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返乡，生出一个强烈的欲望，就是读杜甫。
少时读唐诗，喜欢“三李”。李白傲视权贵，张扬自我，可谓飞扬跋扈;李商隐耽于梦境，迷离惝怳;李贺兀兀不平乃遁入鬼域，奇崛而诡异。三人的个性很不相同，共通的地方唯是倾注内心，富于主观色彩，所以投合青年的口味。杜甫太倾向于社会，而且严谨有余而“浪漫”不足，我甚至怀疑他开始吟唱时就已经衰老了。
其实，杜甫有过一段颇称意的青春时光。二十岁时，他快马轻裘，浪游天下，然后进入京都，试图实现宏大的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想不到很快落第，而读书人考不上公务员就意味着没有了出路，只好咬紧牙关满满呆上十年，直到寄食的地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是什么滋味呢?他赶紧给皇上献上三大礼赋，好不容易赚来一个“左拾遗”的小官，结果，又因替人说好话给丢掉了。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漂泊生涯：别两京，赴同谷，下四川，再出峡而入湘楚，颠沛恓惶，最后在一条破木船上凄凉地死去。
京城是一个政治课堂，在这里，诗人目睹了以皇帝为首的特权集团的各种劣迹。这时，国势由盛转衰，又值安史叛乱，然而，无论社会如何动荡，都不曾使之有所收敛。集权与腐朽是一种共生现象，古今皆然。对此，杜甫在诗作中时有谴责。早先读过的《丽人行》，写杨玉环姐妹上巳节在曲江游春宴饮的盛况，记得那时欣赏的是华丽的文辞，其实，它对炙手可热的权势集团的讽刺，却是无比辛辣的。
流亡的道路打开了杜甫的视野，由此，他对底层生活有了深切的感知。他看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莱”，他听到“老弱哭道路，但愿甲兵休”，他写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述怀》、《北征》、《羌村三首》，以及有名的“三吏”、“三别”系列，以诗的形式为历史留下忠实的记录。从前以为杜甫是内敛的，压抑的，通读才知道，他其实是深情而又激越的。在诗集中可以看到，诗人常常使用对比的手段，展示整个社会的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严重性，控诉人世的不公。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通俗的诗句，人所熟知;相类的还有“富家厨肉臭，战地颅骨白”;“百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弟妹悲歌里，朝廷醉眼中”，等等。杜甫大量使用创伤性字眼，这在中国诗史上很少看到。他并不刻意追求传统的“诗意”，不考虑所谓的“及物”或“不及物”，不拘于格律等形式的教条，虽然他精于此道;实际上他更多地使用古体，尤其是当他为现实生活所压迫、所震骇，而决意以事实表达不平的时候。
经过安史之乱，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遭到带根本性的破坏，群体性的事件在各地涌现。当今学者普遍视暴力为畏途，而在1000多年前，以“腐儒”自称的杜甫，居然拒绝跟官府站在一起斥责“暴民”，将乱局的责任坐实到权力者身上。“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至今大河北，化为狼与豺。”为了争取生存权，顺民变得如狼似虎，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诗人写道：“莫道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想想看，这些“盗贼”，原本就是王政之下的臣民呵!又说：“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最高统治者是应当下罪己诏的。但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不可能具备反省检讨的能力，因为它自恃拥有十倍百倍于小民的合法性暴力，可以随时动用，直到用尽为止。
“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杜甫一方面称天子为“明君”，所处时势为“圣朝”，另方面，又表示不信任的态度，甚至于失望，说是“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正如他以儒家的传人自许，以“仁”，以“民本主义”作为人生和写作的最高原则，结果又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这里存在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意思的是，他对统治者的憎恶是分层级的，中央与基层不一样。可以比较《丽人行》和“三吏”、“三别”，对于基层官员的暴露和鞭挞是何等直接，但对于专权的高官，如总理级的杨国忠，处理就讲究多了，更不要说皇上。当时还不存在缜密的出版审查制度，但专制意识形态对创作是有要求的：“诗可以怨”，但要“温柔敦厚”，不满现实也不要直说。老杜基本上是恪守这个要求的，“激进”有一定限度，毕竟割不掉“第二种忠诚”的小尾巴。
我不敢苛求于古人。后来的诗人，事实上并不见得比杜甫做得更好。《诗经》之后，哲理诗起来了，山水诗和田园诗起来了，形式主义泛滥。好在有建安一代诗人，在战乱和废墟中守卫了诗歌的尊严;而杜甫，正是“建安风骨”的承继者。在诗歌史上，唐诗是公认的高峰。所谓“汉唐气象”，盛唐时期出了一批边塞诗，鼓吹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其实是侵略主义。《兵车行》批评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前出塞》也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杜甫是反战派，他把老百姓的身家性命看得比“国威”重要，这是了不起的。那时候，国家还不及后来的偶像化，或许这同“朕即国家”的旧公式有关。不过，在世界范围内似乎也如此，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所谓“国家主权”问题就变得突出了，被滥用原是不足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