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诗人杜甫的名人故事

2017-06-03 杜甫

  大家知不知道,在杜甫的一生中,留下来的不仅是他的千古名诗,还有一些令人寻味的小故事呢。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诗中常自称少陵野老。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审言之孙。自幼好学,知识渊博,颇有政治抱负。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天宝三载(744年)在洛阳与李白相识。后寓居长安(今属陕西)将近十年,未能有所施展,生活贫困,对当时的黑暗政治有较深的认识,靠献赋才得到一官半职。等到安禄山军攻陷长安,乃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长安收复后,跟随肃宗还京,接着出任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前往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世称浣花草堂。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武表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晚年携家出蜀,病死湘江途中。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疾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1400多首。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统治者的罪恶作了较深的批判,对穷苦人民寄以深切同情。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题材,反映出当时政治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许多优秀作品,显示出唐代由开元、天宝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故被称为“诗史”。比较而言,李白的诗天然涌发、飘逸而不可模仿;杜甫的诗则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以为人典则。就这一点来说,杜甫对后人的影响比李白要大。

  人们一想起杜甫,脑海浮现的多半是一位忧国忧民、朴实谦和的长者。但长者也曾年轻,温厚的人也有狂放的一面。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杜甫在后人面前呈现的,也许是另一种面貌。

  年少轻狂差点被杀

  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相遇于洛阳,被称为文学史上的大事。他们一起在山东一带漫游,一起拜访当时著名的道士。杜甫这样形容他们的日子: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即便多少有点夸张,那也是狂放不羁了——这就是青年时期的杜甫。在盛唐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胸襟开阔宏大,思想生气勃勃,狂放被认为是自信健康的一种美,所以李白的洒脱那样受人景仰,杜甫也自然流露着时代的骄傲。他们一起登临高台,慷慨怀古、纵论天下,令周围的人艳羡,又令人们觉得高深莫测。

  这是一个踌躇满志的'杜甫。和李白一样,他也是满腔治国平天下的狂想。不同的是,当时的李白已经从长安铩羽而归,而杜甫却正怀着一肚子好梦准备去碰碰运气。

  等待杜甫的仍旧是失败。即使这样,他依旧带着几分年轻的狂傲。在给唐明皇的上书中,毫不含糊地自称才华绝不在汉代的文学大家杨雄、枚皋之下。在今天看来,杨雄、枚皋的成就声名远不及杜甫,但在当时,杜甫的这种说法,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年少轻狂”。

  中年之后,杜甫仍然不时露出狂态。他在四川的生活是后半生为数不多的安定日子,这全靠他的故交、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应。但是,杜甫对严武也经常漫不经心。和严武见面的时候,杜甫经常连帽子都不戴,这在当时是极其失礼的举动。传说中最严重的一次,喝醉的杜甫坐上严武的座位,瞪着严武说:“严挺之还有这样的儿子!”直呼别人父亲的名讳,同样也是当时的大忌。杜甫这完全是借酒撒疯了。

  严武对杜甫虽然一贯友善,但身为一方军阀,他的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为小事杀人那是常事。严武尽管没有马上发作,心里却动了杀机。一天,严武召集部下准备去杀了杜甫,要不是严武的母亲及时救杜甫,我们今天就看不到“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样的诗句了。

  在杜甫的吟诵中,人们总是看到一个关心民间疾苦、善良又热心肠的老人,很难把他和那种轻狂对照起来。或许,人性的复杂多样正是这样吧。

  激情疏狂到消极引退

  杜甫的诗歌时常出现放歌纵酒的描述,中间多少能够体现出一点他的疏狂。而他的固执倔犟,似乎不容易看到。

  公元756年,唐宰相房琯率四五万军队在陈陶同安史叛军激战,由于指挥失当,差不多全军覆没,因此被朝廷罢官。杜甫此时刚刚当上了负责进谏的左拾遗,就向同样登基不久的唐肃宗上疏,认为房琯没有大罪过,应该仍旧给予重任。

  除了态度异常坚决外,杜甫说话有点没有分寸,终于把唐肃宗弄火了,下令审讯杜甫。这次是宰相和御史出面求情,大意是杜甫虽然冒犯龙颜,但也算尽职尽责,杜甫这才免了刑罚之灾。

  而侥幸逃过一劫后的杜甫居然还不见好就收,再次上疏为房琯的事情喋喋不休。这种不屈不挠的脾气和唐朝初年的名臣魏徵非常相似,不达目的决不收手。但魏徵风云际会、恰逢明主,遇到了唐太宗这样千古少见的头脑清楚的皇帝,才成就了一代谏臣的名声。杜甫碰到的唐肃宗可就没那么明白了,从此就不怎么答理杜甫,不久便找了个借口把他打发了事。杜甫无家可归只好投奔了在四川做节度使的严武。杜甫和严武幕府的同僚不和,不久就向严武请辞。严武没有答应,杜甫就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请。碰上这样的倔脾气,严武大概也被磨得受不了,只能让杜甫回草堂当平民去了。

  杜甫诗集中有这样一首诗,可以当他人格的象征: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茆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这位佳人,身份是非常名贵的,境遇是非常可怜的,情绪是非常温厚的,性格是非常高亢的,这便是他本人的写照。

  杜甫从政梦想最终破灭。从在唐肃宗中央政府的积极进取,到在严武地方政府的消极请辞,杜甫从政的热情似乎消退了。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对国乱民困的忧虑始终如一。

  多情自古伤离别

  与李白相比而言,杜甫对他们之间仅1年多交谊的记忆,却是愈久弥新。现存1400多首杜诗中,与李白有关的有20来首,其中直接寄赠、思念李白的,就有10首,大多作于李杜分手之后。这些都是呕心沥血、情真意切的名作。这些诗中,有对李白的绵绵思念:“终朝独尔思”、“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乃至于“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有对李诗的具体评价:“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有对李白成就的极度推崇:“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虽然他此时的诗艺其实已超过了李白;有对李白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遭遇的惋惜和同情:“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浑然忘了自己其实更为憔悴。

  杜甫多愁善感。同样对落魄的唐明皇,李白是讥讽挖苦,杜甫却寄予深刻的同情:“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哀江头 》)对落难的王孙(《 哀王孙 》)和受苦的百姓(如三吏、三别),即使对不相识的人也都抱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仁者情怀,对于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更是爱得一往情深,最沉痛的如《 同谷七歌 》中“有弟有弟在远方”和“有妹有妹在钟离”两首,其真情至性的流露,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前人但知他“每饭不忘君”,不知他每饭不忘亲,不忘友,不忘人,乃至不忘物,且听他说“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再看他的《缚鸡行》、《义鹘行》、 《 观打鱼歌》、《又观打鱼歌》,其对草木鱼虫的爱心跃然纸上,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仇兆鳌说他“爱物几于齐物”了。所谓的忠君爱国,不过是对天地万物的大爱的逻辑结果,梁启超封他为“情圣”,恰如其分。没有如此多情的心灵,绝对写不出那般抑扬顿挫的作品。1400多首杜诗,大都是发自内心的血泪相迸发的产物。“药里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情酬郭十五判官 》),写诗写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真乃诗坛第一人。

  一半撑死一半饿死

  政治上不得志是一种不幸,但杜甫悲惨境遇的根源是他生活的潦倒,他后半生最大的敌人竟然是饥饿。

  天宝五年(746年),杜甫35岁,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漫游,来长安求仕,以实现扶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然而,此时的唐玄宗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昏庸迷信,生活极端腐化。不过,他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迷途天子还是可以返回正路的,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在艰难困苦中咬紧牙关,坚持既定观念,困居长安达10年之久。

  他来长安不久,父亲便去世了,这使他的生活失去了经济来源。渐渐地,他需要依赖亲友的周济了。有时去长安城南的终南山采些草药,拿到市场出售以糊口。有时去买政府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甚至有时竟过上乞讨的生活。“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都是他卑屈生活的真实写照。

  衣衫褴褛,经常挨饿,动不动就是十来天没米下锅。他的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杜甫每每前去走动。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使他深受感激的是有一位叫王倚的青年朋友对他的款待。有一次杜甫闹疟疾,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步,来到王倚家门。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问清原委之后,十分同情,虽说家境也不富裕,还是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于艰难困苦中受此厚遇,激动得手脚轻旋,病体顿时松快了许多,写诗对王倚说:“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 (《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饥饿之苦,可以预见。杜甫曾一度把家属接到长安城南的下杜城,不久便因生计问题而被迫迁移到长安东北240里的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寄居在县署公舍里。

  这种生活状态,杜甫在长安持续了10年。等杜甫混到一个小官的职位时,已经有点太晚了。他上任不久回家探亲,进门听到的是小儿子活活饿死的噩耗。一代“诗圣”沦落到这步惨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原来不只是眼见,还是切身之痛。生活的艰难并未使杜甫后退归隐(当然,他也时时在诗中表露隐逸的念头,但终未实践),客观上,它使杜甫始终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从而有可能对社会和人生加深认识。

  安史之乱时,“饿”依然是杜甫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流离失所的岁月里,他拾过橡栗、挖过野芋,辗转挣扎到四川时,已经一身是病。在杜甫的诗中,流露出对贫苦民众那么真切的同情哀怜,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付出太过沉重了。

  杜甫的死也与饥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杰出诗人却落得如此下场,大概令后人感到不安,于是人们对杜甫的死因做了种种解释,并推断出溺死、病死等各种说法。然而,纵然真是这样,种种推论对诗人本身的痛苦也没有任何补益。杜甫以他的颠沛痛楚见证了盛世唐朝的没落,他那些伟大诗篇,就是他一生悲苦的哀鸣,也是一个辉煌时代走向终结的哀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诗人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时间的隔离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但历史的真相却不能够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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