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很巧妙的将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红楼梦》四大家族略考。在作者的头脑中，历史的变迁而诱发的思考，不断与个人的经历诱发的思考融合，与审美意向统一，不断的使各种理念内化合与情境、意境相结合而升华，从而产生了其特有的文学结构。
书中第四回通过门子的话点明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皆连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扶持庶饰，皆有照应的”。
“四大家族”的原型对研究《红楼梦》的历史社会背景至关重要，对全书的结构研究也很重要。四大家族原型的揭示，既是对《红楼梦》一书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批判、理解、反思的种种表现的揭示。也识从《红楼梦》去认识历史世界的一个途径。
对《红楼梦》的研究，无论是哪个角度、哪个方面，都是严谨的态度为前提的，而对《红楼梦》中的历史背景问题，尤其是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实际上更应考虑其重要性，这些问题看起来是一些小问题，而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如错误，则“差之毫厘，？？以千里”。对待这些问题，报需审慎，颇应斟酌。
的确《红楼梦》中含着曹雪芹的家世，也暗含着了“四大家族”的历史原型。而“四大家族”的社会存在本身，就是《红楼梦》要表达的社会历史生活。在这点上，历史的文献资料十分重要，而历史的文献资料的可靠性更显得重要。对这些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上，对于其细节如时间段、可能性的分析，从至每一细节都是至关重要的。
有这样一来一种对隐含“四大家族”的说法，其意在于说明有关曹、李两家的史实事，先是引用了《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说：“赵孊孊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这样说，咱们家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贾琏道“这何用说呢！不然，这会子忙的是什么？”凤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有造化赶上”。赵孊孊道“唉约约，那可是千载难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咱们贾府正在故苏痒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架一次，把银子花的海水似的！说起来……”凤姐忙接着说“我们王府也预备嗰一次，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赵孊孊道“那是谁不知道？如今还有个口号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还有现在的江南甄家，唉约约，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泥土，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字竟顾不得了。
庚辰本在此段文字之前凤姐忙道“省亲的事竟准了不成”上眉批云：
大观园用省亲出题，是大关键，方见大手笔文立意。
上面这段文字，在甲戌本里面，已成为甲戌本第十六回前评，并紧接这段文字之后，有一段重要文字。
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新中国多少忆惜感今。
接下来便是这种说法，对曹寅、李煦承办接驾大典，没下巨额亏空，为后来两家抄家败落之原因，以及对这一回文字的`确隐括着曹、李二家一桩“兴衰际遇的泼天大事”。
诚然在这段分析清楚入情入理，历史料充分，载选得当，可谓经典。
而后接下来的分析，变有些疑惑了：“……引用这一大段文字，还隐括着李煦家的另外一段往事，这就是王熙凤说的‘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段落话。
原来康熙二十三年，李煦曾任宁波府知府，这是向外商开放的确口岸，当然会与外国人接触，康熙二十年，开放海禁，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四处机构。李煦之父李士桢于康熙二十一年任广东巡抚，此时正在广东巡抚任上，当时的对外通商口岸，以广州为第一，许多外国货物，大多经粤海关入。所以李士桢、李煦父子两人与外商接触较多。上引王熙凤这段话，实际就是以李家父子的事实为素材（以上参阅冯其庸先生的《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红楼梦>的关系》）
上一段，乍一看，分析的有理，但细细琢磨，便又丛生疑窦：
“我爷爷专单管各国进贡朝贺之事，粤、闽、滇、浙所有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句出于王熙凤之口，而且是“单”管，并四大海关皆管。而且是管“朝贺”吗？众知，李家应为史家原型，而如果说李、王、史三家不混淆了吗？那曹雪芹只写“贾、史”两家既可，还要虚构或合并一些史实吗？。李士桢于广东巡抚任上时外来贸易到底如何？他管了多少此类事？四大海关是否归巡抚管辖？
看来，这一且还需从李士桢这位广东巡抚历史记载上找答案。
李士桢，生于（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本姓姜，山东昌邑人，成人后降清，于（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正月由江西巡抚调任为广东巡抚，江西巡抚由佟康年（佟佳氏）补任。这年，李士桢六十四岁，而在（1687）康熙二十六年，李士桢六十九岁时，吏部有这样一个折子，“左都御史王鸿绪疏蚕广东巡抚李士桢贪污不法，年老昏愦各疑，除事在赦前，及疑无确据者，无庸议外，李士桢年六十九岁昏愦是实，应照年老例体致。从之”。于是李士桢在六十九岁，走完了他的仕途，在广东巡抚任上五年，于（1695）康熙三十四年，七十七岁亡故。
实际上李士桢在广东巡抚任上，还是做出了一些实事，如科举、兵治、水利、缉匪，康熙二十三年《清史稿》记“和兰以助郑氏功，首恶请开禁海通市，许之。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李士桢疏中有：“……自奉皇恩，大开海禁，贸易船只皆由海运利便，商民欣耀，一切船饷税务，奉有欣差，吏部朗中臣宜，户部员外郎臣成临粤监督管理市船司旱路船饷，自康熙二十四年起，已归関部征收……今日关部所收之海税，即以前市舶司收之旱税，关部业已移取档案接管……。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白上疏中：“……之公私宜霞，清设专官，便商民以足国用事……今苛皇恩驰禁开洋，一切商民货物，俱有海上船运，自康熙二十四年起商人俱赴盐督纳税，老师笔记《《红楼梦》四大家族略考》。今日监督征收海上出入界口贸易之货税，原是一项……今日粤东铂饷，既设监督征收。……”
臣思开海贸易，乃皇上恤商裕民之德意，伏读上谕谆谆，以裨小益民，惟恐重累为念，深仁厚泽，海内莫不感颂沾濡。至于当日禁海之时，奉旨香山奥旱路贸昌……今日货物壅滞，商人稀少，关部二十五年所收之税，不及二十四年初开洋船之税，今若重征，竟使一货两税，……为此，不避昌渎之罪……伏乞皇伤痕府念市舶税已归部……。臣谨会同两广总督吴含疏具题，伏乞下该部议覆施行。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口日。（抚粤政略二奏疏）。不安定因素难看出，以上的两个折子中李士桢的大体意思，既对，开禁海令，非常欢迎，又对关税问题，尤其是对关税征收，和设立机构，说了他的看法。
其实，我国最早的“关税”最早的“海关”起源于春秋时代。当时叫做“关市之征”。就是国家规定货物通过边境的“关”和国内的“市”，要进行检查和征收赋税。《周礼天官》载：“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当时周代中央收赋税，关市税是其中的一种，直接归王室使用管理，这样的管理一直持续着，而真正意义上的海关是清初出现的，康熙二十四年，当时清政府刚刚解除海禁，为加强对外贸易管理，清政府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设了四个海关。
清初，顺治十二年（1655），十三年（1656）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四年（1675）五次颁布禁海令，顺治七年（1660）康熙元年（1662）十七（1678）三次下达“迁海令”，此后朝廷大臣，地方督抚，对海禁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以武英殿大学士纳兰明珠，直隶巡抚李光地等，拥护禁海而其他一些大臣，尤其是闽、粤、浙。苏各省的地方官吏，则反对禁海。康熙十五年（1676）始，福建总督范承谟，江苏巡抚慕天颜，福建巡抚吴兴作以及监察御史李清方，广大巡抚李士桢，工科给事丁泰等，上疏皇帝，反映海禁造成的经济衰败，财政困难，百姓窘迫，铸铜枯竭等情况，认为只有开海禁贸冒才能解决“赋税日缺”“铸铜匮拙”等问题。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统一了台湾，三番之乱亦已平息，为废除海禁创造了条件，康熙皇帝，支持了范承谟等人的主张，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式停止海禁：
“今海内一统，宁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今出洋贸易，得旨开海贸易”。（清文通考）
第二年，宣布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为对外贸易港口，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四个海关，专负责海外贸易事务。
时康熙二十四年（1685），虽在广东设立了粤海关，但实际对关口贸易的实际管理是海关机构本身，并非地方官员，而李士桢上疏，也只为建议税收方式的具体问题，并赞颂开禁之德，此年实际李士桢已六十七岁，距离任广东巡抚不到两年。
这就使得，《红楼梦》中，王熙凤曾言“……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句，是暗指李士桢所做为站不住脚。一是地方官员，并不直接管辖，四大海关之事，二是广东巡抚不可能“粤、闽、滇、浙所有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说明了一点，既王熙凤所指的“我爷爷决不可能是指李士桢，或巡抚，总督一类的地方官员，当时权力更大，有直辖粤、闽、江、浙”海关权限的贵族大臣。
再看一下王熙凤前面的话：“……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看来这位王家的高官大吏不但掌管海关贸易事务，还管外国的朝贡。
清朝的海关，对外国贸易，和外国的朝贡，虽有联系，但并不是一码事。
先来看一下对外贸易，在清代前期，海外贸易进出口物品数量是空前的，出口主要是丝、丝织物、药材、糖、纸张、书籍、瓷器、茶叶、土布、麝香、朱砂，明矾、水银、甘草、生锌、桂子、樟脑等，其中以生丝、丝织品、茶叶、瓷器为大宗，进口商品主要是日本的确黄铜、银、南洋的米、石头、象牙、沉香、速香、布、槟榔、砂仁、苏木、铅锡、珀、玉、棉花、牙鱼、盐、角、燕窝、玳瑁、沙藤、打火石、水兵牛皮、鱼翅、海参、毛纺品、海菜、胡椒、鱼肚、片等，其中以米为大宗。
欧洲输入的商品有香料，药性鱼翅、紫檀黑铅、棉花、沙藤、檀香、苏合香、乳香、没药、西谷米、丁香、降香、胡椒、藤于、白腾、黄腊、银元、珊瑚、瑪瑙、小标题玻璃器皿，洋参等，其中银元、棉不、棉纱为大宗。这此进口的货物，交易最多，最繁盛的是在广州的粤海关。当然着是在康熙三十八年以后，欧洲国家在广州设立商馆以后逐步扩大起来的。此时，李士桢早已做古了。
而在此以前，清政府在禁海令，迂海令实施的时期，并未取消“宗藩关系”，也未取消“朝贡”。顺治十八年十荷清贡，清政府同意“两年一贡”康熙二年（1663）十月，荷兰被清政府令“八年一贡”康熙二十二年后，改为五年一贡，荷兰的“朝贡”并非大宗贸易，本身是以“朝贡”形式试图获取设立商馆和通市，但直到雍正七年（1729年）才在广州设立商馆，已远远落后于英国。但因荷兰曾协清军一台湾，其“朝贡”一直是获准的，这一阶段，荷兰成了向清政府“朝贡”的唯一欧洲国家。
“朝贡”的物品自然与贸易商品不同，它更高档精致，包含了当时西方的新科技工艺和发明，它本身是“贡”与清皇室的礼物，在当时的中国，实实在在是“稀罕”物。
在这一时期荷兰“朝贡”的有：钟表类：自鸣钟，万年如意八音钟，时刻报喜各式金表，大型玻璃工艺品：白石昼，玻璃桂灯，照身镜，大镜，人物镜，玻璃镜，玻璃匣，玻璃屏风。纺织品有，哆哕呢，红银缎，五色绒毡，织金大绒毡，大红绒毡，织丝线缎，其它还有冰片，葡萄酒，蔷微露，雕制夹板船（模型）这些贡品，在《红楼梦》中都有过相似的描写。不难看出，在贾府中，或藏，或用的几乎是贡品，而在清政府，贡品是如何得来的吗。
王熙凤那句话已经点明，她爷爷，即管着朝贡，管着贸易，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吏呢？这个大吏只能是一个能够在礼部、理番院都能有控制权力的大臣，这样的大臣，在清初基本上都是由内大臣一类的满贵族的有实权的大臣充任，这样的大臣决不是一个巡抚，而且是只在二年中就卸任的巡抚能具备的能力，最关键是他能控制着朝贡，因清庭在海禁期间，并未禁止荷兰朝贡，而在朝贡的事上是由礼部和理番院管理。礼部的掌管事务中既有礼仪和贡朝之项，而理番院是清廷独有的一个机构，等同六部，亦设尚书，在理蕃院的中的王会司，有掌管朝贡的权力，徕远司，柔远司也分别掌管朝贡事宜，清初，东南所来的朝贡，由礼部负责，而由西北的朝贡由理蕃院负责，随着清廷对理蕃院的重视，而理蕃院较礼部的权限越来越大。
所以，看开头，王熙凤所说的那一段话中，能够做到这一切的“我爷爷”决不会是李士桢、李煦等，而是一个身处内阁，负责过清廷外交事务，并与理蕃院、礼部有关系的满族贵族内阁重臣。在那一时间段内，只有做为副使进行中俄谈判，后在平定准葛尔部葛尔丹叛乱中英勇殉国的佟国纲或其兄弟袭一等公的佟国维的两位内阁重臣。
“四大家族”其中贾、史、王三家可以确定，贾家原型——曹家，史家原型——李家，王家原型——佟佳氏家族。
至于薛家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杭州织造孙家，也不能排除倍受康熙重视，与曹寅厚交的皇商王明纲家。
对“四大家族”的研究非常重要，他不但能揭示《红楼梦》一书起伏的结构，也能说明书中内容与历史的楔合，更能由此理解，揭示作者对那个时代的上层贵族官宦的社会生活的思想观念的内含。
纵观《红楼梦》，史家已趋败落，薛家本是皇商，在政界权势不大，也在走下坡路，贾家在书中前部分如日中天，但败象已显。他们后来唯一的依靠是王家，而王子腾死后，便“呼拉拉似大厦倾了”这与自康熙四，雍政继位至雍政六年的历史风云变幻，从事件的时段到顺序，几乎完全吻合，而某些具体事件，例如雍政元年李煦获罪，佟家力保，而雍政五年佟家垮台，二月后曹家既被抄，而李煦也再度获罪，（参看《大清会典.事例卷》《大清世宗皇帝实录中》中的秦章和上谕）也正应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伏持庶饰……”。
实际上考证并不是为了考证本身，则是为了《红楼梦》的历史比较有一个出发点，因为书中的结构内容与历史事件的构成息息相关。在历史长河中，为官者宦海沉浮，时而位报人臣时而抄家流放，在《红楼梦》中作者将对这些宏大内容的思考，完全体现在了《红楼梦》的主题内容和结构上：
“因嫌纱帽小型，指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日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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