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题木居士》鉴赏古诗其一

2023-05-15 韩愈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接触过古诗吧，古诗言简意丰，具有凝炼和跳跃的特点。那什么样的古诗才是好的古诗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韩愈《题木居士二首》鉴赏古诗其一，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题木居士二首（其一）

　　韩愈

　　火透波穿不计春，

　　根如头面干如身。

　　偶然题作木居士，

　　便有无穷求福人。

　　韩愈诗鉴赏

　　唐时耒阳（今属湖南）地方有木居士庙，贞元末韩愈路过时留题二诗，此为其一。诗是有感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发，非一般应景的题咏。诗中木居士与求福人不妨视为官场中两种人的名称。作者运用咏物寓言形式，在影射的人与物之间取其相似点，获得了丰富的喜剧效果。

　　汉代南方五岭间有所谓枫人的杂鬼。以枫树老而生瘿，形状类人，被巫师取作偶像，借施骗术。

　　木居士大约也是同一类木魅。它原本是山中一棵普通老朽的树木，曾遭火透（雷殛），又被波穿（雨打水淹），经磨历劫，伤痕累累，被扭曲得根如头面干如身这样一种扭曲的形状。前两句交代木居士以前的狼狈处境，揭其老底，后两句则写其意外的发迹，前后形成鲜明对照。幸乎不幸乎，世间的机遇往往带有偶然性质。老树根干状似人形，本是久经大自然灾变的结果，然而却被迷信的人加以神化，供进神龛。昨天还是囚首丧面，不堪其苦，转眼变成堂堂皇皇的木居士，于无佛处称尊了。其名与实、尊荣的处境与虚朽的本质是何等不协调。在讽刺艺术中，喜剧效果的取得，多着力于揭露假、恶、丑的事物的表面现象与内在本质的极不协调，换句话说，就是把无价值的撕毁给人看（鲁迅）。

　　可诗的妙处尚在最后一句，它摹画出这样一幅图景：

　　神座之上立着一截侥幸残存、冥顽不灵的朽木，神座下却香烟缭绕，匍伏着祈求保佑的善男信女。这种庄严的、郑重其事的场面与其荒唐的、滑稽可笑的内容，再一次构成不协调，构成喜剧冲突，使人忍俊不禁。这里挖苦讽刺的对象又不仅是木居士了。

　　木居士虽然可笑，而求福人更可笑亦复可悲。诗人是用两副笔墨来刻划两种形象的。在木居士是正面落墨，笔调嬉笑怒骂，尖酸刻薄。对求福人则著墨不多，但有点晴之效：他们急于求福，欲令智昏，错抱佛脚。木居士不靠他们的愚昧尚且自身难保，怎么可能反过来赐福于人呢？其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不是荒唐之至么？诗中对木居士的刻薄，句句都让人感到是对求福人的挖苦，是戳在木居士身上，羞在求福人脸上。该诗妙处，就在于抓住了聋俗无知，谄祭非鬼（《溪诗话》）的陋俗与封建官场中某种典型现象之间的相似点，借端托喻，以咏物寓言方式，取得讽刺鞭挞的效果。

　　韩愈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人，人称“韩昌黎”。韩愈，19岁开始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中”，直到25岁才考中进士，后在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中又连遭失败，仕途坎坷。多经反覆，直到35岁才当上京官“四门博士”，后升迁为监察御史，又因为为民请命，得罪当政的京兆尹李实，很快被贬为阳山县令。唐德宗死后，韩愈重受提拨，先后当上国子博士和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向皇帝上书反对迎拜“佛骨”的《论佛骨表》，得罪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他先后作《祭鳄鱼文》释放奴隶，深得百姓爱戴。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即位，韩愈被召回作国子祭酒，后转吏部侍郎。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57岁，追赠礼部尚书。

　　韩愈的真正成就，在于文学领域。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年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YM的文风。苏轼据此称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韩愈的诗作也取得很大成就。他不拘泥于李杜，而是有所革新与创造，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

　　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韩愈的“性三品说”在哲学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韩愈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就是说，人性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情是后天产生的。性的内容表现为仁义礼智信(五德)，情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性情人人都有，但程度不同。韩愈认为，这种差异也是天生的，因而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相应的情也有三品。根据这种理论，韩愈提出对上等人用“教”的办法，对下等人用“制”的办法，使之“畏威”。这种理论同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一脉相承的。性三品说，必然导致英雄史观。韩愈认为，历史由“圣人”创造，这是性三品说的必然逻辑结论。韩愈的作品，充实了盛中唐文化，为我们留下了瑰丽的文化遗产。他的思想观点，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的思想进步，成为我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位杰出人物。

　　韩愈的作品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门人李汉曾编其遗文为《韩愈集》四十卷，今有《韩昌黎集》传世。

　　《韩愈文集》的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整理注释的韩集有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童第德《韩集校铨》等。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

　　《全唐诗》编其诗十卷，《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诗12首。

　　关于韩愈的典故

　　典故一：叩齿庵

　　韩愈来到潮州后，有一天在街上碰见一个和尚，面貌十分凶恶，特别是翻出口外的两个长牙，韩愈想这决非好人，心想着要敲掉他那长牙。韩愈回到衙里，看门的人便拿来一个红包，说这是一个和尚送来的。韩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对长牙，和那和尚的两只长牙一模一样。他想，我想敲掉他的牙齿，并没说出来，他怎么就知道了呢?韩愈立即派人四处寻找那个和尚。见面交谈后，韩愈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很有名的潮州灵山寺的大颠和尚，是个学识渊博的人。韩愈自愧以貌看人，忙向他赔礼道歉。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后人为纪念韩愈和大颠和尚的友谊，就在城里修了座庵，叫“叩齿庵”。

　　典故二：性情中人

　　韩愈性格开朗豁达，与人交往，无论对方发迹或是潦倒，他始终态度不变。年轻时同孟郊、张籍友善，二人声名地位还不高，韩愈不避寒暑，在公卿中赞扬推崇他们。张籍终于得中进士，荣获官禄。后来韩愈虽然身份显贵，每当办完公事的闲暇，便同他们一起谈话宴饮，论文赋诗，和过去一样。而他对那些权豪势要，看作奴仆一般，瞪着眼睛不屑一顾。韩愈很善于诱导勉励后进，留在家中做宾客对待的十分之六七，即使自己早餐也吃不上，仍和颜悦色毫不在意。他总以振兴名声教化、弘扬仁义为己任。帮助内外亲和朋友的孤女婚嫁的近十人。

　　后人对韩愈的评价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如此人中鸾凤，却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极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而且有幽默的一面。——潘向黎

　　韩愈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他的影响使无数帝王将相相形见绌。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为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弱”的丰功伟绩。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25岁中进士，29岁登上仕途，却在功名与仕途上屡受挫折。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县令。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又量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

　　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过耒阳，专程拜谒了杜甫墓，并作长诗《题杜工部坟》以吊之，最先认识到杜诗的价值。

　　与衡州刺史邹儒立会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题古诗二十韵。《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全诗凡二百言，一韵到底，一气呵成，音调铿锵，气势磅礴，为自唐以来题咏石鼓千古传诵、脍炙人口之杰作，亦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推崇，步其韵而歌者不乏其人。尤其是“瞰临渺空阔，绿净不可唾”两句，已成为后世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句。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登临祝融峰，“韩愈开云”千百年来在南岳衡山传为佳话，历代文人以“开云”为题歌咏不绝。

　　他也是第一个写诗吟诵禹王碑的文人，明代杨慎称其《岣嵝山》一诗“发挥称赞岂在石鼓之下哉?”

　　因此四事，成为对衡阳人文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大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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