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白雪乌鸦》赏析

2020-10-03 迟子建

  引导语:《白雪乌鸦》是迟子建的一部以晚清哈尔滨鼠疫为题材的长篇作品,2011年1月14日小说《白雪乌鸦》获双年奖“年度最佳”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应该怎么赏析?

  迟子建《白雪乌鸦》赏析

  《白雪乌鸦》对于迟子建格外充满挑战。这是一部以晚清哈尔滨鼠疫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因此,在鼠疫的正面袭击之下,如何限制苦难、如何规划苦难,在文本中延续作家一以贯之的温情路线?某种意义上,这样密集而正面袭来的苦难(鼠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恰恰是研究迟子建温情风格的最佳标本。从我随手记下的四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处理“苦难”的四项技术。

  日常化。小说从霜降时分写起。客栈老板王春申一架轻便马车,踢踢踏踏在哈尔滨城内打转。原来他的正妻吴芬和小妾金兰各自偷了汉子——小说从巴音和翟役生这样的引子人物身上,把关系网架起。米店纪永和夫妇、醋店老板周家祖孙、烧锅店主傅百川、秦八碗等小人物排队入场。小说家平缓的叙述一开始就沉落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哈尔滨傅家甸区小市民王春申家的蜚短流长,构成了鼠疫入侵的前奏曲。

  日常化的鼠疫,并不完全控制死亡领域。《白雪乌鸦》里,并非所有人死于鼠疫。在疫病高峰期,年老的周于氏,因为孙子的一句笑话竟然活活笑死。秦家老娘同样得养天年,孝子秦八碗剖腹自尽。陈雪卿的土匪男人在被包围之后拔枪自尽,风姿卓绝的糖果店老板自己穿戴整齐之后从容赴死……日常化,避免将灾难推到极致或过分夸大——鼠疫不是一只笼罩天地的蛮横大手,它必须承认自身的不足,必须与滚滚红尘分享人物的死因。

  不仅如此,人物的唏嘘与欢欣,时常溢出疫病的范围。翟役生这样的出宫太监,本是文本中社会地位最低者。鼠疫来临时,他的心思始终围绕着吴兰、猫、宫中旧忆以及那条假命根子。疫病高峰期,周耀祖、喜岁乐观地往返于住处与隔离区之间,笑声不断。丑角似的周耀庭,“性”致勃勃,不忘要对日本药房老板娘下手。失去妻妾的王春申,在疫病结束后坐在空荡荡的车上,依旧惦念白俄女歌唱家谢尼科娃。

  克制。描写一种罕见的灾变,需要奔逸的想象力,也需要控制想象的知性缰绳。迟子建并没有过多放纵对灾难的自由联想,而是极力控制其杀伤力,甚至有意将之遮蔽起来。

  死人的面容,缺乏细致的描绘。小说前段巴音的死,已然是全篇为数不多的直接表现死亡的场景——却也不过是“面色青紫,口鼻有血迹,眼睛虽然睁着,但眼珠一转不转”。在迷恋死亡、畸形、残暴的当代文坛,这样的克制,是否格外抢眼?

  无独有偶,小说刻意回避主要人物的死亡场面。作家不是挖空心思去分别勾勒喜岁、周耀祖的'死,金兰、继宝的死与谢尼科娃的死,而是以极简略的方式一笔带过。陈雪卿的自尽,秦八碗的剖腹,既不香艳,也不血腥。“秦八碗大概怕母亲独自在异乡人群,孤单得慌,剖腹陪伴他娘去了。”概述,显然要比视觉性地呈现剖腹场景要收敛得多。

  进一步说,垂死者的心理空间,被遮蔽了。等死的漫长时间,是求生意志最后的舞台,也是扭曲的人格、蓬勃的欲望以及种种仇恨的策源地。对此当代作家灵感泉涌,迟子建却弃之不顾。她并不进入这些可怜生物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喜岁、金兰,或者秦八碗、谢尼科娃,都是喑哑的。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多少值得商榷。

  相对于描写死前发黑的面部、扭曲的身体与挣扎的灵魂,作家更喜欢走笔于晚清哈尔滨的城市空间。小说第一、二、三、五、六章,均以大段的风景描写为开端。抒情的运笔,让这些空间具有格外动人的意味,好处在于冲淡尸体的呈现,也间断了死亡主题的过分持续。

  我们的疑问也随之出现。疫病院、隔离区以及最后藏着鼠疫病人的恐怖的教堂,是小说中屡次提及,却并没有“贴近”去写的三处空间(读者仅仅跟随喜岁和伍连德的脚步,有短暂的停留)。事实上,这三处空间仿佛三个黑洞,人只要进去了,就几乎再也没有出来过。小说家更愿意长时间停留在“外部”,没有深入那肮脏、阴暗的疾病的巢穴,也就并未完全释放灾难本身的创伤性。

  除了场面、心理与城市空间的三重遮蔽外,尚有第四个维度的留白。作家所写的人物表面具有全面性(男女老幼、官员、医生、日本人、俄国人),实则同属衣食无忧的城市中上等收入者。惟一的翟役生在亲人的接济下,不仅满足温饱,亦可时有牙祭。小说围绕客栈老板、醋店老板、粮店老板为铆钉打造的人物关系网,恰恰遗漏了都市贫民这一维度。大灾大疫带来的“大饥”与“大寒”,因为小说对贫困阶级的遮蔽大为弱化。当然,贫民阶级的引入,会不会冲破温情情调,以至于最终威胁到小说需要抵达的结论?这可能是作者更关心的问题。

  偿付。小说家驱使鼠疫、灾难或命运夺走的东西,会在文本的结尾处,以某种新的方式回归。比如《逝川》,吉喜大妈孤苦寂寥的晚年,在篇末众人悄悄赠予的泪鱼中,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再比如《白银那》,健硕的卡佳之死无疑是创痛性的,然而村里人的和解以及新一代青年的爱情,使逝去的美好重临人间。

  《白雪乌鸦》最后一章取名“回春”,鼠疫的冬天过去了——这一象征性的收束,在提示生命与宁静的复归。

  伴随结尾出现的,是密集的生育意象。于晴秀——小说中的理想东北女人,顺利生产。新生儿同样取名“喜岁”,为的是纪念死去的儿子。傅家烧锅半疯的老板娘苏秀兰莫名怀孕,遮遮掩掩地延续了秦八碗的血脉,也无形中拯救了濒临倒闭的傅家烧锅。

  最后一章所提供的幸福不仅如此。青云书馆的头牌翟芳桂,鼠疫中死了男人,却继承了粮店与陈雪卿的糖果店。粮店储存的大豆帮助中国酱油店站住了脚跟,打击了日本人加藤的吞并野心。其次,王春申的第二任老婆吴二家的,不敢再殴打继英。最后,随着酒桌上的一次招呼,人人轻贱的翟役生终于获得了傅家甸人的接纳。如同新生命的降临一般,翟役生成为了傅家甸的新成员。

  小说结尾,王春申拉着空车,行走在逝去的俄国美人曾经的必经之路上,在花圃边他看见谢尼科娃的丈夫已经再娶,新太太是面包店的尼娜。熟悉前文的读者立刻会意——幸亏是谢尼科娃生前喜欢的胖大美人尼娜,而不是令人厌恶的日本人美智子。其实,在与美智子的竞争中尼娜何以胜出,我们不必追究。惟一的合理解释是,死者长已矣,作者却不忘给予她微薄却实在的补偿——不让她的丈夫投入敌人的怀抱,而是让他娶了一个亡妻认可的女子。

  如此婉转、隐晦与慈悲,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迟子建式的结尾。

  自我消解。作家在散布“天灾”的同时,故意造成了“人祸”的缺席。鼠疫与日常生活的其他苦难之间并未形成“滚雪球”的联合效应,相反,却因彼此对抗而解除了部分武装:纪永和与贺威的罪恶的“典妻”计划,因为这两个男人的提前死亡而中止。由于鼠疫的从中作梗,更广泛维度上的中日、中俄关系并未得到有机展开:加藤信夫对傅家烧锅的收购行动,从未成功进行;王春申与俄国移民之间的关系,略嫌潦草。因为“人祸”的缺席,作家笔下的苦难尽管已经具备了时间的绵延性与持久性,然而稍欠纵深与推进。

  另一方面,“恐惧”与“欲望”的缺席,也构成了灾难的“自我消解”。也许有一批评论家会津津乐道于迟子建笔下人物的从容淡定。的确,鼠疫并非生活的全部,疫病可以染黑他们僵死的脸,却不能让尊严的心停止搏动。问题在于,过早抵达的从容,会不会使迟子建小说中的灾难从诞生起,就面临取消的命运?

  恐惧,是灾难的左手——叙事强度的维持,需要人物恐惧感的定时哺育。欲望,是灾难叙事的右手——人物求生的欲求,是激化灾难的必要条件。《白鹿原》的人们燃烧着怕与爱,无论是食、是权或者性,这都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倾轧绞杀与各色不幸提供了丰沛的动机。迟子建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这是老天往回收人呢。人拗得过天吗?”金兰说完,吩咐王春申多抱点柴火进来,说是吴二家的牛是老牛,估计得费柴火。”

  是“坚韧”也好,是“隐忍”也罢。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物告诉你,这不过是“老天往回收人”,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小题大做。

  小说家有意识地将苦难拉近“日常化”的层面,特意“遮蔽”苦难某些创痛性的棱角,积极主动地“偿付”温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对苦难事先进行了“自我消解”。这样的“温情”无疑维系了小说家的风格,亦创造了灾难叙事中少见的温婉一脉。无疑,这是小说家又一次成功的文学尝试。

  只是面对鼠疫这样恐怖而莫可名状的巨大灾难,“温情”是否会削平题材内在的独特性?过分对视角进行限制,会否掩盖贫困阶层在灾变之中的真实处境与独特光辉?当然,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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