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荣国府的至亲贵戚，林黛玉也不例外地是那一社会统治阶级中人。她出生于一个世袭侯爵、支庶不盛的书香门第，这就是为那一时代不少人羡慕不已的所谓“清贵之家”。官僚的父亲，因为“聊解膝下荒凉之叹”，把这个独生女儿提到男子的待遇来抚养，从小便教她读书识字，爱之如“掌上明珠”。看来，她有着一段比较娇惯的、不受拘束的童年生活。但是，由于先天的体质纤弱，再加上母亲的早丧，使我们又看到，在她的童年生活中，又笼罩着一层不散的忧郁。
这个清贵的官僚家庭，似乎没有来得及对她进行更多的阶级教养；也似乎没有来得及把那一社会给女人所规定的一切，带给她以深刻的感受；而是只给她的终身留下了一个空洞而温暖的回忆，让她向社会人生迈开了第一步。为了“减轻父亲的内顾之忧”，她来到了正是“花柳繁华”的荣国府。
当她一跨进荣国府的大门，立刻就被封建家庭里面的“脉脉温情”包裹住了。贾母把她“搂入怀中，心肝儿肉的叫着哭起来”；王夫人吩咐人拿出缎子来为她裁衣裳；凤姐也携着她的手说：“要什么吃的，什么顽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不好，也只管告诉我”，并且又立即叫人赶紧去为她收拾住房……。这个远道而来的外孙女儿，不仅一登门槛就受到了这样盛情的接待，而且此后贾母对她的“万般怜爱”，既把迎春、探春、惜春三个孙女“倒且靠后”了，而且“饮食起居，一如宝玉”。的确，在荣国府里谁曾受到过这样的宠遇？怜爱已经达到至高的程度了。荣国府里的人们，谁不对这个“举止言谈不俗”的姑娘，投过来尊敬的、热络的目光？
不仅如此，那个使她一见之后便发生异样感觉的表兄，又与她“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其亲密处，“亦较别个不同”……
还是启开了那绝代悲剧的序幕？
复杂的生活现象，首先就是为我们展开了这样的“人生之谜”。
初到荣国府时，我们看到林黛玉留神地观看着一切，彬彬有礼地应接着一切。她似乎谨记着母亲的.遗言：“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因此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
这样谨小慎微地做人，也许自有它的好处吧？
可是，我们又看到，她似乎并没有认真这样做。她很快地就给荣国府的人们，留下了“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印象。
原来，她初来时的那种“留心”、“在意”等等，只不过是从这样的一个动机出发：“恐被人耻笑了去。”毋怪乎她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好感，而只是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有着高度自尊心的少女。
但是，命运仿佛恶意地拨弄着她，不久她的父亲又死去了。当她回到故乡去料理过丧事，再回到荣国府中来时，这时她已经不是来此作客的扬州盐课林老爷的小姐了，而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前来投靠贾府的亲戚了。处在这样的情势下面，自尊心显然失去了安放的地方，而她的“孤高自许”也显得更加不合时宜了。
但是，这处境的改变，并没有使这个少女的生活态度也跟着改变起来，而是似乎更加挑起了她的心高气傲，更加使她多疑地注视着周围，唯恐有人对她怀着歧视和轻蔑。周瑞家的送来了两枝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它的“维妙新巧”，而是是否“别人不挑剩下的”。元春归省时，大家赋诗行乐，她本可以随声歌颂一番，但她一心只想“大展奇才，好将众人压倒”，后因不能“违谕多做”，便“胡乱做一首五言律应命”。贾母为薛宝钗庆祝生辰，她心里感到不快，这原是不宜流于言表的，但她偏偏露出“不忿之意”。史湘云说她像戏台上的小旦，众人都笑着附和，她本来也是可以一笑付之的，但她却敏感地觉得，这样的拿她和“戏子”相比，是一种带有轻蔑意味的“取笑”，因此大为不满，不禁怒形于色……
看来，在这个少女的身上，有着太多的敏感和自尊。她的气量显得是如此的狭小。但这一切，总是由于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个解不开的隐痛，这就是她的依人为活的命运。她不安于这种命运，但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这种矛盾，经常扭曲着她的感情和心理，于是她的心境就永远得不到平静，并且招惹着许多看来是不必要的烦恼和痛苦。
有一次，她去敲怡红院的门，晴雯误以为是丫头，便拒绝开门。这个纯粹的误会，想不到竟是这么严重地挫伤了她。如果她真的在门外“高声问她”，事情也就解决了。但寄人篱下的处境，不容她多想，只是立刻在她的心里唤起了这样的感觉：“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如今认真呕气，也觉没趣。”真的，再没有甚么比损害了这个少女的自尊和触痛了她的依人为活的命运，更能使她伤心的了。那一夜，她“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第二天，她看见落花满地，便触景生情地写出了那篇有名的《葬花词》。
落花，把那一时代，只能任人践踏不能由自己主宰的妇女命运，在她的心里唤醒了。
但是，这个少女不能认识得更多，她把这种命运的不能解除，都归因于自己的没有家。于是，她害上了无可解除的思家的忧郁症。大观园里的繁华热闹，别人家中的笑语温情，乃至自然界的落花飞絮、秋风秋雨等等，无一不在她的心里引起无家的哀痛。整个世界在她的面前，仿佛都变成了制造眼泪与忧愁的原料。
看来，这个外祖母家并没有对她显出厚薄，一切都待她以小姐之礼。她仿佛是用太多的猜疑和过量的偏狭折磨着自己。她似乎看不到，用钱如淌水的贾府，那里会在乎这个外孙女儿的衣食费用？同时又何尝在她的面前露出过丝毫的“小家”气派？更何况封建家族太上权威的贾母，是这样的“万般怜爱”着她；她的失去父母，不仅没有因此受到歧视，倒是更加引起了这个老太太的温情与疼爱。的确，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好亲戚的门里，有什么必要，这样念念不忘于自己的伤痛呢？要是换上另外的一个人，不是早已感到幸运吗？
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林黛玉为人的非常微妙的魅力。
原来，这是一个永远不用别人的衣裳，来忘掉自己寒冷的人。这是一个永远不把别人的怜悯和施舍，当作自己的幸福的人。同时，这又是一个愈是处在屈承的境遇底下，就愈是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的人。
这样的性格，生活在那样的时代，就成为一切痛苦的来源。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一个人所能享受和痛苦的，都只能是社会给予他的东西。”因此，林黛玉的痛苦，不是由于她的敏感和多疑，更不是由于自尊，而是由于造成这种敏感和多疑、并压迫着这种自尊的私有制度。私有制度，这是一切痛苦和罪恶的总根源。
在一切以家为起点的中国封建家族社会里，一个人的价值、尊严、地位等等都是以家私来计算的。所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家有万贯，身值万贯”等等正是说明了这种情形。因此，一个没有家的人，就等于失去了他的全部身价，整个世界就好像在他的面前竖立起来，没有一块是属于自己立足的地方。失去家的林黛玉，虽然在贾府里找到了一块栖身之处，但是私有社会制度把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种种界线、种种观念以及其它许多精神上的障碍，并没有在她的心里消除。同时，更没有在周围的人们心中消除。
而且，私有制度把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那许多仇视、倾轧、争夺、欺诈等等，每天每日在荣国府的围墙里面、在林黛玉的身边发生着。面对着这种情形，连那个还不十分懂事的丫环佳蕙都发出这样的慨叹：“这地方本也难站！”难道在那许多势利的眼光下，一身之外无长物的林黛玉可以安下心来？
不仅如此，即使是这个家庭里的正式成员，又何尝能够安下心来呢？小姐探春说得好：“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种感受，在林黛玉这个外来人的身上自然就更要加深一层了。实在说来，人们恭敬她，只不过是因为恭敬太上权威的贾母。同时，别人所给她的这种疼爱，既然可以慷慨地施舍，当然更是可以合情合理地收回。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果然如此？是的，要是非等到别人露出脸色，才开始感觉到仰人鼻息的悲哀，这已经几乎是每一种人都可以达到的“品格”了。
由此可以看出，林黛玉的多疑和敏感并不是她自己找来的毫无根据的痛苦。倒是透过了她的这种多疑和敏感，让我们看到了，那一社会是具有着一种甚么样的魔力！它可以隐秘地、曲折地折磨着一个人，并且把一个人损伤以后，甚至会使你觉得完全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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