族间联系密切,国际交往频繁等,史称“开元盛世”。生活于这样环境、条件中的知识分子,大多具有积极进取、追求功名、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因此,对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大胆的批判精神和昂扬进取劲头就成了盛唐诗歌的重要特征,亦有人称之为“盛唐气象”。在这些诗歌中多表现这种盛世的自豪感,多追求个人价值,重在精神生活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扬;而诗歌情调又多充满着健康、乐观、奋进向上的气氛。

  自信心理、通达胸怀在李白身上表观的非常突出。李白一生,从“仗剑去国”,出蜀远游,到供奉翰林,乃至流放,虽满怀“济苍生、安社稷”的远大抱负,但一辈子也没正式被朝廷任命为官吏,“供奉翰林”只不过是宫中的一个弄臣而已。李白不愧为盛唐文化心理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诗人,虽屡遭挫折,但仍不屈不挠,昂扬进取,坚持在反映时代精神的道路上前进、探索;李白在盛唐时代精神的哺育下,养成了一种感情奔放,乐观激愤,兴奋超越抑制的心理特征;他的理想,他的苦闷,他的忧伤,都具有当时思想解放浓厚的时代特色——狂放的理想主义。正如范传正所说:“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这种狂放的理想主义,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成了盛唐气象的代表、典型。他在积极浪漫主义作品中所反映的就是盛唐的时代精神、面貌。因此说李白将盛唐精神发挥到了极致;随着公元762年他的去世,盛唐诗风也就告一段落了。

  李白诗歌特征是积极浪漫主义——主要表现在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方面,即表现理想与观实的矛盾,表现反权贵、轻王侯、傲岸不屈的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等方面。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火热情绪不断地从他的诗中流露出来。从李白所处的时代看,“开元盛世”繁荣昌盛的背后,埋藏着深刻的危机。李白的“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是为了要使帝国在统一、安宁、昌盛的道路上继续向前发展。这种理想必然同黑暗的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由于现实的险阻,使他“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其一)在广袤的世界上竟没有自己的一条出路。

  李白的理想主义往往带有狂放性、幻想性,而这与他的自负、自信的性格相连结。他常以大鹏自喻,要“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还常以鲁仲连、范蠡、乐毅、吕尚、管仲等自许,又常追韩信、郦食其,以壮士自居,幻想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凭着个人的才智和勇气,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铰》其二)终燃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现实社会却是“谁贵经纶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前途仍充满自信,“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基于自负与自信,他又有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傲岸不屈的思想性格,“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李白的傲岸正是表现对权贵的蔑视,对王侯的轻视。他揭露权贵的肮脏灵魂和血腥罪恶,怒骂他们是鸡狗。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中,一方面抨击讽刺了斗鸡者、哥舒翰辈,一方面又将董龙之辈靠崇上邀宠的行径,视为令人不耻的鸡狗;而他自己却是“一生傲岸苦不谐”。他以严子陵自喻,表明无心于朝政,“达也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钟鼓馔玉不足贵。”这种思想是盛唐诗人的普遍思想,富贵者也可以没落,贫贱者亦可能富贵。因此不能一味追求富贵,不能为富贵所束缚。诗人的磊落襟怀,放荡无羁的精神,为他的诗作披上了一层夺目的光彩。在作品中诗人的自我形象,非常鲜明,他激情如火,浩气如虹。突出表现了李白粪土王侯,浮云富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反权贵精神。李白对权贵是高傲的、桀骜不驯、飞扬跋扈的,对帝王也敢于不驯,“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他明确表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他与黑暗现实不合拍,与世俗庸碌不相融。而对一般老百姓则是谦逊、亲切的,如《丁都护歌》、《宿五顶山下荀媪家》等,都表现了对穷苦人的关切和体贴。

  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特征还表现在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方面,这一点在吟咏山林、隐逸求仙或描写饮酒的诗中显得最为突出。他在现实黑暗中找不到出路,他在现实中所见到的“富贵之家”多是腐朽、庸俗的,使他深切感受到庸俗虚伪世态炎凉的可怕,以及封建礼教对人的毒害和束缚,于是采取一种不与合作,背道而驰的作法:放荡无羁,天马行空,急切追求个人自由和解脱,迫寻已经失落的某种理想境界。他呐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他既感到自己不自由,渴望摆脱羁绊,同时也是对一种不平凡自由生活的向往。他认为大鹏不受任何羁绊,可以自由地翱翔于宇宙之间。这正是李白所向往、所追求的“无情游”(《月下独酌》)的最高自由境界。直到临终还念念不忘“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终歌》),这种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性格,在山水描写中表现得也很突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这是一种给人以壮大的、生命感的景色,唤起的感情色彩不是灰暗的而是鲜亮的,它是对生命的肯定和珍惜,体现着信心和力量。“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谣》)他所写的江河是奔腾千里不可阻挡的形象,他所描写的峰峦是“连峰去天不盈尺”(《蜀道难》)的奇险挺拔,高出天外。这些也都曲折地表现了李白要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李白认为现实社会是黑暗的。不自由的,因此他要到山林、仙境、醉乡中去寻求自由和解放;他这是借游仙、纵酒来蔑视现实社会的庸俗和虚伪。在《将进酒》一诗中,李白是借饮酒来摆脱愤懑、摆脱愁情的束缚,具有积极反抗的情绪。这首诗也是李白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他抒发的虽是一种愁情愤懑,但其中却蕴涵着自我肯定。李白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但却只能放任饮酒,用酒来浇铸心头的愁,来追求个人解脱。这不免又带上了颓放、消极的色彩。“抽刀断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这也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消极反抗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二)

  如果将李白与杜甫作一番比较,我们会发现,杜甫早年所怀抱的理想,整个生活态度,也是深受盛唐文化熏陶的,因此他心忧天下的胸怀、悲怆的感情、所遭遇的生活也基本是盛唐的。如他对自己政治前途的设想,以及日常生活的方式都与李白差不多,甚至他的不幸遭遇,几乎和李白在性质上也是一样的,而且两人的认识也有相似之处。李白在《梁甫吟》中说,当今世上是“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真正聪明有才智讲贤德的人却需要隐藏起来,而那些愚蠢、不怎么样的人倒在那儿很得意。所以世俗都看不起我、轻视我,把我看得像鸿毛一样轻。这是李白的遭遇。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凡以下引自该文的诗句,不再一一注出)中写道,理想“居然成濩落”,成了大而不当的东西。这样的结局,就是因为自己与现实不相融,其结果与李白一样,也是“取笑同学翁”,被人所讥笑。

  总的看,二者的遭遇差不多。但细究起来,还是有别的。他们各自对遭遇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李白是“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既然朝政如此混乱,我就不在朝里做官,不侍奉你。于是他就去隐居,去求仙;可杜甫却不同,“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决。”而且自己要像“葵藿倾太阳”一样,永远跟着“太阳”转。这可见他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李白动辄隐居、求仙、遨游,而杜甫始终没能走上隐居求仙之路。从他早年看,不是没有想过江海之事,他曾有过“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的隐遁过自由生活的志向,也想学“巢与由”,但最终还是“未能易其节”。

  杜甫为什么没有走李白之路?杜甫究竟比李白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可以说,在盛唐时代像李白的那种风貌在杜甫身上是没有了;那种高扬个性,追寻求自由和个人价值的盛唐气象在杜甫身上消失了。与此同时,以李白为代表的那种自负、自信在杜甫身上也没有了。李白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风云感会起居钓,大人兴安之。”(《梁甫吟》)。这些都表现出一种自负、自信。在杜甫诗中,像以上这些话是读不到的。那杜甫究竟比李白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多了矛盾纠结、体味不尽的感情,是迂回曲折、起伏不定,没有办法解决的感情。如“兀兀遂至今,忍为埃尘没?”就是一组矛盾。“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他是既不肯隐居,又不肯埋没;既不肯干谒,志向又不肯泯灭。这种种矛盾纠结在心里就逐渐形成了一种沉郁的心情。在《五百字》一诗的二、三段结尾处一再出现,如“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辍。”这种思想感情是“剪不断,理还乱”,自己无法解脱,也无力解决的。这样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使他不可能再像盛唐诗人那样飞腾了。他不能飞越世时之上去俯视人间,只能是眼观时事,形成一种写实态度、沉郁顿挫风格和矛盾纠结的情状。在诗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则是—种博大深沉而抑郁不平的境界。

  杜甫和李白不一样,与后来的白居易也不相同。他始终处于一种不能求得心理平衡的状态。李白的心理可以求得平衡,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往往以求隐、游仙、饮酒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和心理平衡,他始终生活在永恒和无限的追求之中,在他那里自由倾向是恒定的。白居易在穷达变化中,也能自适,达则“兼济天下”(如贬扛州司马之前),穷则“独善其身”(如被贬扛洲之后)。他能用“兼济”、“独善”作自我调节,使自己心理、精神总处于一种宁静、自如、和谐的平衡状态。唯独杜甫做不到。影响他心理平衡的因素有内外两个方面。

  外界因素主要来自安史之乱的爆发,面对这场灾难,每个人都要做出抉择,李白选择了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办法,仍不改诗风。人间在流血,他依然以飘逸之姿生活在永恒和无限的自由追求之中。他的慷慨自负,幻想建功立业,既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他就到仙界、醉梦中去寻求。像岑参等人对反映苦难生活不感兴趣,当理想和浪漫的东西又唱不出来时,他们就用高昂热烈的调子去讴歌边塞战争及军中生活。这样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之音与灾难现实就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唐诗逐渐由歌唱理想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激情转向了一个广义的现实主义阶段。

  影响心理平衡的因素还来自性格和气质。“风格即人”。由于性格、气质上的差异,也会影响创作方法及风格的不同。杜甫比李白小1l岁,他们从小都受过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都非常敏慧。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杜甫七岁即做诗文,十四岁已出游翰墨场,是个早熟作家。他们都曾有过漫游、求官、流放或漂泊的经历、遭遇。安史之乱的爆发,使杜甫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清醒。这对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执着于现实的性格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不同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经历,造就了他们各自的性格气质,从而走上了不同的文学道路。杜甫在当权者的冷遇下,在困苦的生活磨练中,特别是目睹安史叛军给国家、百姓带来的灾难,对社会认识一天天清醒起来,逐渐打破了对盛世的幻想。时代的急转弯和人民大众对他的影响,使他逐渐脱离了盛唐风貌,把如椽大笔倾泻到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和社会生活上,沿着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道路前进。杜甫的理想主义,重心不在自己内心的自由、超脱上,而在“仁政爱民”、“匡时救世”理想化的仁政模式的实现;他常常把忠君与爱国等同起来。他的个人价值不表现为主体情志,“自我”的个性发扬,而表现为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执着追求,反映时代面影,忧国忧民。当这种追求无法实现时,他仍执着于社会现实,深沉忧思,不肯离开、超脱现实。正因如此,他思想深刻,眼光锐利,表现深切,往往能从极平常的生活小事题材中挖掘出重大的社会问题,从特定的环境中反映出时代的本质。作品中冷静、客观地叙事、描写,反映百姓疾苦,揭露社会弊端的题材占据了重要位置。由于杜甫的坚忍执着精神,凝成了他“沉郁顿挫”的感情特色和风格特色。

  李白则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少有杜甫那种务实气质,更多的是浪漫色彩,愤世嫉俗,狂放不羁,容易迭宕起伏,想象丰富,感情奔放,自我意识强烈。李白的气质,自然地把他推上了浪漫主义的生涯。他从粗犷豪放的诗中找到了喷火口,作品感情浓烈,气势恢宏,形式丰富多彩,纵情写来,无拘无束,充满了理想色彩和批判精神,热烈的主观抒情和自我表现尤为强烈。

  杜甫的风格若是沉郁的话,李白则是豪放。李、杜虽然创造个性不同,分别走上了浪漫与现实不同的创作道路,但他们同是盛唐诗坛上的巨星;这两面镜子不仅将盛唐文化照得更加绚丽多彩,同时也开创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先河,成为中国文学的伟大奠基人。

  李白与浪漫主义的源头

  任何文学创作,都离不开对前人文化的继承,作为浪漫主义最伟大的诗仙李白,对屈原、庄子又是如何继承的呢?

  一、从积极浪漫主义屈原方面来看李白的浪漫主义

  屈原在楚地原始神话和巫觋、工祝有关宗教活动的基础上创造了“楚辞”,他的诗歌《九歌》、《招魂》、《离骚》、《天问》等篇,无一不带着鲜明的神话意识,而在李白的诗歌中,随处可见神话,即或不是神话,却也把它当作神话来描写的情景。比如《古风十九》中写华山就把华山人格化、神化:“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好一幅优雅缥缈的神女飞天图。“邀我至云台,高揖卫叔卿”,政治上不得志,信奉道教,长期过着游山玩水、修道炼丹的生活以及对浪漫主义的传承,使李白经常把道教的神仙传说融入诗中,神话构成了李白诗歌离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我们进一步研究屈原的浪漫神话。例如《九歌》中诗人叙写了一系列灵光飞扬的自然神形象,因相爱而不得相聚的湘江之神,充满失意而悲哀的“山鬼”,因不能长久地与“美人”聚合而烦恼的河伯……显然这一系列的自然神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即“万物有灵”。

  既然万物是有灵的,大自然是有灵的,人生的最高境界则应为“天人合一”,人生最大的自由莫过于回归自然。李白对大自然的那种无比的热爱,其实质即是他天人合一生命观的一种表现。大自然中,最神奇、最为一个道教徒(李白)所重视的应该算明月了,李白的笔下,几乎随处可见明月的意向。“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三个生命体,明月、形体、影子,它们融洽相处得那样亲切自然;“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把我的愁心托付给亲爱的朋友明月、长风,明月与长风和作者融洽无间、天人合一,李白的性灵融合在自然之中,与月一体,与风一体,明月即李白,长风即李白,高山即李白,流水即李白。

  从“万物有灵”的角度看,从“回归自然”的角度看,李白的生命是整个宇宙。

  回归自然,我记得古代有一句表现回归自然的话——“日月星辰胸中走”,如果李白就是整个宇宙的话,那么,从这个视点出发,我们去体味李白浪漫主义那雄奇的夸张,“疑是银河落九天”、“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与尔同销万古愁”等一系列突破时间的、空间的、现实的、理性的思维障碍的夸张,那又有什么奇特的呢?而西方文艺所说的“三个大”又有何难呢?

  二、从消极浪漫主义庄子方面来看李白的浪漫主义

  追求与大自然神秘的契合,反对用理性的思维让人与自然分离,这一点是李白和所有浪漫主义诗人、文学家共同具备的,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宇宙意识。

  我们来看另外一位浪漫主义大家庄子。庄子因梦见蝴蝶,他分不清到底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变成了蝴蝶。李白终身以大鹏自比,是他能够像大鹏一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还是大鹏能够像李白一样有放荡不羁的思维?具有强烈的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的人,是不能为理性而牺牲自己内心的灵性的。他的灵性只能深深地来自他的生命,来自他对生命、对宇宙的神秘契合的强烈的爱。具有宇宙意识的人,能够超越事物的两端。李白就是这样的人,生命是美好的,死亡也是美好的,把生命的得与失、痛苦与欢乐一起来下酒,从而成就了他光耀千古的诗篇。他的浪漫主义之所以具有这种神奇的思维,是源于他对生命强烈的爱,源于对任何一个自然生命的认同(比如有月亮、高山、流水,它们都是生命,是李白生命存在的形式)。于是,具有强烈宇宙意识的人,为了自己生命的长存,他们隐退了,退到山林做起了隐士,而世俗的政治、战争等等俗事会干扰他们生命的存在,于是,他们向社会道德进攻,李白是这样的,庄子、陶渊明也是这样的。在李白的很多诗中,表现出了归隐、及时行乐的思想,如《白云歌》、《将进酒》等。

  李白化为月亮完成了他生命之长存,而庄子又是怎样的呢?记得林语堂在《老子的智慧》中记载,庄子快死的时候,弟子们商议要厚葬,但庄子说:“我用天地为棺木,日月做壁玉,星辰做葬珠,万物来送葬,这不是很好的葬礼吗?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显然,从屈原、庄子到李白,他们都追求把生命融入宇宙的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读一首我们小学就熟知的《望庐山瀑布》。

  整首诗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视点,一个遥字并不能体现其视点,诗人不是站在高处向下看,也不是仰视瀑布从天而下。如果诗人是一座高山,或是这个宇宙的话,那么,诗歌视点的空间障碍则全部消除了,“其大无内兮,其小无垠。”那么,从小的角度看,如果诗人化为瀑布中的一滴水,这滴水不怕身体失重、生命失重,他只是用自己的势能往下冲,往下冲,而且越落越快、不可阻挡。这是他整个生命所蕴藏的全部能量,那一滴水,不止是他的生命,他就是李白,这时李白已经化作了瀑布,他不知道瀑布是他,还是他是瀑布,天地晕眩了,岩石模糊了,他也为自己的力量感觉陶醉了,三千尺的长度对他来说太长又太短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李白的诗:“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诗中作者塑造了“天人合一”、与道相合、回归自然的自我形象,这个能与溟涬同科的“自我”是李白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思维基础。

李白的父亲究竟是罪人还是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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