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长恨歌序》与《长恨歌传》的关系

2017-11-01 长恨歌

  在中国,对《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体化,以陈寅恪之说为代表。陈寅恪先生从文体方面着眼,先引用宋人赵彦卫《云漫钞》卷8的话说:

  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然后根据此一段文字推论出《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关系:

  既明乎此,则知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赵氏所谓诗笔系与史才并举者。史才指小说中叙事之散文言。诗笔即谓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其“笔”字与六朝人之以无韵之文笔者不同)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陈氏之传当之。

  随后进一步推论说:

  总括论之,《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之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之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

  陈氏的观点迄今在学术界仍具很大的影响,如邓乔彬、高翠元《〈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文,就是在陈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体裁的亲缘关系来感受它们同样为‘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

  二是《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疏离。夏承焘先生在《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中从三个方面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提出商,最后得出结论说:

  《歌》与《传》之可以分离独立,此即为最自然、最了当之解答。元和间人虽好为小说,然白氏此歌,只是一篇故事诗而已,陈君必牵率以入小说之林,又强绳以赵彦卫温卷之体,求之过深,反成失实,是亦不可以已乎!

  后来,吴庚舜发表了《唐代传奇荣的原因》一文,对陈寅恪的观点也提出不同看法:

  所谓一韵一散的结合,却根本不是唐传奇的本来面目。首先,陈寅恪先生和他的赞同者举出的那些作品,除《长恨传》在叙述创作过程的部分提到《长恨歌》、《莺莺传》提到《莺莺歌》外,互相之间连这一点小小的、外在的联系也没有。也就是说,这些各自独立的'、完整的诗篇和传奇,尽管题材相同,但它们是由两个不同的作家用不同的体裁写成的两个作品,不能生拉活扯硬拼在一起算作一个作品……其次,《太平广记》把《长恨传》和《长恨歌》刻在一起,在传末还有几句话来钩连《长恨歌》,似乎可以作为孤证来支持陈先生论点,但这个孤证是不足据的。

  以上所引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以及其后学者无论是沿袭还是反对陈寅恪观点的文字,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全面利用日本流传的《长恨歌》资料。我们现在运用日本流传的《长恨歌序》,对《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加以研究,虽然尚难彻底解决歌与传的关系问题,但至少可以为《长恨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补充新的材料。

  日本流传的抄本《长恨歌序》,主要有六地藏寺藏本、《正宗敦夫文库》本、贞享元年刻印的《歌行诗谚解》所收的《长恨歌序》影印本,以及日本京都博物馆所藏的庆长古活字版影印本。序文有如下内容:

  长恨者,杨贵妃也。既葬马嵬,玄宗却复宫阙,思悼之,致令方士求致,其魂魄升天入地,求之不得,乃于蓬莱山仙室,见素颜惨色。流泪谓使者曰:我本上界诸仙,先与玄宗恩爱之故,谪居于下世,得为夫妻。既死之后,恩爱已绝,今来求我,恩爱又生,不久却于人世为配偶,以此为长恨耳。使者曰:天子使我至此,既得相见,愿得平生所玩之物,以明不谬。乃授钿合一扇,金钗一股,与之曰:将以此为验。使者曰:此常用之物也,不足为信。曾与至尊平生有何密契,愿得以闻。答曰: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曾复记否?使者还以钿合金钗奏。玄宗笑曰:此世所有,岂得相怡?使者因以贵妃密契以闻。玄宗流泪恸绝,良久语使者曰:方不谬矣!今世犹言玄宗与贵妃处世间为夫妻至矣。

  有关《长恨歌序》的形成与流传,是白居易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下去。根据序本身的文字,大有这样两种可能:

  其一是白居易《长恨歌》原来就有自序,而中国的传本却散失了,因为白居易的诗传到日本比较早,在白居易生前日本就有传本了,故而在日本保存了下来。

  其二是日本人由于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钦慕,故而根据《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内容,写出这样一篇序文。

  两种可能中,我们认为第一种可能更接近事实。下面综合杨贵妃故事在日本的流传,与日本古代说话的情节,结合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背景加以考察。

  日本中世以后,有关《长恨歌》的故事很多,如平安末期《俊懒髓脑》就收有《长恨歌》物语,《今昔物语》卷14有《唐玄宗后杨贵妃依皇宠被杀语》,稍后一点的有《唐物语》与《平家物语》所收的《长恨歌》物语。日本说话集有一本名为《注好选》(东寺观智院本),产生于11世纪初期,是较早的说话集,现有东寺贵重资料刊行会编、株式会社东京美术昭和五十八年(1983)影印的本子。此本是仁平二年(1152)的古写本。仁平二年,相当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是南宋初期的一个写本。其中《汉皇帝密契》第110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更为重要:

  此汉皇别杨翁女之后,心肝不安,夜天更难明,昼英却不暮,痛心安息,悲泪弥润,于方士令魂魄。方士升碧落,入黄泉,适于蓬莱仙宫见索(素),相更问答,贵妃云:为遂宿习,生下界暂为夫妇,使者求吾丁宁得相见,早退依实可奏。方士云:御宇恋慕甚重,以言为证哉。贵妃授金钗一枝、钿合一扇云:此皇始幸时所赐物也。是以为证哉。使者云:是世所有物也。未决。犹有何密契?杨贵妃云:有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使者归报皇,时皇信之泣血流也。

  在这个写本中,就如此详细地叙述了杨贵妃与唐玄宗的故事,可见这一故事在日本中世以后流传非常广泛。日本学者新间一美写了《白居易与〈长恨歌〉》一文,认为日本流传的《长恨歌序》是《注好选》这段故事派生出来的。但是我们仔细以这一故事与《长恨歌序》对照,则知序文所言的情况较《注好选》记载更为复杂,《长恨歌序》的语言也较《注好选》所载故事流畅通达,《注好选》所载故事出于日本人之手是无疑的。故而笔者以为《注好选》的文字应该是从《长恨歌序》再融合《长恨歌》所叙述的内容而成的。

  我们如果对当时的政治背景加以考察,就可以了解人们对于杨贵妃是颇为同情的。因而白居易作《长恨歌》,以杨贵妃之死,作为长恨的因缘,也是顺理成章的。

  对于安史之乱发生的主因,唐人的看法往往与后人不同,他们认为是李林甫的误国造成的。即如陈鸿《长恨歌传》即云:

  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玄宗在位岁久,倦于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

  这里的“右丞相”就是李林甫。《资治通鉴·唐纪》“天宝三载”称:

  初,上自东都还,李林甫知上厌巡幸,乃与牛仙客谋增近道粟赋及和以实关中;数年,蓄积稍丰。上从容谓高力士曰:“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对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上不悦。力士顿首自陈:“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上乃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万岁。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周绍良《长恨歌传笺证》云:“《长恨歌传》写杨贵妃故事,而首先提李林甫,主要是当时士大夫们认为酿成安禄山事变的,追溯源流,还是应该推到李林甫身上。”故而周氏引用崔群《论开元天宝讽止皇甫疏》云:

  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初得姚崇、宋、卢怀慎、苏、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

  又《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十一载”则称: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是知玄宗政治腐败,始于开元二十四年(736)。李林甫专权十九年,将唐朝政治弄得极度败坏。而杨贵妃受到玄宗的宠幸,是在此数年之后。故而后人将国家衰乱之责归之杨贵妃,是不恰当的。而对于唐玄宗来说,安史之乱后,有时对自己以前的用人不当有所悔悟与谴责,但对于杨贵妃的爱情却是没有变化的。因而对马嵬兵变中杨贵妃之死,只有怀念以至于痛心疾首。从这方面看,《长恨歌序》称“长恨者,杨贵妃也”,极为切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当然,白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又是根据民间传说而写成的,因而对于《长恨歌序》中杨贵妃死后成仙事,以及唐玄宗遣方士寻觅事加以说明,也是符合当时作诗的情况的。

  至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写作,则有先后的关系。根据《文苑英华》本《长恨歌传》云:“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则《长恨歌》作于前,《长恨歌传》作于后。而参以白居易《琵琶行》等诗,凡叙述较为复杂的事情而为诗者,白居易均作序加以说明缘由,故而《长恨歌》本来有序,也是符合情理的。

  但《太平广记》本《长恨传》末尾与《文苑英华》本有异:“至宪宗元和元年,县尉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之前,目为《长恨歌传》。”对此,汪辟疆加以阐释说:“嗣从《文苑英华》七百九十四得此文,与旧所者,文句多异。末段叙及鸿与王质夫、白乐天相携至仙游寺,质夫举酒邀乐天作歌一节,为《广记》本所无,乃知宋初固有详略两本;否则《文苑英华》为鸿之本文,《广记》所采,或经删削者也。”

  由此可以推论,白居易在写《长恨歌》时,是有序作说明的,后来,这篇序与《长恨歌》一起被传到日本。中土传白氏诗者,到了宋初,因为陈鸿《长恨歌传》叙述故事始末较详,故而置于《长恨歌》之前,而原有的《长恨歌序》渐次散失。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太平广记》、《丽情集》等在引用《长恨歌传》时,也对其文字加以删削,并在文中即称“冠于歌之前”。而从现存的《长恨歌》、《长恨歌序》、《长恨歌传》的关系来看,序与歌是一体的,而传与歌是疏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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