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边策思想考述论文

2018-12-05 杜牧

  杜牧作为中晚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和政论家,少负卓名而才思敏捷,时人以为李、韩之亚匹。杜牧虽为时之盛名诗家,其志略却始终着意于辅佐国稷,“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是其平生报国愿望的写照。史载杜牧“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素以收复河山,平定中原,庶兴民生为己任,而“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列病尤切。兵法戎机,平昔尽意”。作为文人和诗人的杜牧,并不简章自居和划地自牢,而是以儒家士人的志节和品格力行实务,概论兵机要策,并多次上书朝署宰相,献略划谋,以为安靖边关、削平藩镇之计辅。非特于其略志策论中对于边事详加志略,杜牧在其贺表诗文中广泛表现出于边疆事务和国境安宁的关注,于拥兵自重,恃武秉钧的藩镇和袭扰边疆的回鹘予以切责抨击,并切实提出规复河湟、略定异戒的战策步骤,文章之间立论精要,豪情凛然,为历代诗家所不及。故后人评述牧之“其通古今,善处成败,斉辈所不及也”。兹以杜牧集中存文的边策思想裨以类分,综述其义。

  凡举杜牧文集,其为兵事章文尤为剀切精当,纵横奥衍者,莫过于其论谏之文。杜牧于文中对于其时唐代屡经离乱,藩镇纷起,戎夷内侵的局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谏言,并以所注文和所序之兵家要旨,于当时北方及中原局势进行切实的考察和论证,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平乱措施,以干谒重臣,谋求经纶之要旨。其中《罪言》、《原十六卫》、《守论》皆为传世之文,而精论时局,为后人所叹服。

  1.杜牧集论述文中的清藩思想:《罪言》

  杜牧集《罪言》之所述,是针对中唐敬宗、宣宗之时河湟叛而复离,边将擅制的局面所提出的归复河山之道,具有挽救时局,赞画方略的性质。而杜牧毕生沉论于下僚,胸中志略虽抒之于简册,始终未能脱略于文人立身的思想观念,故而在其开篇即言道:“国家大事,牧不当言,言之实有罪,故作《罪言》”。尽管胸中才略无法悉数发挥,但杜牧还是为国家之事而呐喊疾呼,并贡献出自己的才华和心力。在《罪言》中他就当时的政局和乱离写道:“呜呼!运遭孝武,擀衣一肉,不败不乐,自冗中拔取将相,凡十三年,乃能尽得河南,山西也,洗削更革,罔不顺适,唯山东不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退,岂天使生人未至于帖泰耶?岂其人薄未至耶?何其艰哉!何其艰哉!”这不仅是对于国事的忧愤与不平,也是诗人内心深处爱国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反映。杜牧在文中提出了所谓“悉使生人无事”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之道备述教明政治,内修法令以实现自强,修仓禀、实甲兵、选贤任才,使其各安于其所,“如果不自治,是助虏为虐,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余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是靖内以修明,徐图缓进的长远之计、深思之策。而中策之所成,则是以急进勇攻为主,提出“取魏”,魏即魏博,系河北三镇中粲骜不驯而积骠悍之心数十年者,节度使反而降顺者数之。杜牧之《罪言》所论策,即以削平河北三镇为要务,然而杜牧并不急于对魏博三镇邃动刀兵,而是主张先重后轻,各个逐灭。他根据当时的地理形势分析道:“中策莫如取魏。魏于山东最重,于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东,以其能遮赵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同不可越赵以取燕,是燕、赵常取重于魏,魏常操燕,赵之性命也,故魏在山东最重。魏博传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复乱,更四姓,传十世,有州七。”

  杜牧针对日弊积久,势重难返的局势,提出了“先取魏,后图河北”的方略,而河湟之平定,略如牧言,杜牧之所言下策为“浪战”,即《孙子》所极力否定的“不计地势,不审攻守”,任意地采取军事行动和虚托民力。这对于收复河湟显然是极为不利的:“山东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后生所见,言语举止,无非叛也,以为事理正当如此,沈酣骨髓无以为非者”。由于长期的割据和叛乱,其悖风已习以为俗,故不可邃复,而又不可一战而定,故忌浪战。杜牧之为非言,实屈苦心孤诣,欲为国家划谋而不可得,故投制干谒而表奏宰辅以冀得用,又不敢直抒胸臆,惟以曲意微言以进,用心良可嘉也。故《新唐书》本传云:“牧追咎长庆以来朝廷指置之术,复失山东,巨封剧镇,所以系天下轻重,不得承袭轻授,皆国家大事,不当位而言,实有罪,故作《罪言》。”这是对于杜牧投效制策之心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出杜牧爱国之忱和报国之拳拳心眷。

  2.杜牧集论诗文中的制策思想:《原十六卫》

  唐制承隋,自高文肇立,即以隋制律典章为依据而立唐家规制。后由于兵乱纷割,托逐下移,藩将秉财赋节度军戎之权,遂不来朝,裂土以抗。杜牧针对唐室虽然立志恢复,却不能从根本上取消藩镇之制的政治局面,奋而提笔写下了《原十六卫》,以太宗旧制规谏唐帝序次文武,掌制机枢,以实现统一局面。文中广引开国之典,以为论据,冀能可复。

  杜牧在《原十六卫》中详引自隋季唐兴以来的文武职制,辖权用典,以为规谏之据:“国家始踵隋制,开十六卫,将军总三十员,属官总一百二十八员,署宇分部,夹峙禁省、厥初历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观之,设官原无谓者,其十六卫乎?本原事迹,其实天下之大命也”。继而杜牧详细记叙了唐代之所以柄落边将、权归幕藩的历史缘由,并从中找到原因,其用字精炼,言简意赅,颇有可足观者: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诏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博四夷。”诏曰“可”。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往矣,内无一人矣。趋辽走蜀,缭络万里,事五强冠,(奚、契丹、吐藩、云南、大石国)十馀年中,亡百万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烬燃,七圣旰食,求欲出之而不能也!这既是对于当时时势鞭辟入里的分析,又是对于国策与政治的自觉反思。杜牧对于当时局面透析的了解和论证的水准,固不出于同时之崔,武诸相之外,亦为同侪诗人与文学家中所少见。杜牧提出,天下大势的稳定和制衡应裁抑藩镇,政归中央,而妄加滥赏封制,设立节镇以御强藩的做法,是乱而复乱,分裂崩坼的根源。杜牧痛切于藩镇对国家的危害,战乱造成人民生活的颠沛流离,故而在文中犀利地指出:“近代以来,于其将也,弊复为甚。人嚣曰廷诏命将矣,名出,视为率市儿辈,益多赂金玉,负倚幽阴,折券交贷所能也,绝不识父兄礼仪之教,复无慷慨感慨之气。百城千里,一朝将之,其强杰愎勃者,则挠削法制,不使缚己,斩族忠良,不使违己,力壹势便,罔不为寇。其阴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敛……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尽知之乎”?

  总结以往的得失和教训,杜牧详明地提出了更复初唐旧制,即由太宗文皇帝传留下来的十六卫制,其核心实质是裁抑藩镇兵员,节制军权,便于势归中央,消除割据。对于跋扈之镇,飞扬之将,悉以抑制,免使致患。这是合理而中肯的政策,也是符合当时唐朝朝廷的实际政治情况的。杜牧对于治理边镇中运用文武之道作了如下的概论,以倡明国策,规化政制,也是他肺腑之言的真实吐露:“且武者任诛,如天时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时有春,是天下不能倒春秋,是豪杰不能总文武。是此辈受铖诛暴乎?曰于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于是乎在。

欲祸蠹不作者,未之有也。”杜牧在文中明确提出“豪杰不能总文武”的观点,以近代观点言之,即是军政分离,政财相制,庶几免重柄聚集于藩镇一人之手,这无疑是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的。文末奏雅,杜牧以点晴之笔道出了本篇的宗旨和作文的意旨:“伏惟文皇帝十六卫之旨,谁复而原,其实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卫》”。这无疑是对唐代统治者的规谏和呼呈,也是对于国策的直铮和忠言,这种精神对于当时的现实局势是具有进步和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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